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的教训

云也退
2016-09-20 看过
古拉格的教训

云也退


十月革命明年就将迎来一百周年,在预想中,肯定会有一场血雨腥风的话语大战,有人缅怀,有人重估,有人清算。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近访华,谈及她的近作《二手时间》,就是关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心情的。读其书,感觉不少俄罗斯人很有些“十月革命情结”:对比现状,他们宁愿回到过去,因为那时物质再匮乏,毕竟精气神旺盛。他们还无比想念二战以后国家占据世界两极之一的感觉,大国,强国,给他们带来了太美好的感觉。

身为一个出色的采访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即使在书中保持隐形,也掩抑不住对同胞的愤懑:他们太不争气,太善于遗忘,只记得苏联在世界上呼风唤雨的时刻,记得在二战中阻击纳粹和二战结束后的国家威望,却忘了十月革命后的血腥内战,忘了1930年代的大饥荒、大清洗,忘了斯大林在最后几年里发起的疯狂迫害,好像连臭名昭著的古拉格也给忘了。只要那些践踏人权的惨事没有发生到自己头上,它们就相当于不存在;只要独裁者已不在人世,就可以选择性地怀念他的“历史功绩”。

所有以“古拉格”为主题的作品,都是冲着这种健忘而来的。《古拉格气象学家》,法国人奥利维埃•罗兰的一本新书,跟丰厚沉重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它只是小小的一点“试吃品”,但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黑暗已经足够。

书名里的气象学家有个荷兰人的姓氏,叫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范根格安姆,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村,时间是1881年,一直搞科研,最大的抱负是建立一个全球气象信息网络,也很少关心政治,“他的领域是云,是风,是雨、等压线,北方海路上的浮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过问过苏联已经发生和正在大行其道的饥馑和谎言。罗兰认为他的心理和当时其他苏联科学家没有二致:认为自己在为国家处理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完毕,其他一时的混乱都可迎刃而解。

因此,当政治找上门来,而且是以手铐脚镣的方式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太常见的“不能这样,国家需要我的贡献”,和十分常见的“肯定是搞错了”。机器开动了,不管你是哪一路“公民”,掉进来的都做一样的处理。罗兰的书中充满了猜想,因为他能够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十分有限,不过好在关于入狱的记忆都是差不多的。在被移送古拉格之前,他先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待了四个月,书中提到了“囚徒被扒掉衣服检查身体,收回衣服时扣子都是掉了的”这一细节,可以跟《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中某政治犯的女儿的讲述相对照:

“这里是卢比扬卡,你已经不再是个人了。而且你周围也没有人。他们领着你经过走廊,给你拍照,让你脱衣,用机器检查你的身体。所有事情毫无人性地进行着。你期待有人投来带有人性的一瞥……但是你的希望落了空。你衣冠不整地站在照相机前,试图多少整理一下衣衫,一根手指指示你坐在哪里,一个空洞的声音要你‘面向前’和‘侧过去’。他们不把你当人看……”

只有当尊严被践踏,你才会体会到自己的羸弱。去年的天津爆炸事件,小区居民拉横幅上访等等也引发了“一不留神变草民”的感慨:面无表情的官僚机器随时可以让良民沦为贱民。然而,只要没落到自己头上,你很难去主动体味别人的恐惧和无力,更不用说付出义愤了。

罗兰的书试图把恐惧与无力滴水不落地传达给读者。首先,监狱里的暴力并不止步于达到让人服从的目的,采取暴力者会轻易地越界,去享受凌虐他人尊严的快感。除了衣服扣子的细节外,罗兰还引用了曾入此狱的德共领导人诺依曼的妻子的话来阐明这种切身感受:“只有到那一天,当我们身处一扇没有把手的门之后,才能真正意识到监狱的含义;但是囚犯是什么,任凭他人支配身体意味着什么,在卢比扬卡第一次搜身后,就会明白了。”

转到古拉格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希望—落空—再希望—再落空的不断循环。这种故事读起来会给我们一种满足(虽然很残酷):我们知道结局,而书中人却蒙在鼓里。阿列克谢很有信心地写信申冤,期待斯大林早日看到,让他获释,重新回到国家最重要的岗位上。我想,即便对斯大林和古拉格一无所知的读者,都会预感到他是在幻想,甚至期待看到他一点点幻灭的过程。

只有从当事人自己角度发出的声音,才可能有力量撕碎读者的隔岸观火感。我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早期小说《癌病房》,其中写到一种心理演变的过程:刚刚入狱的新人揣着的自由梦想常常被老囚犯嘲笑,那些人好像因为出不去而产生了什么优越感;而时间一长,新人自己会向老人靠拢,主动去掐灭希望。最初靠希望活着,后来则要靠不抱希望活着。《癌病房》的男主角奥列格在服刑数年之后,心里一旦产生幻想,甚至只要有点高兴起来,他都会情不自禁地鄙夷自己:你怎么还没长大呢?一道命令下来,叫你带着东西走出牢房,你怎么还会以为看到自由的曙光呢?无非是让你听个文件,然后换个地方关押罢了……

服刑者心里的愿景也会逐渐降低层级。在被剥衣、审问、任意驱遣、侮辱之后,他们就失去了反抗的意愿,只想回家,再后来,过了几年,回家已被认定为不切实际,他们就只是怀念待过的某个相对较好的流放地。奥列格后来因病被转入医院,本来是类似“保外就医”的机会,他却觉得城市的“大千世界”太复杂,根本无法适应,反而是流放地更加令人神往。

奥列格够幸运的了。反观阿列克谢,他赶上了最黑暗的1930年代,在一封封给斯大林的信始终石沉大海之后,他也被迫降低一级愿景——去向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递交诉状。正是这个有着“血腥侏儒”之称的叶若夫,日后签署了将数万囚徒集体处死的命令。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阿列克谢坦言“不抱任何希望”,求助于叶若夫,“还不如去感动一条鲨鱼”,但是“我的意识要求我也要试试这条路”。

奥利维埃•罗兰收集到了阿列克谢的狱中书信。行动自由遭限制的人,写下的文字会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就像《二六七号牢房》的开头两句“走过去是七步,走过来是七步。”饭碗里的一片菜叶,脚边一株新长出来的杂草,某种气味,远方火车的汽笛声,乃至早晨起来打两个喷嚏,都会被他注意到而进入笔下。阿列克谢的记述还算是粗疏的,不那么富有“匠人精神”,“我被分配到大棚里干农活,”他写道,“一天的工作从早上6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10格小时,中间无停无歇。”接下去,他就开始给女儿画小画,画些植物叶片。

罗兰希望读者也能被这些画所打动:假如这些八十年前的倒霉蛋的遭遇不足以让你同情他们,你是否能从这些笔触正常的画中感觉到自己到他们并无不同?叶片的画风很素雅,颜色很匀,近乎标准的植物图谱画,旁边的序号都仔细地描绘成艺术字体。有几幅画是用叶片、鸡蛋等物来图解圆形、五边形、椭圆形、心形。1936年12月17日的信里还夹了一头驯鹿的画。他画的动物都尽量写实,没有掺入个人的情绪。

于是又想起林达那本《像自由一样美丽》,写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一所集中营里孩子们的画作。这些作品可解读的空间很小,引起的情感反应也是单一的:孩子很无邪,纳粹灭绝人性,如此而已。但是,五十多岁成年人画画就不一样了,他缺少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心中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即使有意愿,也无法画出能给女儿带来孩子一样直率的快乐的图画,哪怕他已经嘱咐妻子告诉女儿,爸爸去北极考察,归期不定。再者,他是个科学家,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待它们、绘制它们的;然而正因为这一点,阿列克谢至死不肯放弃自由的幻想,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求生之道,不如说是更其痛苦的折磨。

《古拉格气象学家》还让我想到苏联名作家安•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也是关于一个被流放的年轻人久久难以回家的故事;我甚至想到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一个驻边的士兵,浪费了大半生来等待莫须有的敌人,从这等待中琢磨出了一种荒诞的幸福。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主角都没有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他们的一生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一场奋斗,对读者来说则是一次无法挽回的教训。

可是我们无法从这教训里学到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苏联和古拉格的环境下——这一点正是那些俄罗斯人怀念十月革命、怀念斯大林帝国的背景:不能相见,不如怀念。《古拉格气象学家》除了警示我们那个时代的可怕以及再也回不去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性的闪耀?还是人性再闪耀也敌不过质地厚实的黑暗?

从1986年开始,奥利维埃•罗兰先后去过俄罗斯(起初是苏联)将近三十次,平均一年一次,他花了大量时间去了解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接触俄罗斯人,这种关切,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和法国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俄罗斯人通过追思苏联时的集体荣誉感来冲淡眼下的失落(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记下一个俄国老太太的话:“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民族!而现在我们只是小贩,是抢匪……是谷物商人和经理人”);罗兰同样觉得眼下的俄罗斯一无是处:商业,消费至上,贫富分化,治安低下,民族问题爆发,但他还乐意呵呵一笑,去点醒那些沉溺于大国梦里的俄罗斯人。

虽然《古拉格气象学家》是一个顺藤摸瓜的调查的成果,但奥利维埃•罗兰的写作姿态中有股很不讨喜的自恋。他很把自己的发现当一回事,告诉我们,俄罗斯这个国家并不值得他如此重视,可他依然屈尊俯就地屡次造访那里,还在西伯利亚的重镇伊尔库茨克,跟那里语言大学的学生讲解亨利•米肖和克洛德•西蒙的文字之美(罗兰的品位倒还不错,这二位都是语言特色鲜明但知名度相对偏低的法国作家/诗人)。不过,他对写作此书之缘起的解释还是让我信服的:“当我谈论革命,我谈的……是千万人梦想中的那一个,是改头换面的世界,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气象学家的故事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和他们一起被屠杀的,是我们(我们的父母,我们之前的一代人)曾经共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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