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社会与朋党政治——评朱子彦老师《中国朋党史》一书

江海一蓑翁
刚刚闭幕的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要求,再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之中。俗言有云: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探究当今中国政治生态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分析中国古代的朋党现象。上海大学朱子彦教授的新书《中国朋党史》,刚好可以给我们的上述诉求,提供一个合适的阅读指南。

从东汉年间的党锢之祸,到唐代晚期的牛李党争,从北宋时期的新旧党人之争,到晚明时期东林党、复社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朋党现象纷纷不绝。某种程度上来说,朋党现象既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当中的关键词和重要特征,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演化的核心线索。然而受制于历史学学科的内部分野,对于朋党现象的研究尽管一直大有人在,但大多以断代史为畛域,治汉史者研究党锢之祸,治宋史者研究新旧党人之争云云。这种以断代史为界限的研究状况,不只不能直窥中国古代社会朋党现象的全貌,也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朋党史》这样一本以整个中国古代史为论述范围的专门性通史著作的问世,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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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要求,再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之中。俗言有云: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探究当今中国政治生态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分析中国古代的朋党现象。上海大学朱子彦教授的新书《中国朋党史》,刚好可以给我们的上述诉求,提供一个合适的阅读指南。

从东汉年间的党锢之祸,到唐代晚期的牛李党争,从北宋时期的新旧党人之争,到晚明时期东林党、复社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朋党现象纷纷不绝。某种程度上来说,朋党现象既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当中的关键词和重要特征,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演化的核心线索。然而受制于历史学学科的内部分野,对于朋党现象的研究尽管一直大有人在,但大多以断代史为畛域,治汉史者研究党锢之祸,治宋史者研究新旧党人之争云云。这种以断代史为界限的研究状况,不只不能直窥中国古代社会朋党现象的全貌,也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朋党史》这样一本以整个中国古代史为论述范围的专门性通史著作的问世,是对于朋党现象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通史著作的广博和综合性,自然非一般断代史著作所能比,然而如果没有问题意识的牵引,这样的通史类著作也很容易写成各个朝代朋党现象的流水账式叙述,缺乏新意。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作者特意在全书正文之前,撰写了一篇名为《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的导论。导论长达近80页,占据全书内容的八分之一,对朋党的界定标准、主要特征以及其在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作用,均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

在作者看来,朋党现象的核心指向,是对于权力的争夺和再分配,而在组织形式上,则受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宗法制和乡土观念的重大影响,一般以血缘、地缘、师缘等为纽带。尽管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宋人欧阳修《朋党论》的一文,都强调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分,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但根据作者的研究与分析,用道德标准来评价党争之是非的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还是明末的东林、复社与阉党之争,尽管都被冠以秉承儒家理想的君子型士大夫与奸佞小人之间的斗争,但两者的核心指向,则都是官僚士大夫跟宦官之间争夺朝政主导权的权力斗争,宦官派系当中,并非均是小人,而士大夫派系当中,也很难完全用君子来界定。正如作者所说:“朋党的特征,就是门户之上,党同伐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无君子与小人之分。”

作者在本书中,不只摆脱了传统道德视角看待党争的窠臼,还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式特点,在朋党之间表面上的政见之争背后,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地缘、血缘脉络。以北宋神宗年间的变法为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间,表面上是变革与守旧之间的政见之争。然而通过作者的研究发现:支持新法的党人,如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都是南方人;而旧党之中坚,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都是北方人。由此,新旧两党之争,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南北两大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而围绕变法与否展开的争议,只是他们进行权力、利益争夺的表面诉求而已。这一点,从后来守旧派又分化出洛党、朔党和蜀党就可见一斑。

在一个“差序格局”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之中,任何朋党要想得以聚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缘和血缘脉络之外,官僚选拔制度中的亲近关系,也是其依托方式之一。汉代察举制下的察举者与被察举者之间,隋唐之后科举制下的同门(同一主考官录取的门生)与同年(同一年高中科举的士人)之间,就具备了某种天然的结成党人的可能性。正基于此,在帝制集权到达顶峰时期的清代,针对朋党现象的危害和官僚结党的可能性,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包括禁绝宦官干政,实施地域回避、社会关系回避、特定职务回避在内的三大回避制度等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仍然阻止不了清代的党争愈演愈烈。康熙初年的鳌拜党人、康熙末年的诸皇子夺嫡之争、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党人等等,都发展到了尘嚣日上、严重威胁皇权的程度。甚至上述三大回避制度,到了晚清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随着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也逐渐流于空文。

朋党现象的屡禁不绝,自然有其深层次的发生机制原因。一方面,在以公开、透明和完备退出机制著称的现代政治制度建立之前,官僚个体如果不借助于结党,就很难在瞬息万变的权力架构当中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官僚之间的结党立派,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利于最高统治者实施权力平衡,只要某一派别的势力不大到影响皇权的程度,皇帝对于官员之间的结党,并非一概意义上的反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组织严密、有着明显政治理念和诉求的政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朋党现象逐渐消寂,然而一旦权力运作机制不完善、不透明、不公开,各种朋党现象的变种,诸如前文所说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云云,就还会应运而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这本详细探究中国古代朋党现象的《中国朋党史》,内中记述,仍然非常值得当今的政治决策者反思和借鉴。

2016.11.6中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6年11月25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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