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么看待战争的
今天看了三分之一的《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此书的作者为著名美籍英裔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
二战期间，弗里曼·戴森在一个空军基地的运筹部门工作，亲历了二战的悲剧和惨烈。战争结束后，在美求学和任教，长期与奥本海默（美国核弹研究主导者）和爱德华·泰勒（美国氢弹研究主导者）共事，对他们二人有深交。因此，在书中，他对战争和核弹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首先，他批判了军队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研究损失率时，他发现，枪座太重，导致轰炸机速度太慢，易被击落，于是，他建议拆除枪座。然而，他的发现并未呈给总司令，因为传达文件的人员只会告诉总司令愿意听到的东西。
他与麦克共用一个办公室，麦克之前是一名飞行员，因癫痫病退役后，在基地工作。麦克发现，现代新式战机的逃生舱窄了两英寸，可能致使数千年青人丧命。他的报告递呈后，每个部门都要花数月确认问题。得幸于麦克的意志力，两年后，战争即将结束时，逃生舱终于被增大。
直至战争结束，轰炸机司令部的逃生率只有21.3%。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司令部严肃地考虑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逃生率便不至于那么低。司令部的官僚化和教条主义，导致了科学和技术的邪恶，使漂亮的战机成了驾驭它的机组人员的死亡陷阱。对此，他批评道——
一种庞大的组织，为了焚毁城市和杀戮人命而建立起来，但是活却做的很粗糙。一个官僚化的评估体制，在区分目的和手段方面简直一塌糊涂。他们用飞行架次来衡量中队的成功，而不问为什么；他们用丢下的炸弹的吨位来衡量中队的成功，却不管到底丢在了什么地方。上上下下之间都充斥着军事机密，不是要防备德国人，更多的却是为了防止司令部的失败或错误被伦敦的政治权威或中队的年轻人知道。一个接受不到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批评的总司令，不会承认他的错误，他对杀死自己的空军士兵也会漫不关心，正如他对屠杀德国平民漠不关心一样。
卷入战争后，作者也一直深陷道德泥沼，苦恼不已。到战争结束时，作者已经再也找不出参加战争的理由，发现这场战争原来是一场无谓、虚无的悲剧。
我开始往回看，我问自己是怎么卷入这场疯狂的谋杀游戏里来的。从战争之初开始，我就在一步步从一个道德立场撤向另一个，一直到我完全没有了道德上的立锥之地。战争开始，我极力地相信人们该互亲互爱，我称自己是甘地的追随者，在道德上反对一切暴力。战争一年以后，我撤退了。我说，很不幸，非暴力抵抗希特勒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仍然在道德上反对轰炸。数年之后，我又说，很不幸，为了赢得战争，看来轰炸是必要的，而我也愿意为轰炸司令部工作，但是道德上我仍然反对对城市不加区分地进行轰炸。等我到了轰炸司令部，我说，很不幸，我们终究对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了，但为了帮助赢得战争，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一年之后，我说，很不幸，看来轰炸并没有真的在帮助赢得战争，但为了拯救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而工作，起码在道德上还是正当的。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了。麦克单枪匹马地投入扩大求生舱口的战斗，他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而我谁也救不了。我放弃了一个又一个道德原则，到最后终于一无所成。
在很长时间里，作者一直思考着战争的正义性。到底有没有所谓正义的战争呢？任何理由，不管如何正义，都足以为战争带来的悲剧和野蛮抗辩吗？
当时，伦敦某剧院上演了戏剧《亚伯拉罕·林肯》，反应热烈。该剧中，格兰特将军（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统帅）说，这场战争胜利的原因在于，林肯给了他们一个正大光明的为之战斗的伟大理由。
战后回首，作者总结出了这样的教训：
如果我们用滥杀无辜的手段战斗的话，一个好的理由可以变成坏的。如果足够多的人以同志情谊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战斗的话，一个坏的理由也可以变成好的。最终，决定你的理由是好的坏的，是你如何战斗，以及为什么战斗。战争变得越技术化，一个坏的选择越能灾难性地将一个好的理由变成邪恶的。
弗里曼·戴森对战争的反思使我想起了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的一段话。他在写给两个小女儿的书A Gift to My Children中说：
As you get older and read history, you will learn that war has never been good for any nation, even the ones that "win." If you are ever in a country that descends into war, I suggest you leave until it is over. Truth is always the first casualty of war, so you need to get your distance. （大意：切记远离战争，不论如何被美化，战争永不是好事，战争开始时，就是真相埋没日。）
如今，一战和二战早已远去，中东战事不断，恐怖主义蔓延，但我们仍然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他们睿智的文字，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我能想到的，是下面几点：
1.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于错误，都要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力求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行优化升级，而不可只对错误持单一的否定态度。后者使人对错误噤若寒蝉，自我麻痹，无限放大错误的灾难性后果。
2. 人际关系方面，不参与任何撕逼或个人恩怨。
3. 不站队，不参与任何对立团体的口水战，不盲目参加任何激进的活动。
4. 远离网络八卦，对热点保持疏离的态度，不看任何偏激、片面、抢占道德制 高点、无节操地夸大或过分煽情的网络文章。
5. 对真相持辩证的态度，对不了解的东西，绝不妄下定论。对多元化持包容的态度。
众生芸芸，夙愿纷纷，或王或庶，或臣或寇，承载着一切生命之重的，不过是苍茫宇宙里，一粒微不足道的微尘。——Naracat版Gigi语录
二战期间，弗里曼·戴森在一个空军基地的运筹部门工作，亲历了二战的悲剧和惨烈。战争结束后，在美求学和任教，长期与奥本海默（美国核弹研究主导者）和爱德华·泰勒（美国氢弹研究主导者）共事，对他们二人有深交。因此，在书中，他对战争和核弹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首先，他批判了军队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研究损失率时，他发现，枪座太重，导致轰炸机速度太慢，易被击落，于是，他建议拆除枪座。然而，他的发现并未呈给总司令，因为传达文件的人员只会告诉总司令愿意听到的东西。
他与麦克共用一个办公室，麦克之前是一名飞行员，因癫痫病退役后，在基地工作。麦克发现，现代新式战机的逃生舱窄了两英寸，可能致使数千年青人丧命。他的报告递呈后，每个部门都要花数月确认问题。得幸于麦克的意志力，两年后，战争即将结束时，逃生舱终于被增大。
直至战争结束，轰炸机司令部的逃生率只有21.3%。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司令部严肃地考虑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逃生率便不至于那么低。司令部的官僚化和教条主义，导致了科学和技术的邪恶，使漂亮的战机成了驾驭它的机组人员的死亡陷阱。对此，他批评道——
一种庞大的组织，为了焚毁城市和杀戮人命而建立起来，但是活却做的很粗糙。一个官僚化的评估体制，在区分目的和手段方面简直一塌糊涂。他们用飞行架次来衡量中队的成功，而不问为什么；他们用丢下的炸弹的吨位来衡量中队的成功，却不管到底丢在了什么地方。上上下下之间都充斥着军事机密，不是要防备德国人，更多的却是为了防止司令部的失败或错误被伦敦的政治权威或中队的年轻人知道。一个接受不到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批评的总司令，不会承认他的错误，他对杀死自己的空军士兵也会漫不关心，正如他对屠杀德国平民漠不关心一样。
卷入战争后，作者也一直深陷道德泥沼，苦恼不已。到战争结束时，作者已经再也找不出参加战争的理由，发现这场战争原来是一场无谓、虚无的悲剧。
我开始往回看，我问自己是怎么卷入这场疯狂的谋杀游戏里来的。从战争之初开始，我就在一步步从一个道德立场撤向另一个，一直到我完全没有了道德上的立锥之地。战争开始，我极力地相信人们该互亲互爱，我称自己是甘地的追随者，在道德上反对一切暴力。战争一年以后，我撤退了。我说，很不幸，非暴力抵抗希特勒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仍然在道德上反对轰炸。数年之后，我又说，很不幸，为了赢得战争，看来轰炸是必要的，而我也愿意为轰炸司令部工作，但是道德上我仍然反对对城市不加区分地进行轰炸。等我到了轰炸司令部，我说，很不幸，我们终究对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了，但为了帮助赢得战争，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一年之后，我说，很不幸，看来轰炸并没有真的在帮助赢得战争，但为了拯救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而工作，起码在道德上还是正当的。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了。麦克单枪匹马地投入扩大求生舱口的战斗，他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而我谁也救不了。我放弃了一个又一个道德原则，到最后终于一无所成。
在很长时间里，作者一直思考着战争的正义性。到底有没有所谓正义的战争呢？任何理由，不管如何正义，都足以为战争带来的悲剧和野蛮抗辩吗？
当时，伦敦某剧院上演了戏剧《亚伯拉罕·林肯》，反应热烈。该剧中，格兰特将军（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统帅）说，这场战争胜利的原因在于，林肯给了他们一个正大光明的为之战斗的伟大理由。
战后回首，作者总结出了这样的教训：
如果我们用滥杀无辜的手段战斗的话，一个好的理由可以变成坏的。如果足够多的人以同志情谊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战斗的话，一个坏的理由也可以变成好的。最终，决定你的理由是好的坏的，是你如何战斗，以及为什么战斗。战争变得越技术化，一个坏的选择越能灾难性地将一个好的理由变成邪恶的。
弗里曼·戴森对战争的反思使我想起了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的一段话。他在写给两个小女儿的书A Gift to My Children中说：
As you get older and read history, you will learn that war has never been good for any nation, even the ones that "win." If you are ever in a country that descends into war, I suggest you leave until it is over. Truth is always the first casualty of war, so you need to get your distance. （大意：切记远离战争，不论如何被美化，战争永不是好事，战争开始时，就是真相埋没日。）
如今，一战和二战早已远去，中东战事不断，恐怖主义蔓延，但我们仍然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他们睿智的文字，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我能想到的，是下面几点：
1.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于错误，都要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力求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行优化升级，而不可只对错误持单一的否定态度。后者使人对错误噤若寒蝉，自我麻痹，无限放大错误的灾难性后果。
2. 人际关系方面，不参与任何撕逼或个人恩怨。
3. 不站队，不参与任何对立团体的口水战，不盲目参加任何激进的活动。
4. 远离网络八卦，对热点保持疏离的态度，不看任何偏激、片面、抢占道德制 高点、无节操地夸大或过分煽情的网络文章。
5. 对真相持辩证的态度，对不了解的东西，绝不妄下定论。对多元化持包容的态度。
众生芸芸，夙愿纷纷，或王或庶，或臣或寇，承载着一切生命之重的，不过是苍茫宇宙里，一粒微不足道的微尘。——Naracat版Gigi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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