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生性别的莫里斯的一生

dante
2016-10-24 看过
“我相信错生性别的冲动——至少我的体验如此——远不止是一种社会冲动,还是生物性的、想象性的,尤其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

莫里斯是一位值得被牢记的奇人:家境殷实,在牛津接受教育,“二战”后声名鹊起,被誉为“我们这一代的首席记者”;成为旅行家和作家,游历世界,创作了名作《不列颠和平局面》三部曲。然而,最广为人知的,还是莫里斯曾经经历的公众形象大颠覆——倒不是因为什么为丑闻,而是因为时年46岁,已经结婚23年、育有多名子女的绅士詹姆斯·莫里斯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性别,从此以后世间再无詹姆斯·莫里斯,简·莫里斯横空出世。

在50多年前的英国,这出大变活人的戏码引起知识界和社交界多么大的震动,自不必说。就是今天看来,也显得太离奇。1974年,莫里斯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部自传《她他》;如果换一位作者,《她他》很有可能沦为街头小报或地摊文学那种货色。不过在莫里斯笔下,这部听起来不怎么严肃的私密自白,成为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精神自传。

莫里斯自称“错生性别的人”,三四岁时,她就意识到自己虽为男儿身,但其实是个女孩子。灵魂被包装进了错误的躯壳令她非常苦恼——自从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对性别的困惑往往被打上“性倒错”的标签,它们产生的根源,自然被看作是性问题。但对于莫里斯来说,自己的性别问题的范畴比性问题要宽广太多,它是精神化的,更关乎自我身份的认知。在《她他》中,她回顾过去,说道:“(错生性别)即非一种性关系方式,也不是厚此薄彼。这是一种炽烈的、终生的又消灭不了的信念……”在莫里斯的认识中,性别的问题是灵魂的问题,也是自我统一的问题。她说,“性别是灵魂,是才能,是兴致,使环境,是人的感觉,是光与影,是内心的音乐,是迈步一跳或交换眼色,是更加真实的生命和爱,而不是什么性器官、卵巢与激素的总合。”它关乎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性欲冲动方面,也包括记忆中的一切所见、所闻和所嗅,建筑物、景色、亲朋好友的情谊、爱情和烦恼的威力、各种感官的满足以及肉体上的满足”。

所幸莫里斯的家庭氛围和生活环境非常宽松、宽容,她的独特并未被视为病态加以矫正,反而被当作一种性格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话虽如此,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性别问题在公众视野中仍具有不可挑战的地位。两性的对垒使得一个人必须要效忠于自己的性别身份。在《她他》中,莫里斯反复重申过无数次自己的性别观念,男性天生代表社会领域,他们有力量、莽撞、身体坚忍,对局面有着很强的控制力;女性天生意味着私人领域,文雅、高贵、柔弱,对艺术有与生俱来的理解力,需要被男性带领和照顾。她对两性的理解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两性对立所产生的张力因而给她带来了很强的压迫感。在性别身份上,她表里不一,却感到自己必须选定一个阵营,以确定的身份和与其相匹配的自我认知和感官反应来应对剑拔弩张的两性世界。

莫里斯混迹在“男性世界”中,却像一位女扮男装的间谍小心翼翼地潜伏着,唯恐自己的秘密身份暴露。不过她也意识到了自己拥有一种特别的阴柔魅力,这使她不仅没受到孤立,反而常被周围的男孩殷勤对待。这种状况从她上学开始一直延续到“二战”爆发,她加入了皇家第九长矛兵团。她“感到自己像个难以令人折服的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用短靴或者轻骑兵上衣装扮起来,出入战场寻求荣耀或冒险故事”。在《她他》里回忆这一段经历,莫里斯的笔调是带着浪漫色彩的。皇家第九长矛兵团是一支精英部队,成员出身大多非富即贵,拥有极高的荣誉感,喜欢在休闲时光谈论文学。莫里斯身边出现了许多年轻而极富人格魅力的年轻男子,这段经历在她充满冒险的人生里也甚为珍贵。她一方面深感自己与他们之间似乎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性别鸿沟,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可以被这些富于“男子气概”的同僚接纳并且视为同类受宠若惊。在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下,广阔的世界迎面而来,当她与年轻的同僚们奔走在异国他乡,她感觉到的是少女与年轻男孩最初约会的那种幸福。在她后来的生活中,恐怕只有作为随行记者跟随珠穆朗玛峰探险队攀登珠峰的经历能够与其相提并论。这两段经历的相似性在于她都深深地感受到了男性——在她所坚信的那种相对传统的两性观念中——的魅力,特别是男性“对身体始终如一的控制力”所带来的自由。有时她甚至会因此短暂地为自己拥有男儿身而窃喜。

她独特的灵魂赋予了她与众不同的视野,让她可以用富于情感色彩的方式来审视这段经历和记忆。于是她的记述便都带有一部出色的纪实文本理应具有的动人氛围。这种氛围很好地传递了她在彼时彼地的微妙感受,那是秘密潜伏在异性中的冒险快感,也是在两性身份间不断跳越的焦灼感。《她他》里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在那时,她和一位长矛兵团的同僚(这是一位“阿拉伯的劳伦斯”式的传奇人物)在深夜驱车赶回营房,“这是埃及冬季里一个使人惊心动魄的星光灿烂之夜,空气里只能闻到黄沙和干旱的气息,夜空看上去冷得发脆,简直可以切开,星光闪烁下的寒劲使人周身发颤,心灵飞升。我们靠在车顶上,跌跌撞撞驶过开阔的沙漠,我们挨近身子取暖,他把大衣披在两人肩上。我们一度沉默不语,卡车颠簸前行。后来奥托说话了,‘上——上帝啊,’他说,‘我希——希望你是个女人。’”

这种令人激动不安的戏剧性时时冲击着她,也促成了她对自我的一些新认识。然而,更多时候,莫里斯还是遭受着自己性别身份的迷惑所带来的痛苦。她并不是经常能够和自己男性的躯壳相处融洽。离开军队后,她成为了记者,先后为开罗的阿拉伯通讯社、《卫报》和《泰晤士报》工作,工作之余,莫里斯四处寻访医生,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她并不想被“治愈”,只是想获得改变身份的途径。有医生给她开了雌性激素,这样她可以在自己愿意的时候缓慢地开始转变。在她23岁时,她遇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伊丽莎白。听起来虽然不太可能,但一切发生的非常自然,她们不仅结了婚(此时的莫里斯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法律上都是男人),而且生育了好几个孩子。

伊丽莎白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性,她接受了莫里斯对自我身份的界定,甚至一直支持莫里斯通过手术改变性别,她认为这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在三十来岁的时候,莫里斯感到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男性躯壳。这种自我性别身份的矛盾加剧了她与外部世界的对立感,在她眼中,自己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是两性战争的隐喻:自己所任职的《泰晤士报》和《卫报》分别呈现出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性格缺陷;混迹记者群带来了只身处在异性中孤立无援的紧张感;世界的不完满似乎都该归咎于男子主宰一切的社会状况;男性化的公共生活令人不堪忍受,只有女性化的私生活才关乎紧要……莫里斯把现实中令人失望的那一部分全部视为男子气质的衍生物,只有自我放逐、远离它们才能保护她灵魂的完整性。在这一个时期,她辞去了所有职务,游历世界,撰写著作。写作也成了她性别认知的一种独特方式。她在《她他》中写道,创作是她满足感官的一种方式,也是感情和秘密的寄存处。

随着儿女长大成人,莫里斯开始实践自己的计划,她吞食大量激素,身体有了缓慢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她的性别感到迷惑,她不时以女装示人,这让她感到自己多年来的性别偏差得到了有效的弥补。当人们把她视作女人的时候,她感到他们看到了理想中的自己。她非常着迷通过不断变换两性身份来调整自己在社交时的地位和状态。1972年,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准备(包括打听在法律上改变性身份别的可能性和被迫与伊丽莎白离婚)之后,莫里斯在卡萨布兰卡完成了自己的变性手术。

所幸手术非常成功,虽然她对自己的改造并没有一蹴而就,后面又接受了几次小手术。她仍旧和伊丽莎白生活在一起,改了名字,接受了政府为她重新制作的全套身份文件,并且以新的性别身份在社交界重新亮相。她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用女性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并且验证自己多年来对女性性别身份的认知。在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她写了自己最伟大的作品《不列颠和平局面》三部曲,她认为自己前后的视角变换对创作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最受影响的是她的生活,她确实为男士的殷勤和自己所表现出的顺从柔弱而陶醉;她认为变性之后,自己徒然生出了很多迷人的女性性格特征;当她感到自己作为女性被看低了一等的时候,她会恰如其分地和所有女人一样,生出“还是做男人好”的念头。

如前所说,简·莫里斯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改变性别者之一,她的性别观念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尽管她的作为远远超过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理解范畴,但她意识里两性的二元对立一直存在,这甚至塑造了她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我想,她并非是一个跨越了性别鸿沟的人,她承认鸿沟存在,也承认这种分裂难以弥合,这促使她必须以抛弃男性性别身份的方式寻求自我的统一。在两性问题上,她不是传统的反叛者,而是以反叛的方式成为传统观念的最后一批继承者。莫里斯拥有两种性别身份,但这两种性别身份的体验对她来讲都是不完全的,特别是作为女性更是如此。就连她自己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一点。在自传的最后,莫里斯反思道,为什么和她一样热衷于变换性别的人都是中年人?或许因为性别问题被视作不可破解的神圣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自己天生的性别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紧紧地束缚他们。性别更像一个旋钮,扭动开关,大家任意可行。

如果她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观念的统治下,她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然而,在我看来,性别问题并不是莫里斯的自传以及她那充满传奇性的一生最核心的主题。纠结于两性身份问题的背后,是她对于自我充满勇气的探索和追问。正如她所言,性别的背后,是灵魂。她曾经在一次次挫败后说:“既然我不能成为我自己,那么我就不成为自己吧。”但她终究没有辜负自己的灵魂。在《她他》中,最吸引我的不是莫里斯“男儿身女儿心”的神秘体验,也不是她曲折离奇的变性经历,甚至不是所谓跨越两种性别的身份体验。如果只局限在两性问题上来评估莫里斯的所作所为,就太过于轻率了。她是一位伟大的冒险者,她对自己性别和身体的改造是一场探求自我的伟大冒险。在《她他》这部绝无仅有的作品里,莫里斯殚精竭虑所收获的心理体验和经历会一直鲜活于字里行间。它们不可能被他人评判,也不可能被贴上标签简单分类。正如莫里斯自己的所说,它们“既非男子也非女子,即非自己也非他人,即非片段也非整体”,而是人类精神史上一个独立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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