历史机遇促成的世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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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古代世界,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进程都发生在亚洲,这片广袤土地上的过往对于文明起源后的世界来说意义重大。在这里产生了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宗教,比如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犹太教、婆罗门、道教,儒教如果算的话(可惜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认为的);这里存在完整的几个文明类型:农耕文明(例如中国诸王朝)、草原文明(蒙古人)、海洋文明(腓尼基人);这里产生了影响当时已知世界的强大帝国:波斯帝国、贵霜帝国、汉帝国、大唐帝国、倭马亚王朝、阿巴斯帝国、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凡此种种,无法再用列举的方式再逐一介绍。
卷轶浩繁的历史著作为亚洲历史留下了很多文字记录和评述,提供完整而系统性的记录。然而透过这些冰冷的文字,我们更希望知晓“当代人”在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是怎么样的。很庆幸看到了旅行作者斯图亚特·戈登(Stewart Gordon)的这本书《极简亚洲千年史:当世界中心在亚洲(618-1521)》。作者将期间锁定在了公元618年到公元1521年之间:前者正好是亚洲东方最为繁荣强大的大唐帝国正式建立的年份,而罗马帝国已经灭亡,拜占庭帝国对于亚洲的影响力也逐渐降低,亚洲广阔草原、平原、大河沃野上的政治角力才刚刚展开;而1521年新航路已经打开,贪婪的殖民者灭亡了墨西哥土著王朝阿兹特克帝国,麦哲伦也即将完成全球航行但不幸死在菲律宾,中国的大明王朝正德皇帝逝世,标志着这个东方帝国也走向了衰落。
总之,戈登显然是有意识的选择了两个标志性的的时间刻度来确定所谓的亚洲时代。他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术作品,并未按照完整的时间体系、朝代谱系来记录,而是根据每个时间段或者某个重要王朝、国家的特定人物的传记、游记、书信记录来反映更接近于真实历史的故事内容,这些内容包含玄奘西游、阿巴斯帝国的使臣、著名学者、旅行者、商人、政治强人的传记和书信,而每一个人所留下的记录材料分别覆盖到了宗教、思想文化、权力与国家关系、消费习惯、商业贸易。看起来琐碎,但是有助于理解个人行为背后的亚洲社会及历史背景。
虽然亚洲很少缺席过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当时的世界中心确实处于戈登为我们所划定的这个时间段。这里有多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一事实的发生。
【亚洲具备资源导向型扩张的广阔空间】
整个已知世界的文明萌发已暂告段落,当时亚洲、欧洲、北非这些已知世界基本进入了文明社会,并且彼此之间基本建立起信息联系。而历史上某个文明的发展和强盛,并不是取决于孰早孰晚,而是在于谁具备有更多的资源或者取得更多的资源,历史本身是资源导向型的发展过程。因此,在这个时间段里,当已知世界并无更多的能力去发现新的未知世界得到发展的空间的前提下,亚洲广袤的地域和丰富自然资源,庞大的人口基数,草场、耕地、贵重金属、物种都成为各个民族、部落、王朝所竞逐的地理空间。而亚洲复杂的族群、社会关系也为生产方式、思想文化的交流建立了广阔的空间,于是基于民族和宗教特色的文化,基于生产生活产生的科学技术,基于地域特色的饮食和艺术,等等,都竞相产生、不断传播和衍生发展。
【具备野蛮部落侵入后文明迅速复苏的根基】
气候的阶段性变化对于文明世界的冲击:从罗马帝国的衰落直至东方中国五胡乱华后隋唐帝国的兴起之前,整个欧亚世界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寒冷时代,导致草原部落、北方民族的大批南侵与文明世界的衰落。然而,因为气候原因所造成的的大迁徙造成了整个欧洲的野蛮化和长期沉寂,惟独在伊朗、印度、中国等相对具备农耕文明社会基础的地方抵御住了草原部落的侵袭。而这样一轮南下迁徙也再一次激活了亚洲广袤世界的又一波政权更迭、族群交融。战争之后的结果往往是人口锐减和流失,新王朝的安定在相当时间内会促进生产复苏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人口的迁徙和互相学习,许多新的技术会被创新和应用,草原部族也会被文明世界逐渐同化并融入。
而亚洲与罗马覆灭后的欧洲的不同在于,亚洲原有的文明仍然居于主体,而落后的北方民族更多的是被文明所吸收同化,而罗马文明则遭受重创,于是整个欧洲长期沉浸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缓慢发展。
【宗教与文化制度建立的认同与法律秩序】
亚洲长期以来的动荡促使人们思考一种更为有效的消弭纷争、建立认同的宗教或社会组织方式,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体系的成熟为相对统一的大帝国出现创造了条件。虽然亚洲东西两翼建立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无论是依靠宗教,还是依靠文化制度,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为伊斯兰和儒家帝国的出现建立了基础。无论人们是响应真主、哈里发的号召,还是认同孔孟圣学的训诫,两大帝国的存在提供了有效的法律秩序,促进了亚洲文明的昌盛,并为商业贸易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安定的空间。
而宗教和文化制度分别在统一帝国方面的实践,证明了宗教信仰、文化认同、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互相可替代性。因此书中有着这样一段话特别值得重视:
“伊斯兰信仰有更辽阔的眼界,要转化过去只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忠诚;这一点能与佛教为中亚、东南亚商路沿线以及中国的王者所提供的视野相提并论。而同一套法律也为非伊斯兰信徒明确划定了分际,整体而言,他们的日子远比在前一帝国治下来的轻松... ...打从穆罕默德那时起,伊斯兰就同时既是一套个人的信仰,也是个信徒的社群,更是个囊括了一大群非信徒且不断在扩张征服的国家。”
【持续而又旺盛的社会需求】
稳定而又繁荣的世界使得亚洲各国保持着持续而又旺盛的社会需求,刺激商业贸易的繁荣。虽然商业贸易常常需要政权的保护,但贸易的繁荣则在于各个政权相对稳定的存在以及庞大的内部消费和封赏,亚洲各国在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产和财富积累的基础时,促进了需求的增加和以及对于贸易的渴求。来往于亚洲各地的商人为各种新型消费、生产生活、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料,无论是奢侈品、铁器还是瓷器。而新航路的开辟同样得益于黑死病之后西欧社会新一轮生产力的进步和城镇生产旺盛所带来的庞大需求。而欧洲重新展示的强烈的贸易需求,以及在面对奥斯曼帝国时为探索资源另寻它途,也注定了亚洲时代的衰落。
总之,亚洲时代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或是孤立的历史阶段,北非的衰落,欧洲的沉寂为亚洲世界提供相对不受来自西方干扰的时代。就像一战前英国对于欧洲均势的作用一样,欧洲之于亚洲也存在这样的意义。因此,当欧洲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影响亚洲社会时,这种均势将会被打破,除了东亚的相对隔离外,亚洲才终于有机会开始一次新的洗牌,促使整个帕米尔高原以西能够在伊斯兰的引领下建立起信仰者的法律秩序的调整,而东方中国则能够在儒家政府的治理下持续保持相对稳定和统一。总之,是历史的机遇促成了一个亚洲时代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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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书评文章:
《雍正帝:被忽视的勤政帝王》
《帮规的意义》
《耶路撒冷是无辜的》
《文明的艰难相遇: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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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戈登显然是有意识的选择了两个标志性的的时间刻度来确定所谓的亚洲时代。他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术作品,并未按照完整的时间体系、朝代谱系来记录,而是根据每个时间段或者某个重要王朝、国家的特定人物的传记、游记、书信记录来反映更接近于真实历史的故事内容,这些内容包含玄奘西游、阿巴斯帝国的使臣、著名学者、旅行者、商人、政治强人的传记和书信,而每一个人所留下的记录材料分别覆盖到了宗教、思想文化、权力与国家关系、消费习惯、商业贸易。看起来琐碎,但是有助于理解个人行为背后的亚洲社会及历史背景。
虽然亚洲很少缺席过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当时的世界中心确实处于戈登为我们所划定的这个时间段。这里有多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一事实的发生。
【亚洲具备资源导向型扩张的广阔空间】
整个已知世界的文明萌发已暂告段落,当时亚洲、欧洲、北非这些已知世界基本进入了文明社会,并且彼此之间基本建立起信息联系。而历史上某个文明的发展和强盛,并不是取决于孰早孰晚,而是在于谁具备有更多的资源或者取得更多的资源,历史本身是资源导向型的发展过程。因此,在这个时间段里,当已知世界并无更多的能力去发现新的未知世界得到发展的空间的前提下,亚洲广袤的地域和丰富自然资源,庞大的人口基数,草场、耕地、贵重金属、物种都成为各个民族、部落、王朝所竞逐的地理空间。而亚洲复杂的族群、社会关系也为生产方式、思想文化的交流建立了广阔的空间,于是基于民族和宗教特色的文化,基于生产生活产生的科学技术,基于地域特色的饮食和艺术,等等,都竞相产生、不断传播和衍生发展。
【具备野蛮部落侵入后文明迅速复苏的根基】
气候的阶段性变化对于文明世界的冲击:从罗马帝国的衰落直至东方中国五胡乱华后隋唐帝国的兴起之前,整个欧亚世界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寒冷时代,导致草原部落、北方民族的大批南侵与文明世界的衰落。然而,因为气候原因所造成的的大迁徙造成了整个欧洲的野蛮化和长期沉寂,惟独在伊朗、印度、中国等相对具备农耕文明社会基础的地方抵御住了草原部落的侵袭。而这样一轮南下迁徙也再一次激活了亚洲广袤世界的又一波政权更迭、族群交融。战争之后的结果往往是人口锐减和流失,新王朝的安定在相当时间内会促进生产复苏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人口的迁徙和互相学习,许多新的技术会被创新和应用,草原部族也会被文明世界逐渐同化并融入。
而亚洲与罗马覆灭后的欧洲的不同在于,亚洲原有的文明仍然居于主体,而落后的北方民族更多的是被文明所吸收同化,而罗马文明则遭受重创,于是整个欧洲长期沉浸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缓慢发展。
【宗教与文化制度建立的认同与法律秩序】
亚洲长期以来的动荡促使人们思考一种更为有效的消弭纷争、建立认同的宗教或社会组织方式,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体系的成熟为相对统一的大帝国出现创造了条件。虽然亚洲东西两翼建立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无论是依靠宗教,还是依靠文化制度,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为伊斯兰和儒家帝国的出现建立了基础。无论人们是响应真主、哈里发的号召,还是认同孔孟圣学的训诫,两大帝国的存在提供了有效的法律秩序,促进了亚洲文明的昌盛,并为商业贸易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安定的空间。
而宗教和文化制度分别在统一帝国方面的实践,证明了宗教信仰、文化认同、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互相可替代性。因此书中有着这样一段话特别值得重视:
“伊斯兰信仰有更辽阔的眼界,要转化过去只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忠诚;这一点能与佛教为中亚、东南亚商路沿线以及中国的王者所提供的视野相提并论。而同一套法律也为非伊斯兰信徒明确划定了分际,整体而言,他们的日子远比在前一帝国治下来的轻松... ...打从穆罕默德那时起,伊斯兰就同时既是一套个人的信仰,也是个信徒的社群,更是个囊括了一大群非信徒且不断在扩张征服的国家。”
【持续而又旺盛的社会需求】
稳定而又繁荣的世界使得亚洲各国保持着持续而又旺盛的社会需求,刺激商业贸易的繁荣。虽然商业贸易常常需要政权的保护,但贸易的繁荣则在于各个政权相对稳定的存在以及庞大的内部消费和封赏,亚洲各国在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产和财富积累的基础时,促进了需求的增加和以及对于贸易的渴求。来往于亚洲各地的商人为各种新型消费、生产生活、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料,无论是奢侈品、铁器还是瓷器。而新航路的开辟同样得益于黑死病之后西欧社会新一轮生产力的进步和城镇生产旺盛所带来的庞大需求。而欧洲重新展示的强烈的贸易需求,以及在面对奥斯曼帝国时为探索资源另寻它途,也注定了亚洲时代的衰落。
总之,亚洲时代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或是孤立的历史阶段,北非的衰落,欧洲的沉寂为亚洲世界提供相对不受来自西方干扰的时代。就像一战前英国对于欧洲均势的作用一样,欧洲之于亚洲也存在这样的意义。因此,当欧洲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影响亚洲社会时,这种均势将会被打破,除了东亚的相对隔离外,亚洲才终于有机会开始一次新的洗牌,促使整个帕米尔高原以西能够在伊斯兰的引领下建立起信仰者的法律秩序的调整,而东方中国则能够在儒家政府的治理下持续保持相对稳定和统一。总之,是历史的机遇促成了一个亚洲时代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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