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与皮肤之间

阿密.de
2016-09-05 看过


        第三帝国是一个可以分析,可以追溯的历史事件。而大屠杀不是。大屠杀拒绝被观察,被分析,被归纳总结,它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然而却又从未被真正书写的事件。它是不可理解的。它甚至不是事件,因为它无法被真正言说。它不是事件,所以也不存在真正的终结,事实上,在集中营被“解放”,犹太人被“解救”,德国社会被人工“去纳粹化”之后,反犹主义和对犹太流亡者的精神屠杀延续至今。那种对二战史的英雄主义式理解是幼稚的,却常常被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而二战之后,那些流亡归来的犹太人,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深渊,往往被忽略一旁。

        德国女作家乌苏拉•克莱谢尔(Ursula Krechel)2012年发表的小说《地方法院》(Landgericht)选择了这段刺目而禁忌的历史作为题材,讲述了一位在第三帝国时期流亡古巴、战后返回德国寻亲的犹太法官理查德•克罗尼茨(Richard Kornitzer)的故事。这本小说以大热姿态获得当年的德国图书奖,却遭到了不少争议:读者埋怨这本书太纪实,太冰冷,讲述方式与主人公的内心太有距离感,几乎禁绝了“移情”的可能;某些书评家则表示书中掺杂了太多佶屈聱牙的法律语言,把这部厚重的作品贬为克莱谢尔的“勤奋之作”。然而还是那句老话:你永远不知道一本书里面藏着什么,除非你亲自翻开它。很庆幸能够亲自翻开这本封面上刻着大卫之星的“蓝皮书”,阅读里面的“故事”(Geschichte)——虽说这本书以其深沉渊博的姿态似乎更配得上“历史”(Geschichte)这一称谓。它既拥有历史本身令人敬畏的厚重、迷宫般的错综复杂与裂谷般的深不可测,又不乏高超的叙事编织、优雅绝伦的意识流和闪光的诗意。
        克莱谢尔虽然主职是诗人,不过近年来转入了以战时战后犹太人流亡史的小说书写。她2008年的作品《上海,远在何方》(Shanghai fern von wo)展示了二战期间犹太难民流亡上海的全景图,第二部小说《地方法院》则聚焦战后返回德国的犹太人的境遇。在细心研究了历史人物、鲜有人知的犹太法官罗伯特•贝恩德•米夏埃利斯(Robert Bernd Michaelis)的档案及无数的卷宗之后,克莱谢尔创造了法官克罗尼茨这个流亡者形象——克罗尼茨不是某个具体历史人物的复制品,也不是纯粹的幻想傀儡,他是作者搜集的以米夏埃利斯为核心的无数位犹太流亡者形象的嵌合体,也用自己在古巴流亡的经历串起了诸多真实人物的游荡的影子——弗里茨•拉姆(Fritz Lamm)、汉斯•费特科(Hans Fittko)、艾玛•凯恩(Emma Kann)、鲍里斯•格尔登贝格(Boris Goldenberg),等等。这些第三帝国的幸存者们,影影绰绰地穿行在克罗尼茨这位虚构人物的生平与气息中。他即存在又不存在,仿佛一个镜中的地点,一个与历史人物的约会场所。他是历史那真实又虚幻的镜像本身。这面镜子曾经长期蒙尘,克莱谢尔用各种虚构/借鉴而来的历史纪录、抗辩文书、法院公告、报刊消息、电影广告、书信往来擦掉了泥尘,用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虚构填补了20世纪历史的这块令人羞耻的空白。镜子的裂痕被补好,扭曲的历史以新的姿态站直了身子。《地方法院》是一种介于卷宗与皮肤之间的存在:它既有精密无暇的历史躯体,又有可触可感的文学血肉。“皮肤”也是小说中的隐喻之一:流亡古巴的克罗尼茨在美洲的阳光曝晒下获得了一层新的皮肤,这层新的皮肤就像流亡经历一样跟着他回到了德国。文学虚构也在历史的光射下获得了一层新的表皮,并带着这层法律与历史卷宗一般的皮肤回到了小说的场域内。

        20世纪乃至新千年,在历史事实和文学虚构的张力之间大做文章的书比比皆是,《地方法院》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想,这个问题也可以借用“卷宗和皮肤”这对隐喻来回答。

        首先,《地方法院》作为一种准/仿历史文献文本,向读者展示了一些令人战栗的史实。提起对犹太人的迫害,我们心里会想到一个已经完成的手势。我们会想到拯救,胜利,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重建,补偿,平反,还乡之类的词语。然而事实上,这些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根本不存在。欧洲反犹浪潮由来已久,大屠杀只是它的一个站点;犹太人从来就没体会过什么是所谓的“胜利”——正如克罗尼茨所说,“胜利”这个词永远不属于流亡者。德国向之投降的是盟军,而不是犹太人;犹太流亡者在战后依然遭到来自德意志祖国的不可想象的诋毁、攻击、压制——德国的政治与司法制度要在帮前纳粹分子洗掉罪责的同时把流亡归来的犹太人羞辱至死。《地方法院》从多个角度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废墟与公理地狱。与一般的反战小说不同,它没有停留在纳粹迫害情节剧的层面,而是把触角探入了战后的、更为阴森的世界。希特勒死了,第三帝国消失了,然而犹太人“得救”了吗?让我们看看那些拥有完美理智的人是怎么对待这些流亡归来者的:
        —— 克罗尼茨在莫姆巴赫住在一户名为德雷斯的人家家中。对德雷斯一家而言,“法西斯受害者”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族群。德雷斯夫人说:“克罗尼茨博士先生,我们在经历战争的时候,您在哪儿?当房子被炸得剧烈震动的时候,您就没有在地下室里躲过?您连集中营都没进过?那您真是个幸运儿。没有战争,没有地下室避难,没有尖叫的手榴弹。犹太人流亡到国外,在那儿舒舒服服地避难,而我们德意志人则要忍受战争的苦痛。”在以德雷斯一家为代表的德国人看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都是可耻的,因为他们在伟大的德意志受苦受难的时候逃走了。
        —— 纳粹统治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充满友爱地接纳了犹太流亡者们。不过他们给流亡者安居之地是有条件的:流亡者必须是犹太酥皮点心师、钟表匠、会制作腊肠的屠夫、愿意在伪满洲国跳芭蕾舞的小丑,等等,一句话:“犹太流亡者最好是一只会下蛋的全脂奶母猪。”犹太人对我们有用,我们才接纳他们。这就是国际援助。古巴接纳流亡者的初期,直接把犹太人囚禁在集中营里,而且被关押的人每天必须支付一美金住宿费。因为集中营也是房子,而住房子要钱。这就是跨越民族和种族界限的人道主义。
        —— 奥尔巴赫事件。战后,德国拒绝犹太人成为反法西斯政治清除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理由是:委员会成员必须做到客观冷静,而受过迫害的犹太人显然无法“客观冷静”地审讯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可笑的逻辑:受害者本人没有资格把迫害者绳之于法。菲利普•奥尔巴赫是一个为那些遭受种族、宗教和政治迫害的人们伸张正义的犹太人,后来被德国诬蔑为“向集中营借贷的吸血鬼”。那些“客观冷静”的德国法官们用来描述他的词是:谎言癖,精神变态,青春发育障碍,歇斯底里。奥尔巴赫因为其对纳粹暴行的执着而被人说是变态。执着于大屠杀是种变态。执着于过去是种变态。执着于清算法西斯罪行是种变态。后来他被驱逐到以色列,因为德国人觉得,在自己国家的审判庭里不能遏制的反犹主义就交给以色列好了:“给以色列总统写封信,请求他作出判决,因为德意志人民此刻还没有作出判决的权力。”是的,反犹主义就交给以色列解决吧,我们德国人没有能力管那些犹太人的事。这就是德国司法的态度。
        这些战时战后的一幕幕,让人战栗。二战结束后,德国对犹太人并没有感到什么内疚,也没有歉意,他们只是把犹太人问题当作一件难缠的事,想方设法地加以摆脱。“犹太人过于深重的苦难害我们输掉了战争”,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对于克罗尼茨这样的流亡者,德国最大的希望是:他们最好永远不要回来。引用书中的一段话:“谁逃过了集中营一劫,谁从流亡中没有真正地到达他所离开的那个国度,那他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好了,自我除掉算了。”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在《英雄广场》(Heldenplatz)中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二战结束后,法西斯分子像苍蝇一样高速繁殖,反犹主义比战时更为赤裸裸,更为肆无忌惮。”
        面对反犹浪潮的冲击,克罗尼茨没有放弃对过去所受的苦难索要道歉赔偿。他以一种近乎疯魔的态度清算自己受到纳粹剥夺的一切,而且由始至终拒绝原谅。当然,他的这种执着也被德国人视为变态。他们用各种繁文缛节阻止他清算纳粹罪行,阻止他回溯过去。在德国人眼里看来,他这个受害者是不可理喻的:他明明已经足够幸运,没有死在集中营里,为什么他还不知足?为什么他还是那么执着地要恢复他原先应该得到的地方法院院长头衔?为什么他没有学会隐忍和原谅?
        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毁灭,就是因为原谅得太多。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Christian Petzold)的影片《不死鸟》中的重要角色、致力于清点纳粹罪行和拯救犹太受害者的蕾妮,曾说:“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开始原谅。我们迟早会死于自己的原谅之心。”克罗尼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意识到,他的还乡之旅,永远也没法到达终点;他的控诉,永远只是一种自言自语。他用尽一切办法要夺回自己送给妻子的蓝宝石手镯,其实意在夺回妻子和自己共同的过去。这段过去被法西斯焚烧殆尽。他再清楚不过:面对着历史缝隙中的反犹鬼影,原谅就是死亡。
        这也是为什么克罗尼茨在一次审判开庭之前选择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以“法官的名义”——读出基本法中关于人不应因为种族出身而遭到迫害与毁灭那一条款的原因。

        《地方法院》的惊人之处还在于对史实的艺术性编织,和优雅如流泉的语言。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单纯说出口,并不能获得洞穿读者心灵的力量。克莱谢尔很清楚,反犹恐怖和大屠杀阴影只有在历时性观测中才是最真实、最具冲击性的。在《地方法院》一书的结构上,她巧妙地把克罗尼茨的人生经历以打破线性时序的模式进行叙述,在多个时间和人物意识层面之间游刃有余。流亡者归来却失去了祖国,作为小说开端;流亡者故去却在祖国留下了无数的卷宗,作为小说结尾,完成了一次主题的洄游。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更可以发现整本小说就是在两极之间进行的一次次大规模往返运动:往昔与现时之间,数据与记忆之间,文书信笺和意识碎片之间,高度精密的法律语言和高度飘忽的诗歌语言之间,历史卷宗和身份皮肤之间。
        小说对于战前战后德国生活细节的复原惊人地鲜活与富有纹理,与涉及法律的部分的冰冷精确相反,在窥视人物意识蠕动的时候,作者用的语言朦胧闪烁,如雾如歌。战后德国法律体制的冰冷与确凿反衬出人物感知的纷繁与多义。
        就像大多数德语小说家一样,克莱谢尔是一个风格至上的作家。她不追求像英美作家那样讲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她感兴趣的是故事内部的磁场运动,是“故事”成为“历史”的那一瞬间。




        小说有一幕令人难忘:在纳粹势力使得正常的电影文化坍塌之前,克拉拉作为电影广告分析与策划者,总是像幽灵一样站在影院中所有观众的身后,观察幕布上的影子与雪花,感受观众席间的微妙温度。她就像身处雷区,用感官小心翼翼地摸索、承受、体验,凝视着那些被银幕催眠、听人摆布、任人宰割的观众,凝视着他们被锁进电影空间之前的身姿。我有时会想,这个站在光暗交界处的女人,不仅仅是克拉拉。她还是克莱谢尔。
        就在这块时代的幕布前,作者就像电影院观众席最后站着的克拉拉那样,观察一个个影像的运动和声音的舞蹈。在她前面,坐着一些对自己在影院中的存在浑然不觉的观众。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一段历史和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总是像食肉动物一样突然出现。

        而克罗尼茨,或者说米夏埃利斯,这位满怀希望回到故国地狱的法官,想必也没有料到,在遭到历史卷宗的掩埋之后,自己那在古巴被灼伤的皮肤能在一个他不再存在的世界里呼吸,正如他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儿子会害怕成为他的见证人而选择用卷宗把父亲埋葬。克莱谢尔,就像小说最后那个痛苦而疑惑的女资料管理员一样,打开了他的案卷,讲了他的故事。尽管这个新世界的人,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把他的故事当作充满想象力的胡编乱造,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眼中所谓官方的历史里面——二战的终结,流亡者的归来,故国的接纳,新生活的许诺——除了虚构,别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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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 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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