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人眼里无英雄?英雄还是英雄,仆从只是仆从
从平静的海上,安闲地眺望海上的破帆断樯。等到时机成熟,上帝便派遣他的圣子。
——题记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他首先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看待历史的方式,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
原始的历史的优点是把亲自观察多种事变的所得,留下一个清楚的印象和栩栩如生的描绘给后世的人。但它的缺陷在于,由于记录者生活在他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
反省的历史的精神则是超越现时代的。一部历史如果想涉及久远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世界,那么,著史的人必须真正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述,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事。
而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则是理性,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正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也因此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理性是宇宙的实体,正是由于在理性和合理之中,世界才能存在和生存。理性也代表着宇宙的无限权力。因为理性也是自己生存的唯一基础和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标,也是实现自己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这个目标不仅展现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也展示在精神宇宙的现象中,即世界历史之中。
真理是否如黑格尔所言呢?在这种普遍的观点中,是否只要理性的观点是正确,就足以构成一个民族各种事变和动作的内部指导的灵魂?笃信唯心史观的黑格尔试图告诉他的读者,只有观念才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世界各种事变的推动者。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里援引了阿拉克撒哥拉的一个著名的“努斯”的来说明自己的理性,黑氏认为努斯在古希腊就是一种一般的理智,理性不单是一种智力,也不仅是一种精神,而是不变的法则。
“我希望我已经寻找到了一位教师,他将昭示我自然和理性的和谐一致。”黑格尔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他对于阿拉克撒哥拉的不满的地方,须知,理性是不应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自然现象的,它需要一次普遍的抽象的升华。
在黑氏看来,理性支配着世界,这与上帝的真理有着连带关系,如同中古时代的上帝一样,理性正是以完全的自由来自己决定自己的思想。黑格尔明显看不起那些无神论者,假使上帝被置身事外,跳出了人事的范围,人们貌似可以放任幻想,肆意浪游。但我们其实被解除了义务,不再将知识归诸神圣其实是一种顽固而自负的办法。笔者毋宁认为,在黑氏那里,上帝的启示其实是理性支配世界的上一个版本,正是在这之后的人类思维精神的发展,进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摆在感觉和想象之间的东西,可以用思想来理解。“终有一天,人们会理解活动着的理性的丰富产物,那就是世界历史。”黑格尔如此启示道。
那么历史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和方法来实现其观念的呢?黑格尔的回答是:国家。
“哲学始于惊奇。”亚里士多德如此感叹。历史最初的利害关系也在于某种热情,没有热情,在黑氏看来,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情都不会成功。热情和观念,两者交织共同成为历史的经纬线。而两者具体的中和则在于国家内部的道德自由。热情更多属于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利己的企图产生的人类活动。但理念的力量不限于私人的活动,还好需要完成公共事业所应有的力量。所以,只有当人民的私利和国家的利益取得一致的时候,国家取得和谐的时期,才是国家繁荣,强盛和幸福的时刻。但问题在于,世界历史在其开始的时刻,并不抱有一种自觉的目的。欲望,兴趣,世界精神为完成其目的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关于目的,各人和各民族起初是无所知的。只是无意识和不自觉的在实现它。欲望和需要对于尚在完成的目的一无所知,但普遍原则同时又是蕴含在个别行动之中的,并且尤其来实现。“普遍的和一般的东西和个别的主管的东西相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是真理。”黑格尔如此写道。
以罗马时代著名的凯撒为例,在黑格尔看来,凯撒的军事胜利,不仅仅是其个人的胜利,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本能,历史让他来完成业已成熟的事业。伟大历史人物的特殊目的关联着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伟大历史人物不是从现行制度认准的,沉静有常的事物中,来取得它们的目的和事业。而是取自另外一个源泉,即内在的精神。历史上向前进展的精神,固然是每一个人内在的灵魂。但是就每一个人来说,这还只是不自觉的内在性,它需要由伟人来带到自觉。大众追随这些灵魂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自己感受着内在灵魂不可抗拒的力量。伟大人物正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
黑格尔写道:“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他们乐于承认一切伟大和崇高,并且欢迎他们的存在。”
理性自由的历史时刻来临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幻象,在这神圣观念的清澈光辉下,即将完完全全地消散。
只是,什么才是黑格尔眼中的真正的自由呢?
自由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的观念吗?在黑氏看来,这种关乎自由的观念,实际并不存在。相反,自由需要知识和意志的无穷训练,才可以找出和获得。自由需要国家和社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正是克服了自然状态下兽性的情感和原始的本能。发展到近代的代议制宪法政治,在黑氏看来同样是一种对于自由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依次,人民和政府是截然分开的,民众和政府的互相对峙中潜伏着一种恶意,这种恶意正是认为设计的一种存心不良的诡计。
一国文化的一般原则是民族精神,人类必须有着对于这种精神的统一,必须对此获得一种自觉。
最后,历史的进程会是如何呢?
首先,黑格尔要我们明确,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在精神的领域里,在黑氏看来,只有在精神的领域里,才会有新的东西发生。其中蕴含一种真正变化的能力,一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
第一个阶段是自由淹没于自然之中。
第二个阶段是进展到了自由的意识。
第三个阶段是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
在笔者看来,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两个观点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首先,在世界历史中,黑格尔主张道德无涉,各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断然不可以提出来与世界历史事业的完成相抵触。世界历史是将个人道德置之度外,置之不论的。因为精神本身为本身的最后目的,它不负任何责任,超越种种义务。
其次,黑格尔认为研究世界历史只需研究现在的东西就够了,哲学既然是求其真,便只需研究永久的现存的东西。哲学上貌似逝去的一切实则并没有逝去,因为观念永远是现存的。精神现在的状态必然是把先前的一切状态都包括在内了。黑氏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植物从种子开始生长,种子又是植物全部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弱点便是在于它的开始和结果,首尾不能相接。”
自此,黑格尔终于开启了他关于世界历史阶段的宏大叙事:
首先,历史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那里升起。在西方沉没的自觉的太阳也从这里升起,散播者一种更高贵的光明。世界历史便是未经管束的天然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训练。东方的历史从古至今只知道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君主,希腊和罗马的世界知道有一些人是自由的,到了日耳曼的世界人们开始知道全体人是自由的。对应于此,历史上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形式是民主或贵族政体,第三种形式是君主政体。
为什么会用这种不同的阶段区分呢?在东方,因为其基础只是一种直接的意识,一种实用的精神性,最初所发生的信仰,信心,服从。在黑氏看来都是一种实用的理性的自由,没有进展到一种主观的自由。这只是世界历史的幼年时期。在西方完全属于主观自由范围内的种种,在东方却全自普遍的东西内产生。观念的光荣仅仅来自于唯一的个人,在这唯一的权力面前,没有人可以维持一种独立的存在。东方仅仅是空间的存在,是非历史的历史。中国在黑格尔眼中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国度,形式的对峙都还没有发展。改变的变乱虽然有可能是不是发生在中心势力范围之外,终归还是无结果地消失在中心势力里边,不过是一种周而复始,终古相同的毁灭而已。历史随后从东亚过度到中亚,属于孩童的安宁和情于信任更是不再呈现,摇身一变为喧嚣骚乱。这可称为历史的少年时期。
希腊世界可以比作历史的青年时代,这里开始渐有个性的道德,道德的自由开始和主观的意志相结合。但缺点在于这种天然的道德还不是真正的道德,个人意志是无反省实行正义和法律规定的风俗习惯,个人本质上还是不自觉地统一于普遍的东西。
罗马世界进一步进行到历史上的壮年时代,它乃是为着一种普遍的目的而经营,里边的个人已经消失,只能够在普遍的目的下实现自己的目的。普遍征服了个人,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归在普遍之下。不过个人可以得到一种报答。那就是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那就是人格是被承认了的。
最后,日耳曼世界正是历史的老年时刻。这在黑格尔眼中不是衰朽,而是一种完满和成熟的力量。它重新回到了统一,以精神的身份回到了统一。思想的帝国现实的产生了,能够从世俗的东西去发现理性的东西,教会和国家的对峙消失了,精神存在与世俗事物之中。国家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有机的存在。在这里自由有了方法来实现它的概念和真理,这边也是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的目标。
东方世界在黑格尔看来有一种显著的原则,那就是实在性。司法只是当做表面的道德行事,只是当做强迫的道德而存在。西方去并不把道德当做纯粹的强迫,而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心灵。法律在东方被当做是当然的,绝对不错的,其中却缺少主观的认准,东方人在法律中没有认出自己的意志。
一、中国
在《历史哲学》中,中国最大的问题或许就是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
对峙,因此无从发出任何变化。中国和印度在黑格尔眼中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因为其中客观性和主观的统一完全消弭了两者的对峙。物质无从取得反省,取得自己的主观性。中国的统治没有个人的存在,只有君主专制政体。具体来说,实体精神和个人精神的统一演绎出来的就是家庭精神。中国无从发现主管性的因素,个人意识不曾反省和权力形成对峙。犹太教中,上帝是作为个人的否定。中国,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应该做什么。个人敬谨服从,相应的放弃他的反省和独立,在家庭之内,个人没有人格,只有血缘关系和天然义务,国家更是一种大家长。
中国人道德放任的意识可以从佛教的大行其道得到证明,这一个宗教把最高的绝对的东西认为虚无,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做最完美的成就。中国人在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不需要与最高的存在发生什么联系,这样的联系已经包含在道德,礼法当中。宗教,应是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内,专事想象它主要的性质,自己的内在,人便因此从政府和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在这种退隐之中,使自己从世俗权力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中国,在黑氏眼中,并没有这样一种独立性,在宗教方面,中国人是依赖性的,依赖于自然界的各种对象,最崇高的依然是物质的上天。中国宗教含有以人事影响自然的成分,认为人的行为绝对影响事情的发展。
科学在中国也就仅仅只能描述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见解,不去探索一种内在的逻辑。中国人的基本原则是道,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的学术,然而这和科学研究并没有联系。
黑格尔更是如此评价孔子道“孔子的学说含有一种反复申说和迂回性,使得他不能出于平凡之上。”
二、印度
在黑格尔看来,印度具有一种美学上的最可爱的形式,一种内在的美。矛盾的东西都已经消失其中,只有感觉和灵魂在这种美中呈现出来。世界在印度这里被转变为一个爱的花园了,但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的概念来仔细观察,黑格尔对印度有这样一句很有意思的断言:“初见时愈显得动人,后来在任何方面便愈显得微不足道。”
印度对于事物的理解在黑格尔看来一种普遍的泛神论,这是一种想象的泛神论,而不是思想的泛神论。感官的东西扩大到无限,神圣的东西因此显得怪诞,杂乱而可笑。把一切普遍的东西都加以神化的后果必然伴随神圣本身的坠落。事物被大大剥夺了理智,就好像人类被剥夺了自身的稳固性一样。
黑格尔承认梵文是欧洲语言的根本,更认同印度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移民出发点。但黑格尔认为这种散播是在历史以前,因为历史并不单指过去,它必须表现为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在黑格尔眼中,中国缺少分立的自由,不同的种种缺乏独立性。那么,在黑格尔看来,印度有其主要的进步,独立的各分子从专制的统一中分支出来。但印度文化同样没有意识到自由和内在的道德,所有的分支仅仅是职业和种姓制度上的。印度阶层的区分,就好比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个人自由主观性的结果,印度阶层的区分更带有一种仙石神袛和平常凡人的区分。
印度具有某种二元性,抽象的统一为一面,抽象的感官特殊性为另一面。这恰恰是针对人神的两重崇拜方式。一方面表现为自我意识的灭绝,一方面表现为放纵无度,无法无天。
在印度,想象的主观性便是一种自然和精神的统一,但自然的东西并不表现为一个理智的世界,精神的东西也并不表现为一种自觉。
黑格尔最后如此形象的总结道:“印度精神是一种心不在焉的梦境,一种忘掉自己的放纵,他使种种对象也成为不真的对象和不定的虚空。印度人则是一群身体和心灵都感到困乏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无法忍受,于是被迫到梦境中去寻找一种虚幻和癫狂的幸福。”
三、犹太
在犹太人中,黑格尔看到一种精神的净化,一种纯粹的思想产物。在如今的西方宗教看来,断不能陷入某种散漫荒唐的概念,认为内容是无足轻重的,而形式是重要的。但容忍在犹太教中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是绝对排他性的,犹太民族的上帝只是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
四、埃及
埃及精神的最大特点在黑格尔看来应是一种特殊性,在种种方面,都表现出自己在封闭的各种的特殊性之中。精神在各种特殊性中间激动着,不宁静地从一种特殊性进入到另一种特殊性,但是这个精神从未上升到普遍的和崇高的东西。
五、希腊
紧接着埃及,黑格尔认为精神要出现真正的对峙,只要考其因为本身的不同,才能够取得力量来实现自己。希腊精神,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和克服这种不同而诞生的美丽,自由的产物。
在希腊戏剧的对象中,有很多英雄的个人,独立的决断行事,毫不顾忌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公共法律。亚里士多德说哲学从惊奇中产生,黑格尔对此的解释并不是因为精神在自己的经验里遇到了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相反的,在黑氏看来,激发希腊精神发生惊奇的,乃是自然里自然的东西,希腊人从自己的精神里答复了自然的许多问题。希腊人不受迷信的约束,他把感官的东西变成了思考的东西,神谕的判决是从精神中蜕化出来。
虽然个人的精神自由是有了,但还没有进展到抽象的程度。希腊人还没有进不到直接依赖实体,依赖国家。在希腊人的自由观念中,个人的意志在生命力的整个范围之内不受任何限制。但国家的抽象性,希腊人还不认识,希腊人的观念里只有一个生动的祖国。
最后,这希腊一章中,黑格尔热情地讴歌的希波战争的历史意义,认为这场战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正是寓示着精神和文化的胜利,寓示着亚细亚原则失去了它的力量。
六、罗马
拿破仑有一次向歌德谈及自己对于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区别的看法,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再也没有支配人类的“命运”,在现代悲剧中,命运被“政治”代替了。
罗马国家的宗旨,就是要使个人在道德上为国家牺牲,所以世界沉沦在某种哀怨之中。心是破碎的,和精神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断绝,然而正是如此,在黑格尔看来,才能产生超感官的,自由的精神。
正是由于罗马人始于一种野蛮粗犷的状态,完全没有道德自然的感觉,对于家庭关系更是冷漠无情,但正是因为这样,在罗马人中间,出现了某种有限的自我意识,理智的抽象观念,和人格的严密原则。正是由于罗马世界非精神性,非感情的理智,才出现了成文法律的渊源。但这种沉闷的内在性,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精神的客观性。在成文法下,平民取得了当选为高级官吏的权力,并且设法取得了土地田产方面的摊额。由此给了一般平民谋生的工具。各民族在内部冲突解决了之后,全力对外时,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力量,两个阶级取得了平衡,但仍然缺少一个主要的中枢,支持的重点。当爱国的情感得到满足之后,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观念立即遭到了打击,个人性格反而变得更有力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罗马对外战争的光荣伟大,一方面又是内战的恐怖残酷。
斯多葛主义诞生于此时此刻,怀疑主义的不动心就是无目的,对于一切内容的否定性,正是因为身居一个凡事都不安稳的世界,这刚好是一种绝望的劝慰。
七、基督教
如果说现代世界在现实方面的创始人是凯撒,那么世界精神和内在存在则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开始了。犹太民族在这时取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他们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精神达到了绝对的自我意识。
在亚当和夏娃堕落故事的神话表象里,便可以看出邪恶生于自觉。堕落并不是偶然的吃一个苹果,而是永痕的精神的历史。因为只有人类才是精神的,换句话理解,只有人类才为自己。上帝当时说道:“看啊,亚当现在和我们一模一样,懂得善恶了。”人类正是从精神而得以理解上帝的存在。但精神并不单纯寄托某种感官上的生存,或者说这只是一种过渡阶段,基督只有死了,他才是精神。“一旦我离开了你们,精神将引导你们去取的一切真理。”基督的神性,正是需要一个人自己的精神来证明,而不是依靠各种奇迹。
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无限自由的光辉还未能透过世俗的存在,主观的自由还没有取得它应有的合法性。精神王国依旧采取者物质教会王国的形式。
八、日耳曼
宗教改革开始于德意志,简而概之路德的理论就是说,上帝的世间生存就是无限的主观性,即真实的精神性。基督教并不显示一种外在的形式里,而是根本属于精神的。主观的精神应该把真理的精神引入他自身,使得在哪里有一栖身之所。
世俗的东西被认为能够本身具有神圣的东西,世俗的东西过去被认为是恶,善被认为是超世间的。人类现在明白,世间的国家道德和法律也是神圣的东西。精神自己的精神在自由的现实中被理解,精神代替了宗教信仰,这就是黑格尔看来的启蒙的意义。
黑格尔批判了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政府的各种部署,总会被貌似拥护自由的人所反对,国家的任何行为都会被指责为特殊意志的独断和独裁权力的表现。多数意志推翻了执政的内阁,由反对党继任,但反对党一旦成为当局,又会遭到多数人的敌视。骚动和不安成为法国的常态。
黑格尔对此对于法国的革命行为不屑一顾,日耳曼的伟大正出于此,公理进而自由所受的束缚桎梏不经良心的解放不能被打破,不经一番宗教改革根本没有资格进行一场革命。
到底什么才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笔者认为或许最精要的概括就是出自于这本书结尾的那句:“哲学所关心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
上帝存在吗?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代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而根本就是上帝的命运。
也难怪,当哲学式微之后,理性的韦伯历史社会学依然还要感叹:起主宰作用的,不是科学,而是命运。
方亦元
2015年10月2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宿舍
——题记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他首先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看待历史的方式,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
原始的历史的优点是把亲自观察多种事变的所得,留下一个清楚的印象和栩栩如生的描绘给后世的人。但它的缺陷在于,由于记录者生活在他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
反省的历史的精神则是超越现时代的。一部历史如果想涉及久远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世界,那么,著史的人必须真正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述,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事。
而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则是理性,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正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也因此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理性是宇宙的实体,正是由于在理性和合理之中,世界才能存在和生存。理性也代表着宇宙的无限权力。因为理性也是自己生存的唯一基础和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标,也是实现自己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这个目标不仅展现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也展示在精神宇宙的现象中,即世界历史之中。
真理是否如黑格尔所言呢?在这种普遍的观点中,是否只要理性的观点是正确,就足以构成一个民族各种事变和动作的内部指导的灵魂?笃信唯心史观的黑格尔试图告诉他的读者,只有观念才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世界各种事变的推动者。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里援引了阿拉克撒哥拉的一个著名的“努斯”的来说明自己的理性,黑氏认为努斯在古希腊就是一种一般的理智,理性不单是一种智力,也不仅是一种精神,而是不变的法则。
“我希望我已经寻找到了一位教师,他将昭示我自然和理性的和谐一致。”黑格尔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他对于阿拉克撒哥拉的不满的地方,须知,理性是不应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自然现象的,它需要一次普遍的抽象的升华。
在黑氏看来,理性支配着世界,这与上帝的真理有着连带关系,如同中古时代的上帝一样,理性正是以完全的自由来自己决定自己的思想。黑格尔明显看不起那些无神论者,假使上帝被置身事外,跳出了人事的范围,人们貌似可以放任幻想,肆意浪游。但我们其实被解除了义务,不再将知识归诸神圣其实是一种顽固而自负的办法。笔者毋宁认为,在黑氏那里,上帝的启示其实是理性支配世界的上一个版本,正是在这之后的人类思维精神的发展,进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摆在感觉和想象之间的东西,可以用思想来理解。“终有一天,人们会理解活动着的理性的丰富产物,那就是世界历史。”黑格尔如此启示道。
那么历史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和方法来实现其观念的呢?黑格尔的回答是:国家。
“哲学始于惊奇。”亚里士多德如此感叹。历史最初的利害关系也在于某种热情,没有热情,在黑氏看来,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情都不会成功。热情和观念,两者交织共同成为历史的经纬线。而两者具体的中和则在于国家内部的道德自由。热情更多属于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利己的企图产生的人类活动。但理念的力量不限于私人的活动,还好需要完成公共事业所应有的力量。所以,只有当人民的私利和国家的利益取得一致的时候,国家取得和谐的时期,才是国家繁荣,强盛和幸福的时刻。但问题在于,世界历史在其开始的时刻,并不抱有一种自觉的目的。欲望,兴趣,世界精神为完成其目的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关于目的,各人和各民族起初是无所知的。只是无意识和不自觉的在实现它。欲望和需要对于尚在完成的目的一无所知,但普遍原则同时又是蕴含在个别行动之中的,并且尤其来实现。“普遍的和一般的东西和个别的主管的东西相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是真理。”黑格尔如此写道。
以罗马时代著名的凯撒为例,在黑格尔看来,凯撒的军事胜利,不仅仅是其个人的胜利,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本能,历史让他来完成业已成熟的事业。伟大历史人物的特殊目的关联着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伟大历史人物不是从现行制度认准的,沉静有常的事物中,来取得它们的目的和事业。而是取自另外一个源泉,即内在的精神。历史上向前进展的精神,固然是每一个人内在的灵魂。但是就每一个人来说,这还只是不自觉的内在性,它需要由伟人来带到自觉。大众追随这些灵魂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自己感受着内在灵魂不可抗拒的力量。伟大人物正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
黑格尔写道:“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他们乐于承认一切伟大和崇高,并且欢迎他们的存在。”
理性自由的历史时刻来临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幻象,在这神圣观念的清澈光辉下,即将完完全全地消散。
只是,什么才是黑格尔眼中的真正的自由呢?
自由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的观念吗?在黑氏看来,这种关乎自由的观念,实际并不存在。相反,自由需要知识和意志的无穷训练,才可以找出和获得。自由需要国家和社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正是克服了自然状态下兽性的情感和原始的本能。发展到近代的代议制宪法政治,在黑氏看来同样是一种对于自由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依次,人民和政府是截然分开的,民众和政府的互相对峙中潜伏着一种恶意,这种恶意正是认为设计的一种存心不良的诡计。
一国文化的一般原则是民族精神,人类必须有着对于这种精神的统一,必须对此获得一种自觉。
最后,历史的进程会是如何呢?
首先,黑格尔要我们明确,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在精神的领域里,在黑氏看来,只有在精神的领域里,才会有新的东西发生。其中蕴含一种真正变化的能力,一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
第一个阶段是自由淹没于自然之中。
第二个阶段是进展到了自由的意识。
第三个阶段是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
在笔者看来,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两个观点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首先,在世界历史中,黑格尔主张道德无涉,各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断然不可以提出来与世界历史事业的完成相抵触。世界历史是将个人道德置之度外,置之不论的。因为精神本身为本身的最后目的,它不负任何责任,超越种种义务。
其次,黑格尔认为研究世界历史只需研究现在的东西就够了,哲学既然是求其真,便只需研究永久的现存的东西。哲学上貌似逝去的一切实则并没有逝去,因为观念永远是现存的。精神现在的状态必然是把先前的一切状态都包括在内了。黑氏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植物从种子开始生长,种子又是植物全部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弱点便是在于它的开始和结果,首尾不能相接。”
自此,黑格尔终于开启了他关于世界历史阶段的宏大叙事:
首先,历史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那里升起。在西方沉没的自觉的太阳也从这里升起,散播者一种更高贵的光明。世界历史便是未经管束的天然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训练。东方的历史从古至今只知道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君主,希腊和罗马的世界知道有一些人是自由的,到了日耳曼的世界人们开始知道全体人是自由的。对应于此,历史上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形式是民主或贵族政体,第三种形式是君主政体。
为什么会用这种不同的阶段区分呢?在东方,因为其基础只是一种直接的意识,一种实用的精神性,最初所发生的信仰,信心,服从。在黑氏看来都是一种实用的理性的自由,没有进展到一种主观的自由。这只是世界历史的幼年时期。在西方完全属于主观自由范围内的种种,在东方却全自普遍的东西内产生。观念的光荣仅仅来自于唯一的个人,在这唯一的权力面前,没有人可以维持一种独立的存在。东方仅仅是空间的存在,是非历史的历史。中国在黑格尔眼中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国度,形式的对峙都还没有发展。改变的变乱虽然有可能是不是发生在中心势力范围之外,终归还是无结果地消失在中心势力里边,不过是一种周而复始,终古相同的毁灭而已。历史随后从东亚过度到中亚,属于孩童的安宁和情于信任更是不再呈现,摇身一变为喧嚣骚乱。这可称为历史的少年时期。
希腊世界可以比作历史的青年时代,这里开始渐有个性的道德,道德的自由开始和主观的意志相结合。但缺点在于这种天然的道德还不是真正的道德,个人意志是无反省实行正义和法律规定的风俗习惯,个人本质上还是不自觉地统一于普遍的东西。
罗马世界进一步进行到历史上的壮年时代,它乃是为着一种普遍的目的而经营,里边的个人已经消失,只能够在普遍的目的下实现自己的目的。普遍征服了个人,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归在普遍之下。不过个人可以得到一种报答。那就是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那就是人格是被承认了的。
最后,日耳曼世界正是历史的老年时刻。这在黑格尔眼中不是衰朽,而是一种完满和成熟的力量。它重新回到了统一,以精神的身份回到了统一。思想的帝国现实的产生了,能够从世俗的东西去发现理性的东西,教会和国家的对峙消失了,精神存在与世俗事物之中。国家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有机的存在。在这里自由有了方法来实现它的概念和真理,这边也是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的目标。
东方世界在黑格尔看来有一种显著的原则,那就是实在性。司法只是当做表面的道德行事,只是当做强迫的道德而存在。西方去并不把道德当做纯粹的强迫,而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心灵。法律在东方被当做是当然的,绝对不错的,其中却缺少主观的认准,东方人在法律中没有认出自己的意志。
一、中国
在《历史哲学》中,中国最大的问题或许就是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
对峙,因此无从发出任何变化。中国和印度在黑格尔眼中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因为其中客观性和主观的统一完全消弭了两者的对峙。物质无从取得反省,取得自己的主观性。中国的统治没有个人的存在,只有君主专制政体。具体来说,实体精神和个人精神的统一演绎出来的就是家庭精神。中国无从发现主管性的因素,个人意识不曾反省和权力形成对峙。犹太教中,上帝是作为个人的否定。中国,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应该做什么。个人敬谨服从,相应的放弃他的反省和独立,在家庭之内,个人没有人格,只有血缘关系和天然义务,国家更是一种大家长。
中国人道德放任的意识可以从佛教的大行其道得到证明,这一个宗教把最高的绝对的东西认为虚无,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做最完美的成就。中国人在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不需要与最高的存在发生什么联系,这样的联系已经包含在道德,礼法当中。宗教,应是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内,专事想象它主要的性质,自己的内在,人便因此从政府和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在这种退隐之中,使自己从世俗权力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中国,在黑氏眼中,并没有这样一种独立性,在宗教方面,中国人是依赖性的,依赖于自然界的各种对象,最崇高的依然是物质的上天。中国宗教含有以人事影响自然的成分,认为人的行为绝对影响事情的发展。
科学在中国也就仅仅只能描述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见解,不去探索一种内在的逻辑。中国人的基本原则是道,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的学术,然而这和科学研究并没有联系。
黑格尔更是如此评价孔子道“孔子的学说含有一种反复申说和迂回性,使得他不能出于平凡之上。”
二、印度
在黑格尔看来,印度具有一种美学上的最可爱的形式,一种内在的美。矛盾的东西都已经消失其中,只有感觉和灵魂在这种美中呈现出来。世界在印度这里被转变为一个爱的花园了,但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的概念来仔细观察,黑格尔对印度有这样一句很有意思的断言:“初见时愈显得动人,后来在任何方面便愈显得微不足道。”
印度对于事物的理解在黑格尔看来一种普遍的泛神论,这是一种想象的泛神论,而不是思想的泛神论。感官的东西扩大到无限,神圣的东西因此显得怪诞,杂乱而可笑。把一切普遍的东西都加以神化的后果必然伴随神圣本身的坠落。事物被大大剥夺了理智,就好像人类被剥夺了自身的稳固性一样。
黑格尔承认梵文是欧洲语言的根本,更认同印度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移民出发点。但黑格尔认为这种散播是在历史以前,因为历史并不单指过去,它必须表现为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在黑格尔眼中,中国缺少分立的自由,不同的种种缺乏独立性。那么,在黑格尔看来,印度有其主要的进步,独立的各分子从专制的统一中分支出来。但印度文化同样没有意识到自由和内在的道德,所有的分支仅仅是职业和种姓制度上的。印度阶层的区分,就好比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个人自由主观性的结果,印度阶层的区分更带有一种仙石神袛和平常凡人的区分。
印度具有某种二元性,抽象的统一为一面,抽象的感官特殊性为另一面。这恰恰是针对人神的两重崇拜方式。一方面表现为自我意识的灭绝,一方面表现为放纵无度,无法无天。
在印度,想象的主观性便是一种自然和精神的统一,但自然的东西并不表现为一个理智的世界,精神的东西也并不表现为一种自觉。
黑格尔最后如此形象的总结道:“印度精神是一种心不在焉的梦境,一种忘掉自己的放纵,他使种种对象也成为不真的对象和不定的虚空。印度人则是一群身体和心灵都感到困乏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无法忍受,于是被迫到梦境中去寻找一种虚幻和癫狂的幸福。”
三、犹太
在犹太人中,黑格尔看到一种精神的净化,一种纯粹的思想产物。在如今的西方宗教看来,断不能陷入某种散漫荒唐的概念,认为内容是无足轻重的,而形式是重要的。但容忍在犹太教中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是绝对排他性的,犹太民族的上帝只是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
四、埃及
埃及精神的最大特点在黑格尔看来应是一种特殊性,在种种方面,都表现出自己在封闭的各种的特殊性之中。精神在各种特殊性中间激动着,不宁静地从一种特殊性进入到另一种特殊性,但是这个精神从未上升到普遍的和崇高的东西。
五、希腊
紧接着埃及,黑格尔认为精神要出现真正的对峙,只要考其因为本身的不同,才能够取得力量来实现自己。希腊精神,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和克服这种不同而诞生的美丽,自由的产物。
在希腊戏剧的对象中,有很多英雄的个人,独立的决断行事,毫不顾忌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公共法律。亚里士多德说哲学从惊奇中产生,黑格尔对此的解释并不是因为精神在自己的经验里遇到了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相反的,在黑氏看来,激发希腊精神发生惊奇的,乃是自然里自然的东西,希腊人从自己的精神里答复了自然的许多问题。希腊人不受迷信的约束,他把感官的东西变成了思考的东西,神谕的判决是从精神中蜕化出来。
虽然个人的精神自由是有了,但还没有进展到抽象的程度。希腊人还没有进不到直接依赖实体,依赖国家。在希腊人的自由观念中,个人的意志在生命力的整个范围之内不受任何限制。但国家的抽象性,希腊人还不认识,希腊人的观念里只有一个生动的祖国。
最后,这希腊一章中,黑格尔热情地讴歌的希波战争的历史意义,认为这场战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正是寓示着精神和文化的胜利,寓示着亚细亚原则失去了它的力量。
六、罗马
拿破仑有一次向歌德谈及自己对于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区别的看法,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再也没有支配人类的“命运”,在现代悲剧中,命运被“政治”代替了。
罗马国家的宗旨,就是要使个人在道德上为国家牺牲,所以世界沉沦在某种哀怨之中。心是破碎的,和精神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断绝,然而正是如此,在黑格尔看来,才能产生超感官的,自由的精神。
正是由于罗马人始于一种野蛮粗犷的状态,完全没有道德自然的感觉,对于家庭关系更是冷漠无情,但正是因为这样,在罗马人中间,出现了某种有限的自我意识,理智的抽象观念,和人格的严密原则。正是由于罗马世界非精神性,非感情的理智,才出现了成文法律的渊源。但这种沉闷的内在性,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精神的客观性。在成文法下,平民取得了当选为高级官吏的权力,并且设法取得了土地田产方面的摊额。由此给了一般平民谋生的工具。各民族在内部冲突解决了之后,全力对外时,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力量,两个阶级取得了平衡,但仍然缺少一个主要的中枢,支持的重点。当爱国的情感得到满足之后,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观念立即遭到了打击,个人性格反而变得更有力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罗马对外战争的光荣伟大,一方面又是内战的恐怖残酷。
斯多葛主义诞生于此时此刻,怀疑主义的不动心就是无目的,对于一切内容的否定性,正是因为身居一个凡事都不安稳的世界,这刚好是一种绝望的劝慰。
七、基督教
如果说现代世界在现实方面的创始人是凯撒,那么世界精神和内在存在则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开始了。犹太民族在这时取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他们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精神达到了绝对的自我意识。
在亚当和夏娃堕落故事的神话表象里,便可以看出邪恶生于自觉。堕落并不是偶然的吃一个苹果,而是永痕的精神的历史。因为只有人类才是精神的,换句话理解,只有人类才为自己。上帝当时说道:“看啊,亚当现在和我们一模一样,懂得善恶了。”人类正是从精神而得以理解上帝的存在。但精神并不单纯寄托某种感官上的生存,或者说这只是一种过渡阶段,基督只有死了,他才是精神。“一旦我离开了你们,精神将引导你们去取的一切真理。”基督的神性,正是需要一个人自己的精神来证明,而不是依靠各种奇迹。
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无限自由的光辉还未能透过世俗的存在,主观的自由还没有取得它应有的合法性。精神王国依旧采取者物质教会王国的形式。
八、日耳曼
宗教改革开始于德意志,简而概之路德的理论就是说,上帝的世间生存就是无限的主观性,即真实的精神性。基督教并不显示一种外在的形式里,而是根本属于精神的。主观的精神应该把真理的精神引入他自身,使得在哪里有一栖身之所。
世俗的东西被认为能够本身具有神圣的东西,世俗的东西过去被认为是恶,善被认为是超世间的。人类现在明白,世间的国家道德和法律也是神圣的东西。精神自己的精神在自由的现实中被理解,精神代替了宗教信仰,这就是黑格尔看来的启蒙的意义。
黑格尔批判了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政府的各种部署,总会被貌似拥护自由的人所反对,国家的任何行为都会被指责为特殊意志的独断和独裁权力的表现。多数意志推翻了执政的内阁,由反对党继任,但反对党一旦成为当局,又会遭到多数人的敌视。骚动和不安成为法国的常态。
黑格尔对此对于法国的革命行为不屑一顾,日耳曼的伟大正出于此,公理进而自由所受的束缚桎梏不经良心的解放不能被打破,不经一番宗教改革根本没有资格进行一场革命。
到底什么才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笔者认为或许最精要的概括就是出自于这本书结尾的那句:“哲学所关心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
上帝存在吗?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代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而根本就是上帝的命运。
也难怪,当哲学式微之后,理性的韦伯历史社会学依然还要感叹:起主宰作用的,不是科学,而是命运。
方亦元
2015年10月2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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