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香港的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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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为根据徐蚌會戰后二〇年所杜撰,並無考究)
先從《對倒》本身來說吧,一九七二年連載與《星島晚報》,但是反響平平,直到千禧年后才迎來了轉機,相繼被出版與改編搬上熒幕,劉以鬯這個名字才慢慢被國人所知曉,《對倒》才不至於明珠暗藏,我們才有機會能夠閱讀到這部文學作品,這樣看來我們多少是幸運的。
不只是文學,任何一類的藝術作品都是由內容與形式組成的,因此,許多文學作品的成敗就取決於在這兩者之間的均衡與否,過於注重形式則易使文本淪為形而上的空架,但只注重內容則會讓作品成為了‘故事’。對於《對倒》而言其本身不但是部著名的意識流小說,同樣是部將結構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的文學作品,同於書名,書的內容更是將‘對倒’進行了最徹底的闡釋。多層空間結構的的對倒、人物造型的對倒、人物及其身份的對倒、情節的對倒、性別與年齡的對倒....但是這種極端的結構設置卻沒有讓作品本身失真,這就要歸功于與其高度統一與配對的內容了,並且兩者組合還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繼而催生出了一種奇特的文字美感。
並且這種美感不是來自于詞句之間的華麗,而是從每個文字營造出的社會氛圍中來的,而這種‘氛圍’是每部傑出的文學作品所必備的,無論是像Marquez般注重宏大歷史的史詩敘事,還是如Dino至終關注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都是需要依靠這種‘氛圍’來進行細緻刻畫的。而這種‘氛圍’通俗而言就是人物所在的‘景’,一部小說可以沒有具體的人物,但‘景’是不可或缺的,而這正是許多文本作者所輕視的,一味的追求著豐滿的人物形象,卻忘記了人物的生動是需要‘景’來塑造的,沒了這個‘景’一切都如空中筑樓般,是為妄談。
《對倒》在‘景’這方面便是個中高手,但是很讀者卻因此忽視了作者對於人物的精心設定,因為亞杏與淳于白在文本之中就像個帶領者般,是對讀者進行引導的線索,所以就輕視了他們的作用,但這種人物形象在諸多藝術領域都是及其特殊的存在。在文學範疇他們叫‘浪蕩子’、在電影之中則被命名為‘行走的攝像機’....並且《對倒》本身是具有特殊性的,因為許多旅居或定居在香港的作家,都會受到粵語的影響,進而創作出許多‘白話’類型的文學作品。所以對於不懂的粵語的讀者,文本中過多出現的俚語與人物對話的語序不同,是會感到煩惱的。而這種特殊性的延伸在亞杏這一形象上尤為明顯,首先在粵語中‘亞’與‘阿’同音同意,那麼在人物上的對倒也就成立了,阿杏與淳于白,有姓之人與無姓之人。同時他們在時間的線性上也是對倒的,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回憶,幻想,過去,未來....
那麼回到最重要的‘氛圍’來,《對倒》中所表現出的‘氣氛’是具有內外之分的。其中作者著重的的呈現的是外;在一九六九年的香港,亞杏與淳于白在任意的一天中,從彌頓道到花園街,從旺角到星島,從平房到大廈,從舊人到新人,從明星到劫匪...從他們的眼睛中我們能看到充斥著消费文化烙印的香港,戰後對自身前途未知的香港,一個被結構了的香港,這個香港就像那積在玻璃另一面的灰塵看得見抓不著。就如學者為這段時間的別注一樣:“一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借來的終究不是自己的,到了某一天終究要還的。這就是文本表現在外的‘氣氛’,在內就是淳于白那斷斷續續的回憶,回憶在新加坡,在山城,在上海的過去,這就是內在的‘氣氛’,雖然零散卻不可或缺,正是這內外‘氣氛’的佈景,才讓《對倒》具有了對個體生命困境的展現。
他們在街道上漫無目的的閒散,他們被迫與時代齒輪的滾動,他們經歷著承受香港人生活中的總和,他們展現出了一九六九年香港市民生活的縮影,他們在享受著快速發展的經濟生活,同時承受著難以想象的物質負擔與精神困境。因為亞杏是個沒過去的人(無姓),所以她只能終日終日的幻想,幻想成為歌星,幻想影星,幻想嫁給一個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鄧光榮、有點像狄龍、有點像阿蘭德龍的男人;因為淳于白是個沒有未來的人,所以他只有永無終止的回憶,回憶他的親人,回憶他的故鄉,回憶他所牢記的一切。
而最為明顯的便是在結尾時,亞杏與淳于白都做了個夢,都與‘性’有關。就如自古而來人們所愛搬弄的那句話“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而食,色,性作為人類永存的三大生存困境,在這裡同樣有了體現,當亞杏與淳于白不在為基本的溫飽(食)所愁惱時,當然亞杏連‘食’都無法完全滿足的,畢竟她吃不到魚翅。那麼色與性其實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色可以歸類為精神上的欲念需求,而性則是生理上的需求了。在色上需求看似每個人都能通過意淫來滿足,其實不然,就像亞杏不斷幻想自己未來的男人、淳于白不停的回憶自己過去的女人一樣,他們的需求並不能通過這種方式得到解決。那更別談性了,一個年方十五,而另一個以年過花甲,年齡成為了他們需求的最大障礙,作者為了破除這一障礙,很偷巧的搬用了夢境,並且在夢境給出了很明確的指向。淳于白在夢中被蛇所纏繞,畢竟蛇性本淫是都認同的,而亞杏則因過多的幻想性愛而夢見狼人,被狼人追趕逼至懸崖。這就是他們的精神困境,一種無法根治的矛盾。
這便是劉以鬯對香港記憶的致敬與回溯,這一切同樣都包含著它的政治性,畢竟政治無法超脫與物外,這對於其他任何事物都是相同的,他們可以用同一種方式去思考,更是可以用同一種語言與形式來表達,或許那排骨茶與黑狗在燈柱上撒的尿的味道並無兩樣。
(PS;以上的評論是基於長篇《對倒》)
先從《對倒》本身來說吧,一九七二年連載與《星島晚報》,但是反響平平,直到千禧年后才迎來了轉機,相繼被出版與改編搬上熒幕,劉以鬯這個名字才慢慢被國人所知曉,《對倒》才不至於明珠暗藏,我們才有機會能夠閱讀到這部文學作品,這樣看來我們多少是幸運的。
不只是文學,任何一類的藝術作品都是由內容與形式組成的,因此,許多文學作品的成敗就取決於在這兩者之間的均衡與否,過於注重形式則易使文本淪為形而上的空架,但只注重內容則會讓作品成為了‘故事’。對於《對倒》而言其本身不但是部著名的意識流小說,同樣是部將結構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的文學作品,同於書名,書的內容更是將‘對倒’進行了最徹底的闡釋。多層空間結構的的對倒、人物造型的對倒、人物及其身份的對倒、情節的對倒、性別與年齡的對倒....但是這種極端的結構設置卻沒有讓作品本身失真,這就要歸功于與其高度統一與配對的內容了,並且兩者組合還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繼而催生出了一種奇特的文字美感。
並且這種美感不是來自于詞句之間的華麗,而是從每個文字營造出的社會氛圍中來的,而這種‘氛圍’是每部傑出的文學作品所必備的,無論是像Marquez般注重宏大歷史的史詩敘事,還是如Dino至終關注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都是需要依靠這種‘氛圍’來進行細緻刻畫的。而這種‘氛圍’通俗而言就是人物所在的‘景’,一部小說可以沒有具體的人物,但‘景’是不可或缺的,而這正是許多文本作者所輕視的,一味的追求著豐滿的人物形象,卻忘記了人物的生動是需要‘景’來塑造的,沒了這個‘景’一切都如空中筑樓般,是為妄談。
《對倒》在‘景’這方面便是個中高手,但是很讀者卻因此忽視了作者對於人物的精心設定,因為亞杏與淳于白在文本之中就像個帶領者般,是對讀者進行引導的線索,所以就輕視了他們的作用,但這種人物形象在諸多藝術領域都是及其特殊的存在。在文學範疇他們叫‘浪蕩子’、在電影之中則被命名為‘行走的攝像機’....並且《對倒》本身是具有特殊性的,因為許多旅居或定居在香港的作家,都會受到粵語的影響,進而創作出許多‘白話’類型的文學作品。所以對於不懂的粵語的讀者,文本中過多出現的俚語與人物對話的語序不同,是會感到煩惱的。而這種特殊性的延伸在亞杏這一形象上尤為明顯,首先在粵語中‘亞’與‘阿’同音同意,那麼在人物上的對倒也就成立了,阿杏與淳于白,有姓之人與無姓之人。同時他們在時間的線性上也是對倒的,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回憶,幻想,過去,未來....
那麼回到最重要的‘氛圍’來,《對倒》中所表現出的‘氣氛’是具有內外之分的。其中作者著重的的呈現的是外;在一九六九年的香港,亞杏與淳于白在任意的一天中,從彌頓道到花園街,從旺角到星島,從平房到大廈,從舊人到新人,從明星到劫匪...從他們的眼睛中我們能看到充斥著消费文化烙印的香港,戰後對自身前途未知的香港,一個被結構了的香港,這個香港就像那積在玻璃另一面的灰塵看得見抓不著。就如學者為這段時間的別注一樣:“一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借來的終究不是自己的,到了某一天終究要還的。這就是文本表現在外的‘氣氛’,在內就是淳于白那斷斷續續的回憶,回憶在新加坡,在山城,在上海的過去,這就是內在的‘氣氛’,雖然零散卻不可或缺,正是這內外‘氣氛’的佈景,才讓《對倒》具有了對個體生命困境的展現。
他們在街道上漫無目的的閒散,他們被迫與時代齒輪的滾動,他們經歷著承受香港人生活中的總和,他們展現出了一九六九年香港市民生活的縮影,他們在享受著快速發展的經濟生活,同時承受著難以想象的物質負擔與精神困境。因為亞杏是個沒過去的人(無姓),所以她只能終日終日的幻想,幻想成為歌星,幻想影星,幻想嫁給一個有點像柯俊雄、有點像鄧光榮、有點像狄龍、有點像阿蘭德龍的男人;因為淳于白是個沒有未來的人,所以他只有永無終止的回憶,回憶他的親人,回憶他的故鄉,回憶他所牢記的一切。
而最為明顯的便是在結尾時,亞杏與淳于白都做了個夢,都與‘性’有關。就如自古而來人們所愛搬弄的那句話“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而食,色,性作為人類永存的三大生存困境,在這裡同樣有了體現,當亞杏與淳于白不在為基本的溫飽(食)所愁惱時,當然亞杏連‘食’都無法完全滿足的,畢竟她吃不到魚翅。那麼色與性其實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色可以歸類為精神上的欲念需求,而性則是生理上的需求了。在色上需求看似每個人都能通過意淫來滿足,其實不然,就像亞杏不斷幻想自己未來的男人、淳于白不停的回憶自己過去的女人一樣,他們的需求並不能通過這種方式得到解決。那更別談性了,一個年方十五,而另一個以年過花甲,年齡成為了他們需求的最大障礙,作者為了破除這一障礙,很偷巧的搬用了夢境,並且在夢境給出了很明確的指向。淳于白在夢中被蛇所纏繞,畢竟蛇性本淫是都認同的,而亞杏則因過多的幻想性愛而夢見狼人,被狼人追趕逼至懸崖。這就是他們的精神困境,一種無法根治的矛盾。
這便是劉以鬯對香港記憶的致敬與回溯,這一切同樣都包含著它的政治性,畢竟政治無法超脫與物外,這對於其他任何事物都是相同的,他們可以用同一種方式去思考,更是可以用同一種語言與形式來表達,或許那排骨茶與黑狗在燈柱上撒的尿的味道並無兩樣。
(PS;以上的評論是基於長篇《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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