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继承人

冗长的前言 已经到了深夜。我在想以一种怎样的叙述方式来写这份报告呢？以简明扼要的提纲，用术语和长句构造出一种看似冗长但却意涵丰富，读起来令人一气呵成（有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句子？还是以一种形式上更随意的方式，散文或诗的方式来行文？在接受了布尔迪厄和华康德两个好友盛情的邀请后，我很希望以后一种方式与大家分享。至少是不那么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装出一副客观的样子，因为理论应该是热情而动人的沉思。 在开始讨论前，我想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加粗部分为引者加，下同］ 正如卡尔所言，他的讨论只是指向“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并不是要指责任何个人。布尔迪厄这里同样如此——他并不是要指责作为个体的大学生——在座的各位和我。可是布尔迪厄一旦要将教育系统构建成一个研究对象，就不得不面对其中的个人，至少他无法避免他的读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划归到他的论述中。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脸辣辣的，觉得有些时候他就是在说我自己，而且把我自己说得很不堪（例如他对“小资产阶级”的习性和大学生“中选者”的一些论述，在后文中我会再次说明），但在此我希望提请大家注意，他并非在批评个人，他所论述的只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想类型”。 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点，我只是想尽可能“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这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继承人》，它将以一种反思性视角审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我们——大学生，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或无意地，视为当然的，乃至珍视和不容他人侵犯的私人领地——文化领域——我们对文学、音乐、电影、书籍的特定偏好以及对特定价值、政治立场，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自由主义的追求。布尔迪厄并不否认这些价值，他只是指出这些价值从何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由神圣的上帝赐予我们，而是由我们所处的社会境况赋予我们。他“解构”［ 我们可以对“解构”这个术语进行更精确的界定。在德里达看来，“解构”意指“栖居”（inhabit），在一个对象的内部进行理论式的关照。“解构”（deconstruction）不是“摧毁”（destruction），而只是对建构之物的重新理解和反思。］的不是价值本身，而是特定价值得以形成其特权地位“巫术般”的秘密，或许他的确消解了一种“文化的神圣感”，把我们拉回了惯常的生活世界。但他从来不是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漠然（indifference）来对待文化问题［ 参见：《反思》p.111-113］，在这一点上，我曾误解过布尔迪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可能和我一样有或有过类似的误解。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述。 我们或许难以接受他看似决定论的理论建构——这些喜好，不但只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我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连，而且它们对社会区隔和不平等的产生也起到了隐秘而微妙的促进作用，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教育系统当中。个人喜好居然导致了社会不平等？难道为了达成社会的平等目标我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喜好？当然不——我们当然可以既保有自己的喜好，也能致力于社会平等的伦理目标——这正是布尔迪厄为我们提供的一幅反思社会学的图景。充分理解我们身处的教育系统内部造成不平等的内在逻辑，在洞察这种逻辑的基础上寻求改变的可能，尽管这个逻辑是如此的隐蔽，甚至让作为文化继承人的我们感到不快，这正是在《继承人》的最后为我们勾画出的作为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的蓝图。我的这个开场白好像有些太长了，我在继续写作之前，请允许让我表白吧！我是喜欢布尔迪厄的，正因此，我将充分表明我的前见，这里的观点只是我眼中的布尔迪厄，但我们对他的理解将在下面进行的讨论中生成性地被重新构建。好，我们进入正题吧！ "这只是一个开端"：教育研究的综合视角 为了保持正文行文的完整，又能让提纲挈领地让大家迅速理解我的论述逻辑，在下面的每一个部分，我都会列出一个论证的简要清单，指出我想要表达什么 1.《继承人》的重要价值在于整合的学科视角，意图打破“早熟的学科分工”［ 参见：《反思》p.27］所造成的研究壁垒，以综合的观点来看待教育问题； 2.《继承人》作为布迪尔厄的早期著作，尽管没有使用后来为我们所熟知布氏术语，但他想表达的核心概念已经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这正有助于我们以一种“生成性”的观点来看待布迪厄的思想，而不是像直接面对他大部头著作——如《区隔》时，对他构建的精密的概念工具报以男神般［ “男神”是对布尔迪厄“神圣化”概念的文学比喻。关于“神圣化”的相关论述，参见：《反思》p.77，注释1］的崇拜。 1979年，《继承人》一书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布尔迪厄在卷首题写了《美国版前言》，在其中他对《继承人》的价值做了自我评价： 人们可能会用“五月风暴”中的宣示来评价《继承人》，这在1968年的5月很常见：“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付梓15年后，对我而言，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这样一种努力：它力图将社会世界的诸方面整合在一起。而社会世界中的传统及社会科学的分工倾向于将各种分析分立进行——例如对退学的分析、教育系统的功能及其运行，对学术话语和文化的区别性接受的分析以及对阶级文化的分析。特别想说的是，《继承人》故意要打破教育社会学中一种盛行的传统，并为社会学勾勒出一个图景——文化再生产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面向。为了解后来的工作，人们需要参照15年内进行的所有经验研究。这些研究覆盖了法国教育系统的所有方面，及其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但并非要编纂一种“趋势报告”，更可取的是将本书视为最近一篇文章的一个缩略版本［ 指《再生产》］，它代表了一种对教育系统的研究方向。（罗炜译） 皮埃尔·布尔迪厄 巴黎 1979 前言中的加粗部分是我提请大家注意的地方。布尔迪厄对自己早期学术著作的价值评价的关切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理论纲领的综合视角［ 对这一部分的理解源自《反思》p.27，详见《第五节：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总体性社会科学》］；二是对社会不平等的延续机制内部逻辑——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洞察。 第一个理论纲领贯穿布迪厄后来研究工作，我们将看到，他力图打破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人为划分的二元论区隔。以最技术化的视角来看，我们会不止一次地发现他对统计学方法的大量运用，以及对访谈资料不厌其烦的引用。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样一种“综合”的视角来对教育进行分析呢？这是因为，教育隐秘地参与到了文化再生产的逻辑当中——而文化再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或者用更下位但同样重要的，生活方式、审美偏好、言语方式等诸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若非采取一种综合的视角来审视教育，我们就很容易忽略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各面向之间的内在关联［ 同样值得警醒的是，我们在讨论教育时存在一种“偷懒”的倾向——我认为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恩格斯式的“辩证法”教育（集中体现在高中政治课本：哲学生活部分）的滥觞——“一方面”，我们承认教育受社会诸要素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固然正确，但如果不能洞察出教育与影响它的诸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果关系），或者偷懒地把各种要素，比如经济、文化、政治单列出来，简单罗列在一起再加上“它们之间综合作用造成了对教育的影响”，或者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宏大叙事搪塞过去，这样生产出来的只是乏味的同义反复。］。 对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洞察同样重要。经验现象是如此的明显——穷人的孩子更容易是穷人，富人的孩子更容易是富人，社会看上去总是再生产它自己。但为什么是这样？是天赋造成的吗？经济境况造成的吗？我们可能会问很多这样的问题。社会再生产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布尔迪厄通过对文化的保持和传播机构——学校（尤指制度化的现代学校，以法国为例）及其选拔机制、内部人员的习性和倾向、这些倾向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系统性关联，意图为这个谜提供一种因果性的回答——由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造成文化不平等，经由学校隐秘地确定下来，选拔程序上的平等掩盖了出身和准备状态的不平等。 此外，我们需要将《继承人》一书放置在布尔迪厄学术脉络中来理解。该书初版于1964年，与帕斯龙合著。在法国午夜出版社“常识系列”的《再生产》的介绍性前言［ “This book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research whose book the heirs in 1964 marked the first step.”］，已经提到《继承人》是再生产一书的“第一步”，《再生产》是对《继承人》的系统化和综合化。作为布尔迪厄的早期著作［ 据华康德所编的《布尔迪厄著作年表》判断。布尔迪厄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61年。（参见：《反思》p.377）］，《继承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重要术语——“惯习”（habitus）、“场域”（field）诸类，但在后面的阅读中我们将看到，这些概念在《继承人》中已经初见其形，只不过以不那么精确和固定的形式出现——比如“游戏”（法：jeu，英：game）正是“场域”的对应物；“性情倾向”则对应着“惯习”。 第一章：中选者的选择 ［皮埃尔］从他一个婶婶那儿拿来一管唇膏，香气袭人，引得他们凑着鼻子闻个不停，个个躁动不安就像一群关在房间里的公狗，而房间里恰恰进来了一位被人追逐的女性，致使他们想入非非，幻想着那淡淡地带着柠檬和香脂气息的香水就是那女人．给他们那充满了叫声、汗水和尘土的野蛮世界，带来了另一个文雅而精致的世界里的气息，充满了难以描述的诱惑力，哪怕他们围着那管口红不断地说粗话，也无法抵挡这异乎寻常的魅力。 ——《第一个人》阿尔贝·加缪 一个文雅而精致的世界向我们敞开——作为中选者的我们——同时也向他们敞开——阿尔及尔的棚户区里的孩子们。我们克制着，使用着精妙的修辞，拒绝粗鄙的性的隐喻出现在我的讨论中——这是我们文化教养的显现；而阿尔及尔的孩子们，同样为那个精妙的世界所吸引和陶醉，只不过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表达，不断蹦出的粗话。在这样一种共通的图景中我们的确洞察到了毋庸置疑的对美和善，以及我们对它们先验的向往；但尽管如此，此刻坐在这里，一起读这段引文的诸位也只是作为中选者的少数人。阿尔及尔的那群孩子之中，也只走出了一个加缪，而且，他也不再是那个说粗话的孩子——对美和善的向往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表达对美和善的向往的方式——这种说话的方式、写作的方式便是文化——而《继承人》考察的正是文化和大学生以及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文化特权和文化民主化（反对文化特权）构成了《继承人》的两个面向，一个是批判性的分析，另一个是“政治—伦理蓝图”的勾画。二者至始至终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将首先勾勒《中选者的选择》一章中布尔迪厄和帕斯隆的主要观点： 1.论点提出 经验事实和调查数据已经确切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之中的不平等。但是，一味重复事实并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试图揭示造成此种不平等的内在逻辑。［p.5-10］［这些不平等表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大学入学机会和专业选择的机会当中。］ 2.分析概念化 经济因素不足以解释造成教育不平等的全部原因。布尔迪厄和帕斯隆以工具性概念［ 必须保持清醒，此处的“社会出身”只是一个分析性的工具概念。需要注意不能把它与一种宿命论或本质主义的倾向——“社会出身”决定教育机会联系在一起。］“社会出身”来解释造成教育不平等的原因［“社会出身”确实与经济因素紧密相关，但经济因素只是在发生学意义上起作用。是社会出身直接影响的生活条件——“居住状况与日常生活方式、经济来源及其分配、依附感的强弱与方式”——对学生造成了直接和强烈的影响。］。［p.14］ 3.社会出身的客观影响 社会出身［社会出身带来的文化习气和各阶层间的精妙差别应该放到后面的细节中去讲。在这个概括性的提纲中不应出现【18-24】］（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各种习性和倾向）深刻影响着大学生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如鱼得水”或“很不自在［1.导致这种生存状态差异的，既非天赋也非个人原因，取决于家庭环境——提供的语言学习机会、接触古典课程的机会等等）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学校的评价体系中恰恰被忽视了。 ］”。［p.19-24］ 4.学校中的价值偏好 学校（主要其内部的行动者）构造出一套“普遍性价值”，制造出学生在学习学术文化中的表面平等。这种表面平等掩盖了社会出身（由家庭环境的爱好和知识）造成的大学生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体系中暗含着“一整套知识、本领、特别是构成有教养阶级遗产的言谈”的精英主义倾向，却标榜着自己的普遍性价值——所有进入学校的人都需要接受这一点，只要他想在学校制度中获得成功。中选者通过符合学校的筛选标准而获得了在学校中的成功，而被淘汰者也因相同的原因被排斥在升学管道之中。而这一切都可以在当事人未察觉到的情况下发生，而且这种逻辑越不为人所知，它就越具有决定论的倾向。 ］ 5.文化特权合理化的逻辑 教育制度通过将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不断地维护了社会不平等。通过维护表面的平等，学校制度实现了特权的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