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或者淹没——关于经典的制作

安提戈涅
2016-11-08 看过
西蒙•温切斯特的《教授与疯子》涉及到一个迷人却又复杂的问题:经典是如何诞生的?

   经典是含着天然的金汤匙出生的吗?比如一个天才一出手,凭借无可匹敌的才情就能使自己的作品“位列仙班”、跻身经典作品的圈子中。有没有可能,它全然是人力操纵的结果?哪怕是一枚庸才的泛泛之作,只要各种社会机制与社会资本操作得当,也能够加冕桂冠,在“经典”这一有机整体的家族内部野蛮生长。如果再加上“时间”这个仲裁者的角色——毕竟人们迷信“姜是老的辣”与“日久见人心”——所筛选出来的就一定是洗尽尘泥、经得起检视的珍珠?

   事实也许正好相反。以“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存世之作仅有两首,他当然不可能始一提笔就写出了《春江花月夜》,再一撒手就完成了《代答闺梦还》——那么中间大量的作品是因为个人才力不济而失传了吗?实际上,天纵之才也不能保证经典殿堂中的预留座位,在以稀有动物灭绝般的速度消失的唐诗中,纵然是“谪仙人”李白,其诗作同样难逃“十不存一”的命运;相反,平庸之作却有可能在机缘之中进入经典话语的场地,比如被BBC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部小说”之一的《1984》,如果没有乔治•奥威尔悄悄向当局递交的那份印有共党名单的“黑色笔记本”,这部屡次被拒稿的“粗劣之作”很难赢得美国国家出版局一路绿灯的助推,在国家机权力话语的运作下,《1984》成为了世界名著,但它背后意识形态对抗丑闻的味道却始终挥之不去,俨然一个时刻欲将小说拉下神坛的幽灵。再看“时间”这位一向以公正出名的仲裁者,它的存在固然筛选和洗刷掉了大量二流作品,但它“尊古”、“好古”的属性又扭曲了经典的当下评判标准——既然,人们愿意“与古为徒”,那么,一千多年前留存在敦煌洞窟中的某些唐代写本,虽然出自孩童或者白丁的戏笔,但却因为经受了风霜洗礼而备受临摹者推崇,那些粗糙、不耐烦、胡写的“书法”在当下评论家的审美口味中完成了华丽变身。

   很显然,经典的诞生似乎很难被框定在简单的因果链中。如果我们考虑一下T.S.艾略特的比喻——“当一小块拉成细线的白金放入一个含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箱内时”出现的化学反应,就能理解一部作品从脱离作家之手再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是怎样一个奇妙的旅程——硫酸,这一化学反应全新的造物如同作品遭遇的各种全新的“意外”,或挟持作品拐入死胡同、或推举作品迈上阳关大道,最后成为经典与否,全看造化。

   说到底,经典只是一粒半僵死的种子,逆推回去,倒多少能看见一树繁花的前因。西蒙•温切斯特的《教授与疯子》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温切斯特像一个文本内部漫游的奥德赛或者侦探家,从已经成为经典的《牛津英语辞典》这颗种子入手,挖掘出了一颗深入地下倒长的大树。

   事情的缘起,是20世纪80年代初,温切斯特住在牛津时发现了许多废弃的金属印版,正面是铅,背面是钢和锑,在现代技术出现之前,《牛津英语词典》的许多版都是靠这些印版印出来的。仿佛是“折戟沉沙铁未销”,这一点物证使他开始追踪这本词典大书的来龙去脉,并为读者们呈现出了经典形成的重大支脉——疯子与教授的故事。

   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作为一本侦探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令人肃然起敬的詹姆斯•默里博士(Dr. James Murray),《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从牛津出发,坐火车走了五十英里去会见与他神交已久的神秘人物迈纳,这位迈纳先生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为词典的编篡贡献了一万多条词条,一些字眼的例句甚至从非常珍贵的古书中抽取而出,每当默里博士的编篡团队遇到困难,需要对某个词进行阐释时,迈纳先生的字条就会及时雨一般地飞来,源源不断地充实着词典的繁衍。由于迈纳先生所留的地址是一处精神病院,默里博士想当然地把他当作了一位教养良好且时间充裕的医生。没想到,在两人见面后,真相揭晓:这位几十年如一日向《牛津英语词典》贡献精美词条的迈纳,不是医生而是精神病人。也许是早年战场上的血腥回忆、也许是他本人家族遗传的潜在危险、也许是他的性欲与宗教信仰的激烈冲突——总之,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大半生的迈纳是一个时刻被幻觉折磨与控制的病人,他甚至因此失手杀过人。也许,为《牛津英语词典》收集整理词条,是他梳理精神世界秩序的唯一方式,也是他使自己“飞跃疯人院”的唯一途径。

   但除了讲述这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之外,温切斯特还透露出了更多关于经典塑造的线索。人们花费了七十多年的时间,才创造了十二巨册初版的《牛津英语词典》,每一册都如同墓碑一般大小。温切斯特这里的比喻非常有趣,“墓碑”——契诃夫曾放言说,自己死后的墓碑将为荒原点燃生机,而十二巨册的“墓碑”显然也把英国语言文字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材料汇集了起来——是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于默里博士屡次强调的对于“普通寻常”的字眼的追踪和阐释,他号召贡献词条的义务读者们放弃对于稀奇古怪的字眼的迷恋,转而寻找每个普通词的“生活史”。显然,构成日常生活的语言恰恰来自于这些普通词,它们生机勃勃地充盈了书写、思考、表达与交往的机体。

   因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塑造经典的元素:个人选择。选择这个词而非那个词,进一步说,选择“莎士比亚、培根、斯宾塞之后的词”(p75),而不选择他们之前的词,因为默里博士认为“英语的发展到了他们就到了顶峰,所以似乎没有必要到他们以前的时代去探索。”这个决定是默里自己做出的,显然,个人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在选择何者可以位列“仙班”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默里博士推崇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那么乔叟等人作品中大量片段也会被作为词条解释的引语。

   这不是孤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编辑赵家壁打算效仿日本的丛书形式,出一套总结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文学类丛书——也就是日后成为经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的《大系》被分成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八个部门,而收录其中的巴金、鲁迅、郁达夫等作家则像是被授予了无形的冠冕,列坐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高高的庙堂之上。当然,编辑与出版这套书必须通过时局的认可,这种与官方打交道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夹缠进个人的欲望与偏好。由于需要令大骂“蒋委员长”的郭沫若的文章入选,赵家壁前往审查官项德言家中与之商榷。项德言的交换条件是,将自己的作品(他也曾写点小东西)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中,则《大系》可基本过审。这时,个人的欲望左右着经典的构成,官方的意志也决定了经典的模式。

    因而,官方的意志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另一要素。《牛津英语词典》的成书过程始终依附着某个大型的官方机构。默里的团队最开始想要依附牛津大学出版社,但这群家伙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他恼怒地转向了剑桥大学出版社,没想到等到的是直接的回绝。最终,团队抱到了最粗的大腿:英国王室的赞助。女王答应这本书可以作为她的生日献礼。有了女王的垂范,学术界的精英人士纷至沓来,《牛津英语词典》获得了无可匹敌的权威性。

   历史学家达恩顿在《屠猫记》中观察到,十八世纪时任警察总长的艾梅里负责审阅那些启蒙者的出版物。但是,他有点像《窃听风暴》里那位“不尽责”的审查官,他对作家们有着详细的阅读了解,所作报告更是充满文学的感性,有时候甚至会偷偷“放人一马”。这时候,私人的情感因素混入了官方的裁决中,最终以官方的形象对作品能否过审给出了裁判,而过审,是走向民众成为经典的第一步。桑塔格在日记中,也曾回忆起布罗茨基对于官方意见的观点,在他看来,官方审查机制有三个作用:第一,使得全国人民都变成了读者;第二,它使作家们认识到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有待被冲破;第三,它使得作家们更倾向于用隐喻手法。显然,在这里,官方的意志从一个“适得其反”的角度促进了经典的诞生,这与奥威尔《1984》的遭遇正好相反。

  《牛津英语词典》是理解经典诞生的一个样本,但是它所展现的主流与支脉也不足以呈现经典出现的所有路径。还好,它至少为我们理解经典何以成为经典,提供了一些清晰的、额外的线索。毕竟,对经典成因的追寻,是未竟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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