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danyboy
2016-10-30 看过
  地图,这个名词在我的知识体系里一直以来都很稳定。我几乎从未考虑过这个词的概念、外延以及意义有什么问题。最多,让我给地图下一个诗意的定义,我会说,地图就是大地的印象。我们把丰富的信息抽象成符号,把符号标注在二维的平面上,从而获得行走的自由、判断的方向和过去的记忆。
  所以,我以为一幅地图的目的,就是极尽所能的准确、精确和明确。
  所以,《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本书的内容,足以颠覆了我对地图的这一定义,并从我的知识体系里抽出了这块曾经坚固的石材。
  核心观点:地图的本质,并不是客观世界的摹写,而是某一个文明,在某一个时代,借助某一个制图者之手进行的世界观的呈现,地图是法度,地图是国际或国内社会全部秩序的呈现。
     重要背景:我们一般都会拿“科学性”“准确性”的标准来想象和评价一幅地图,但在当代,即使是普罗大众也能凭借“维度”的简单知识,知晓地图永远不可能达到足够的准确。因为,人类能认知的世界是三维的,在物理学那里甚至还存在更高维度,而地图往往是二维的。从三维到二维,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足够的“准确性”,也就无法达到足够的“科学性”。
     主要论据: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本书,共选取了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的“十二类”地图。每一类地图,都反映出一个不同的角度。这几乎穷尽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法律、政治、科学、军事、资本主义等等。
  譬如科学。这也是关于地图最为持久的力量。本书第一章《科学》重点描述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片段与思想,“托勒密撒下一张用抽象的几何学和天文学永恒地理以及对经纬度的测量定义的网,罩住了整个世界。”不管今天如何评价托勒密的得失,他关于经纬度、圆锥投影等的知识,确实和当代地理学科学一脉相承。
  譬如宗教。本书主要以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考量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宗教观。这个地图大约绘制于1300年,绘制在一张巨大的兽皮上。作者说,这是“近800年来保存完整的同类地图中最大的一幅,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呈现十三世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形象。”(59)。关于这幅地图,学者已经写下了多部著作,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则抓住一点足够:这是一幅反映《圣经》文本的宗教地图,它包括位于中央的《圣经》地名,当然包括了巴别塔、索多玛,包括了四周的撒旦的军队和距离耶路撒冷很是遥远的奇怪种族,地图最顶端是末日审判的图像。总之,这幅“地图”反映的是当时普通人的观念,它是宗教的,但也是现实的。
  譬如大航海时代。本书从“地理大发现”、“全球贸易的兴起”和“宽容”多个主题予以回应,所展示的多幅地图,已经透露出大航海时代的时代精神,包括冒险主义、物质主义和隐约的对全球主义的渴望。
  譬如政治。本书重点从两个角度来论述地图和政治的关系。其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当地图旨在呈现出一个“国家”的版图、疆界、首都和统辖范围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领土不定的封建列国向“寸土不让”的民族国家转变了,效忠于贵族的农民向忠诚于法律的公民转变了。事实上,清末以来“中国地图”的转变也是遵循此一逻辑。在今天中国的网络上,爱国者们常常拿着地图来对比领土的得与失。
  其二,则是在欧美的殖民时代,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地理学研究根据地图建立了“地缘政治”的概念,这个英国人的观念一下子融入到19-20世纪的国际政治和殖民主义狂潮中,也间接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纳粹党的蠢蠢欲动到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都能找到“地缘政治”这一地图衍生出的政治思想,而地理学从此和政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甚至直到今天,在知乎、天涯、超级大本营、FT、乌有之乡等各类国内姿态各异的论坛里,到处都能看到最普通的中国人都能从左或右的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中美冲突、第一岛链等等“地缘政治”,可见淫浸之深。
  总之,本书通过十二类地图的十二个角度,充分表达了地图作为世界观的摹仿物的属性。当然,在诸多属性中,我个人认为,在当代,地图的政治属性是地图最为重要的属性。
  关于中国:
  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里,对古代中国地图的探讨只是十二类角度之一,即“帝国”视角,或者说是东亚的“天下”视角。作者重点探讨了在古代中国地图,特别是14-15世纪朝鲜官员权近绘制的《疆理图》的副本,因为这是东亚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而且最早同时呈现出中国、朝鲜和日本乃至部分欧洲的地图。
  本书主要研究了这幅地图所表现出的东亚政治秩序,也就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朝鲜、日本为附庸的朝贡体系。当然,作为朝鲜官方的地图,朝鲜的面积被大大扩大了,而对朝鲜具有敌意的日本则被大大缩小了。
  本书由此认为,“《疆理图》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一个弱小却骄傲的新王朝在强大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08)。
  这一观点就本书的篇幅而言,或许已经足够,但对中国读者而言,又显得过于简陋和暧昧。
  按照成一农在《中国地图学史的解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网站,2014)一文中的观点,中国的地图并不以科学性、精确性为旨归,而是以实用性为鹄的。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说文解字》说,“图,画计难也”,图的意思被强调为谋划、策划,正是实用性的意思。因此,成一农在此文中重点解决了两个疑难问题,都非常有说服力:一个是所谓的裴秀六体,即晋人裴秀曾总结了绘制地图的六种要素,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地图“自古以来就很科学”的最重要论据,实际用处并不明显,在历史上影响力十分有限。一个是证明了古代的一些有名的地图,并不是通过实地勘察和数据测量绘制,而是通过经书文献、地方志的记录绘制,并且要结合文字说明才能看懂。
  什么意思呢?就好比《禹贡》《水经》或《某某县志》上记载了甲地距离乙地北三十里,丙河在丁山的西北二十里,绘图者根据这些文字记载就可以绘制地图了,拿着地图的人,只好能到达目的地就足够了。
  这就是成一农所提出的实用性,很敏锐。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那么,怎么理解实用性?仅仅是日常生活中足敷使用的意思吗?恐怕不仅如此。我颇为认可中国古代地图的实用性而非科学性的特点,但这种实用性,更多的体现于两点:一是政治性,也就是经学性。所谓“河图洛书”,地图是经学的补充,用于说明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南宋的地图表现失去的北宋领土,就是一种政治宣示。二是文献性。古代的地图是作为文献的一部分和史学共存的,既是治古典学术的必要手段,也是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裴秀的六体实际上是在清代考据兴起后,才得到学者们密切关注的。这很好的说明,作为学术的古代地理学首先是与考据学、文献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才谈得上科学性。
  因此,倘若作一结论,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地图既是史学的,也是经学的,最次才是科学的,也不必要和科学挂钩或片面强调其科学性,承认其实用性既切近古代地图应用的实际,也并不损害中国古地图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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