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的“漫长的跑道”

禾刀
2016-08-27 看过
在许多教科书中,工业革命的时间被定格为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则被视为工业革命开端的重要标志……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工业革命似乎是一个科技进步事件。
 
虽然熊彼特的科学主义理论把19世纪经济知识的增长归功于科技进步,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版)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知识经济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显然是这一理论的坚强拥趸,在他看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进步意义的工业革命理当有着更深刻更宽广更复杂的内因:“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持续)突出的表现”,而“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因此,“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才)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
 
工业革命不应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
  
埃德蒙在《大繁荣》一书中曾指出,“包括那些重大发明在内,几乎所有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大多数是普通工人。或者说,是英国工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掀起了“腾飞”的工业革命。埃德蒙还指出,工业革命期间的许多重大发明,只不过建立在对既有科学知识综合应用基础之上,而“重大创新很少能移动经济的大山”。
  
埃德蒙反复提到了知识经济,范赞登则着重于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挖掘。按照埃德蒙的分析,工业革命至少有这么三大特点:一是虽然重大发明较多,但大都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创新已经成为一种能够激发普通阶层智慧并为全社会大力推崇的社会文化,说简单点就是创新实现了平民化自觉化;二是工业革命与必要的科学知识不可分割,只有当普通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某一集中时段内重大发明“爆棚”才有可能;三是发明从来都不是什么“奇技淫巧”,而是可以为公众带来巨大收益预期,也就是利益推动创新。
  
正因如此,范赞登在历史长河中分析了欧洲政治发展变迁,发现正是因为私权的确立和保护,才为公民财产实现增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个人发展总是面临难以突破的权力天花板,私产就不可能实现独立地可持续地发展。而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客观上刺激了子女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释放了更多民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中国依旧禁锢于“三纲五常”的封建枷锁中,个人智慧受到极大限制。
  
印刷技术是范赞登分析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客观地看,印刷技术出现后,过去为精英阶层垄断的科学知识,通过大量书籍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平民阶层,显而易见地大大提升了平民知识水平。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比欧洲印刷术发明更早的中国印刷品数量本来也很可观,之所以印刷术没有助推中国掀起工业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中国的印刷术更多局限于文学层面,对科学技术关注得少传播得更少。
  
在分析制度因素时,范赞登反复强调了制度效率这一概念。高效的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制度效率的因素同样很多,比如“利率、技能溢价、市场参与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度”。范赞登更看重的一点是,“高效的‘纵向’制度的关键特征是他们保护无权者以对抗那些掌权的”,公共博弈规则的确立,正是法治的源泉。只有博弈实现法治化,制度才可能真正免除大众投身发展的后顾之忧。
  
 
大小“分流”并不偶然
  
与埃德蒙的研究方法略显不同,范赞登将工业革命研究拓展到1000—1800年这一漫长的时段,还特别注重通过对比方式,比如以中日为研究比较对象,借此分析寻找工业革命的“活水源头”。
  
范赞登并不赞成北海地区的分流(即“小分流”)始于17世纪的说法,认为这一时间点应前移到“15世纪后半叶”。理由是“‘小分流’得以发生的基础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业迅速扩张,商业的扩张引发了大西洋国家巨大的制度变迁”,为“英荷赢得了逐渐扩大的国际服务的份额,以及扩大了在关键出口工业中的份额”。
  
商业发展并非北海地区“小分流”的唯一因素。“在1700年前的两个世纪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火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对欧洲的集中与分裂形成了强大压力。为了“抵御领土面积较大国家的侵犯”,一些有助于“维持欧洲的竞争性的国家制度”在北海地区小国中应运而生,制度效率得到加强。特别是为了“激发”公众捍卫国家安全的热情,“公民权”逐渐从法律角度得以具化。
 
“公民权”既是一项政治权利,也是一项经济权利。当公民的权益包括经济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时,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才可能挣脱权力与道德的束缚,坦然走到阳光下。当公民维护个人权益为自己谋利成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文化观念时,实际表明市场经济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中西方的“大分流”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18世纪中后期,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迅速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而在所谓的“乾隆盛世”,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止乾隆时期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在这场原本看来至少势均力敌的赛跑中,清廷最终完败,若干年后还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
  
如果说“小分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民个人权益从法律角度得到更好保障,那么“大分流”则是因为英国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从而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面对外国列强,虽然清廷也偶露出奋起直追的雄心,但因选择的是自上而下式改革,对上层权力的道德自觉要求特别高,非但未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坚硬外壳,最后还落得个被外国列强分食的可悲下场。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同样是自上而下式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实现“脱亚入欧”,而中国的维新运动仅延续了短短的“百日”便以夭折谢幕。范赞登认为二者结局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中日制度效率的巨大差异。相较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的雄心壮志,年轻的光绪有心维新,但无法借助手中脆弱的权力压制既得利益群体的疯狂阻挠,作为同代人的李鸿章更是瞻前顾后,最后还被钉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工业革命,辉煌能否再度复制
  
范赞登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呈现出的“小发明潮”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为此,范赞登把这个背景拉得足够长,只为说明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会有什么样的收成,工业革命只不过是英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水到渠成。
  
英国首相丘吉尔部说过,“看得到过去多远,就能看得到未来多远”。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恢宏的工业革命,我们很容易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未来是否还有工业革命?如果有,这样的工业革命会在哪里重现辉煌呢?
 
这样的追问不无道理。既然工业革命离不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今天知识经济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为过。知识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就成为许多国家的重中之重,而借助于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估计的数据来看,现在我们每天生成的数据高达250兆亿个字节,超过过去两年里生成的数据总量的90%”。大数据本身就是知识经济的量化体现。
  
至于范赞登提到的制度效率,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挖掘空间。塞缪尔·亨廷顿的弟子福山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各国都会选择民主制度,历史就此终结。如果历史真的已经“终结”,那么是否意味政治发展已经触摸到了天花板。如果人类真就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知识经济积累水平远超历史任何时候,那么,似乎更没道理不会再度复制工业革命的辉煌。
  
不过,如果我们按照范赞登关于知识经济的分析逻辑,也许可以找到许多激动人心的亮点。工业革命之所以为人注意,权因地域和时间均相对集中。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知识经济内涵得到空前丰富,各种竞争发展更是空前激烈,各类重大发明也是前所未有且丝毫不见放慢脚步的迹象……
  
谁能断定我们就没有处在新的工业革命时代呢?只不过这次工业革命的地域可能宽广到整个地球村,站在“漫长的跑道”上的国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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