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陈丹青们高估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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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14 看过
文/唐小林
        在一次文学讲座上,一位年轻女读者在互动环节时,向讲学的某著名学者提问说:“木心的作品那么优秀,深受那么多人的喜爱,学界和文坛却很少有人提及他,对此你怎么看?”这位著名学者在犹豫了几秒钟之后,回答说:“木心的作品写得很好,值得一读。”对于这样的回答,这位女读者显然并不满意。根据我的观察,这位女读者肯定是木心的粉丝。或许在她和她的同龄人的心中,拥有无数粉丝的木心,必定是一位文学大师,理所当然地值得文坛和理论界去关注和研究。这样的现象,无疑就像是一种普通读者对文坛和学界的倒逼,甚至质疑,仿佛谁不承认木心,就意味着有眼无珠。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可笑的心理,众多的新闻媒体在宣传木心时,简直就像是商家在大搞商品促销活动,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都可以用上。在推广木心的活动中,某些作家和学者联合上阵,集体起哄地飙捧,并惊呼木心为“中文写作标高”的大师。为此,木心的学生陈丹青介绍说:“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木心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但80年代在海外再度写作后,才在海外等到了迟来的声誉。台湾为他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与耶鲁这些名校教授主办的《文学无国界》网站,木心先生拥有许多忠实读者……”“读过木心书的人会发现,将他与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恰当,木心具‘唯一性’。他的《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的倒影》、《上海赋》使我们遭遇了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我不知道从五四一代直到我们,可曾出现过类似的篇章?即便是周作人、周树人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写作者。’”陈丹青说这样的话,本身就缺乏严谨,而完全是一种感恩戴德的感情用事,除非陈丹青都已经毫无遗漏地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认认真真地全部读完,并且能够准确无误地做出判断,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木心与陈丹青,有着一种山高海深,非同一般的师生之谊,陈丹青告诉记者说:“我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不曾结识木心。”陈丹青在文学艺术,乃至人生的道路上受惠于木心,涌泉相报,不遗余力地推广木心,这本身并没有错。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一贯提倡讲常识、说真话的陈丹青,在谈论木心时,却常常违背常识,说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即便是木心的作品与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作品,被编在同一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中,这丝毫也不能说明木心的文学水平就达到了福克纳和海明威所拥有的文学高度。就像即便同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相差的高度,也远远不止十万八千里。木心的粉丝再多,恐怕也多不过金庸,甚至郭敬明。难道我们能够用读者数量的多少,来作为衡量一个作家文学水平高低的可靠依据?倘若以读者数量的多少,来衡量文学水平的高低,卡夫卡当年的小说集在一年之内,总共才卖出10本,这其中9本,还是卡夫卡自己买走的,难道我们能说金庸和郭敬明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卡夫卡?尤其让人感到可笑的是,为了在文坛造神,人为地抬高木心,陈丹青先生居然不顾事实,拿鲁迅和周作人来当木心的垫脚石,宣称举世无双的木心,大幅度超越了周氏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根据我数十年的阅读经验,一个作家越是依靠广告推广和粉丝们架秧子似的瞎起哄,该作家的写作,便越是让人生疑,其作品便越是不值一读。正因如此,在木心的作品哪怕是红透了天的时候,我也根本就没有买过木心的任何一本书。
        如今,木心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但对木心的神话和热闹的起哄,仍然还在继续。陈丹青对木心不遗余力的吹捧,不断引起我的警觉,继而进一步对木心开始怀疑,我决定要仔细阅读木心的书,看一看被陈丹青等人大肆飙捧,“惊为天人”的木心,究竟凭什么超越了周氏兄弟,并且成为了中文写作的“标高”?随着我对木心作品阅读的深入,一个满嘴跑火车,心中充满戾气,与文学大师极不匹配的文坛“老愤青”的形象,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们知道,木心在为陈丹青等人讲授文学史时,已经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但这位花甲之人,却一直是肝火很旺,居然面对听众们说:“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在我看来,以木心这样的年龄和阅历,再大的风浪也见过,世间什么样的怪事没有经历或者听说过?有人说某书家的书法超过了王羲之,要么是其真的不懂书法,要么就是骗子的故意忽悠,这种司空见惯的事,何以值得木心如此肝火上升,有失斯文地大爆粗口,像泼妇骂街呢?在我的家乡,大人们常常教育自己的小孩:与人发生争执或者吵架,绝不能乱说脏话,甚至将别人的娘和老子一起骂。人家惹了你,人家的爹妈却没有惹你,这是关乎一个家庭的教养问题。无论怎样,我们也不能把木心的这种粗鲁,当成是一种心直口快、放荡不羁的真性情。在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中,那种罕见的轻狂和屡屡出现的偏激,甚至谬误,就像是弥漫在空气中对人体有害的雾霾,始终笼罩着全书。木心说:“雪莱与拜伦性格不一样的。拜伦因为思想上的不成熟,呼天抢地宣扬他的怀疑,雪莱也因为思想上的不成熟,欢天喜地维持他的信仰——说句老实话,我看他们写的诗,只能当风景看。说一句狂妄严厉的话:他们都不懂得写诗。西方人真正会写的,是小说,不是诗。中国人才会写诗,但不会写小说。现代中国人,散文、小说、诗,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我们看到,在谈论文学时,木心常常是一种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艺术观和是非观。木心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极端的,一概而论的怪异的思维方式。一个自己不会写诗,也不懂诗的人,居然对雪莱和拜伦妄下断语,这恰恰证明了中国人常用的一句俗语:满壶全不响,半壶响叮当。木心说西方人不会写诗,那木心对于波德莱尔、叶芝、里尔克这样举世公认的大诗人,又该如何解释?说中国人不会写小说,那曹雪芹和鲁迅的小说,在木心的眼里难道什么都不是?木心说:“对《少年维特》、《简爱》、《茶花女》、《冰岛渔夫》、《皮埃尔•洛蒂》这几部爱情小说,如果看不懂,不爱看,那是爱情的门外汉门外婆。而且我可以断定他是个坏人,没出息。”面对这样的荒唐之谈,我简直是目瞪口呆。人生的选择和爱好,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喜欢文学,有的人喜欢音乐,有的人喜欢科技,有的人喜欢体育,谁能如此蛮横地要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须强求一律,像木心一样喜欢文学?谁有权利将不喜欢读爱情小说的人强行认定为坏人?照木心这样的逻辑,公安部门只需将那些不喜欢文学,尤其是不喜欢读爱情小说的人统统抓起来不就简单了事?我真不知道木心究竟为什么,说话常常是满嘴跑火车,心中总是充满着一股毫不理解和宽容别人的戾气。木心讲文学史,严格说来几乎都不是自己的东西,他主要依据的是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但在郑振铎的书中,从来就没有像木心这样荒唐的言论和与人为敌的仇恨心理。木心喜欢的,别人完全可以不喜欢。
        木心在为陈丹青等艺术家们讲授文学史时,之所以令陈丹青们开心解颐,爆笑不断,是因为木心采用的是一种恶搞,乃至亵渎文学大师的无聊方式,以贬低和糟蹋中国作家为乐趣,用无数的噱头做诱饵,吊足了陈丹青们的胃口,牢牢抓住了陈丹青们的猎奇心。在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中,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在外国作家面前简直是一钱不值,狗屎一堆,甚至法国的萨特,也遭到了株连:

屈原、杜甫,那是伟大,可是和莎士比亚相映照,分量不够了——中国的诗,量、质,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诗国,可是真正伟大的世界意义的诗人,一个也没有。

杜甫是中国诗圣,贝多芬是德国乐圣,博大精深,沉郁慷慨。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与杜甫晚年的作品相比,贝多芬就远远超越了。(笔者按:拿诗歌和音乐来比重要性,就像拿碗和筷子来比重要性一样,谁能说吃饭时,是碗重要,还是筷子更重要?)

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闻一多、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他们对待“魏晋文学”的态度,是不知“魏晋风度”可以通向世界艺术的途径。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很正经。但写起词来和女人一样善感——词人一写词,都像女人一样。(笔者按:木心能说范仲淹的“将军白发征夫泪”,苏轼的“大江东去”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像女人?)

嵇康的诗,几乎可说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辛弃疾(1140——1207)爱国词人,其实“官倒”很厉害,贪污也多。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听起来是在挖苦人,骂人。

说书人懂艺术,茅盾、巴金未必懂。说书先生有所师承,“五四”没了师承。

鲁迅他们一味反封建反礼教,大概不以为这是值得注意的命题。周作人算是爱读闲书的,可惜忙于小玩意小摆设,拣了芝麻,忘了西瓜。他们兄弟二人对中国有爱而不知怎样去爱,最后还是谈不上爱。

一句话,:唯有天才才能接受影响(只有健全的胃口才能消化影响)。敦煌、云冈,受到多少外来文化影响!鲁迅之为鲁迅,他是受益于俄国文学的影响,写好了短篇小说。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也一流。但他接受有限,成就也有限。

“五四”以来,中国够分量的评论家一个也没有啊!出了一个战士,鲁迅先生,出了一个教育界蔡元培先生。没有评论家,苦在哪里呢?是直到现在,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问题,都没有弄懂。
鲁迅没有担当这些,热心于枝枝节节,说得再好,还是枝枝节节。让鲁迅评论,他也担当不起来。丹麦的勃兰兑斯把近代欧洲文学统统读过,统统来写,写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这)套书。鲁迅在文学上缺乏自己的理论,也缺乏世界性的艺术观。

李宝嘉,根本不懂西方文化。孟扑、王国维,稍知表皮。

也许,正是因为萨特没有独创性,所以没有主见,没有一贯的思想。与法共交好又分道扬镳,六十年代谴责美国的越战,抗议苏联入侵捷克,后来又支持红卫兵,在巴黎贴大字报,签名(他是“四人帮”在海外的得力干将)。
(笔者按:木心真是看谁不顺眼就灭谁。居然将萨特捆绑在了“四人帮”的战车上!)

胡风、萧军,平反后拿不出东西来。宠他,迫害他,平反他,还是拿不出东西来。他们是文化工厂里的工人,给老板炒鱿鱼。他们说自己是文艺工作者,对的——文艺工作者。

连曹雪芹先生也糊涂,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其实女人是男人的手工艺品。

        以文学的名义来发泄私愤和标榜自己的伟大,这是木心在讲授文学史时的一大“创举”。在《文学回忆录》中,只要一逮住机会,木心就绝不会放过鲁迅先生。冠冕堂皇地以文学的名义,木心处处借题发挥,刻毒地讥讽和羞辱鲁迅先生。木心恨不得“鞭尸”地说:“回想鲁迅之死,抬头的抬头,抬脚的抬脚,后来哪个成了器?当时送葬者也算万人空巷,都哭,发誓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什么‘路是人走出来的’,现在呢?尸身上盖的旗——‘民族魂’。一个国家靠一个人来作魂,莫大的讽刺,而且肉麻。”“鲁迅他们,是从人生观半路杀出来的,世界观不成熟,更没有宇宙观。他们往往容易为政治观说服,拉过去。”看罢木心这样蛮横无理的文字,我的心不禁一阵阵作冷,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规定,为鲁迅先生抬棺的人,必须成为文学大师?在对胡风的评价问题上,木心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冷血。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胡风先生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胡风指出:“知识分子也是人民”,而且先进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体现历史要求”的新思想的创造者与传播者。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代文坛上,如张天翼、欧阳山、艾芜、端木蕻良、艾青、田间、路翎、贺敬之等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都曾受惠于胡风的文学批评,并因此成名。木心明明知道,胡风从1955年起,就因政治迫害而几度入狱,人生的大好时光,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同样因迫害入狱的木心,对于遭受政治迫害的胡风,丝毫没有半点同情心也就罢了,但木心对于胡风幸灾乐祸的反唇相讥,乃至往其伤口上故意撒盐,让人清楚地看到,即便是到了应该“云淡风轻”,笑看花开花落的晚年,木心心中的戾气,也始终不能消除。他总是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来贬低和妖化那些著名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仿佛只有木心自己,才是站在了道德和艺术的最高处。胡风在1979年走出高墙,平反昭雪时,已经身陷囹圄长达24年,那时的胡风,已经年近耄耋之年,并且因为长期的迫害和身体原因,时常出现一种脑神经混乱。胡风在人生的倒计时时写不出东西,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木心何以对晚年疾病缠身的胡风如此的苛责,毫不宽容?
        有媒体在神话木心时浮夸说:“令学生们惊异的是,木心并未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几乎全凭自己的记忆力讲述各国文学史。”但只要认真读一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谁都可以清楚地知道,倘若没有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作为依托,木心的文学课根本就没法开讲。木心课程中的许多内容,几乎就是整段整段地在照抄。而“回忆录”中一旦到了木心自我发挥的部分,却又常常是出尔反尔,谬误百出。木心动辄就在陈丹青等学生面前炫耀:“即使《唐诗三百首》,我真喜欢的,恐怕不到一百首,这一百首呢,每首读过一百遍也不止吧。”“你们看书可惜太少。不但少,遍数也太少。莎剧,我看过五六十遍,为什么呢?年年中秋吃月饼,多少月饼?上礼拜堂,天天上。《福音书》,我读过百多遍。每次读都不一样,到老也懂不透的。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倘若是一个三岁的小孩,我绝对相信木心的话是真的,但陈丹青要将木心的书展现给的,是全国的亿万读者。木心在书中表现出的,常常是一种浮皮潦草,甚至自以为是的以不知为知。木心说:“最近读了两遍《尼采传记》(丹尼尔•哈列维著)。他还是太老实,所以苦。我是复杂而狡猾,比较能苦中作乐。他大概没有读过东方人的东西。他的超人,还是创造了新伦理道德。他太看得起人类,太西方,他德国。”据笔者所知,尼采不但读过东方人的书,而且对东方的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尼采在书中说:“在佛教思想中,摆脱对善恶的分别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对道学家的一种精致的超越,并符合圆满。”尼采在其著作中曾经两次提到过老子。一次是在《反基督之徒》中,尼采在谈到反现实主义者的时候说:“若是在中国人中间,反现实主义者会使用老子的概念。”另一次是在1888年6月14号,在致音乐家朋友比德纳斯特的信中,谈到他发现一个法文译本的法典中提到孔子和老子。或许正是因为受到中国哲学的启迪,尼采和老子思想之间,才会擦出相同的火花,产生出思想的碰撞。有学者指出:“老子讲的道和尼采讲的强力意志,这中间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如果将木心当做一个学者,木心却缺乏钱钟书、陈寅恪那样严谨踏实的学风和扎实渊博的理论功底。木心在讲学时,常常是不懂装懂,信口开河。在木心的书中,随处都是一望便知的“硬伤”。在讲日本文学时,木心说:“日人的姓名,前两字是他出生地。”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木心为学的轻率和知识的浅薄。木心这样的说法,纯说是误人子弟。稍有一点日本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人的姓名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通常是两个字,如山田、佐藤、吉田等,但也有用一个字和三个字作为姓的。一个字的如今、森、林、原等;三个字的,如五十岚、久保田、大久保、佐久间等。日本人的姓,具有多种含义,例如:高崎,意为岛屿的突出部分;大庭,是宫殿前的广场;白鸟、小熊是动物;若松、高杉是植物;高桥、鸟居表示建筑物;小野寺、西园寺表示宗教信仰;服部、秦则是古代的时候从亚洲乃至世界各地到日本定居的归化人(即移民)的姓。木心明明没有读过多少日本文学作品,却说:“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出了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日本古代没有文学,连有无文字都成问题。”木心根本就不知道,古代的日本,完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它经历过很多朝代,日本古代不仅有文学,而且有世界上最早,并且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木心对《源氏物语》这样的经典之作,仅读过部分章节,知道点皮毛,就贸然断定该小说是病态的,女性的,无聊的,其内心之浮躁,为学之草率,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日本吸收中国唐代文化,加以融会贯通而铸就日本风格。大约在一千年前,便创造出光华灿烂的的平安文化,形成日本的美,正像‘珍奇的紫藤花’盛开一样,宛然是不同寻常的奇迹。当时已产生日本古典文学中最最上乘的作品,诗歌方面有最早的敕选和歌《古今集》(905),小说方面有《伊氏物语》、紫式部(约970-1002)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约966-1017)的《枕草子》等,这些作品构成了日本的美学传统,影响乃至支配后来八百年间的日本文学。尤其是《源氏物语》,从古至今,始终是日本小说的顶峰,即便到了现代,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及得上它。早在十世纪时,便已写出这部颇具现代风格的长篇小说,堪称世界奇迹,所以也为国际人士所周知。”对于日本的文学之美,木心根本就没有得其要领,故而说出了这种门外汉一样不着边际的话。
        众所周知,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从来都不屑于自吹自擂,夸嘴的郎中没好药。木心自认为是古今的奇才,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周作人他看不上,鲁迅他瞧不起。因为胸中郁积着一股莫名的狂妄,在给陈丹青们讲课的时候,木心总是按捺不住,要自我炫耀一番。木心王婆卖瓜,肉麻地自夸其《〈散文一集〉序》说:“这篇序,可传。和唐宋八大家比,不惭愧,稍稍改改。”在评价博尔赫斯时,木心居然毫不脸红地说:“他的散文与我比较同调,诗呢,对不起,我比他好。他是小说家写诗,我是诗人写诗。这不是骄傲,不是,是豪迈。比如帕瓦罗蒂,音量过人,你说他是骄傲?蚂蚁说大象骄傲,那意思是说要缩小到像蚂蚁,才算谦虚?”在木心的眼里,连拜伦、雪莱、海涅这样的大诗人其实都不太会做诗,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诗歌学徒。动辄以诗人自居的木心,根本就不具备写诗的天赋,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这样残酷的现实。木心的诗歌,大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诗歌的美感和艺术的享受,而最多就是一堆味同嚼蜡的文字赝品。
        某些学者飙捧木心时,称其文字有一种“民国范”,但木心的文字,却根本没法与民国文人胡兰成的文字相比。木心缺乏胡兰成那样的文学天赋和驾驭语言的能力。胡兰成的文字,有学养而不卖弄,口齿留香,自然天成;而木心的文字却处处透露出一种畸形自恋和病态的炫耀,就像那些满身珠光宝气,一脸浓妆艳抹的女人,既想显示自己的财富,又要炫耀自己的美丽,整个透露着一种浅薄的俗气。
        陈丹青在《木心谈木心》一书的后记中说:“天才毕生甘于无闻者,或许有吧;庸才而汲汲于名,则遍地皆是。木心渴望声誉,但不肯阿世,他的不安与自守,一动一静,盖出于此,而生前名、身后名,实在是两回事。木心自信来世会有惊动的,但生前的寂寞,毕竟是一种苦。”但实事求是地说,木心无论生前,还是身后的名,并非都是来自木心的那些文字,而更多的却是来自文字以外的其他因素。试想,倘若没有陈丹青这样的弟子和梁文道们奔走相告,不遗余力地全程推广,木心也许依然还是那个默默无闻的“文学老青年”。木心在文学的才华上,与文学史上重新“出土”,大放光彩的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根本没法比。以木心的小说为例,那种要人物没有人物,要故事没有故事,要情节没有情节,要细节没有细节,通篇自说自话的议论和叙述,与真正的小说可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而即便是将其称之为散文,也是非常牵强附会的。对于这种以散文冒充小说的做法,木心则毫不讳言地说:“我的那些短篇小说,都是叙事性散文,就像音乐上的叙事曲。哈代曾说‘多记印象,少发主见’,每隔一段时日我就会想起这句话,凡记印象的,当时和事后都很安逸,发了主见呢,转身便有悔意,追思起来悻悻不已。现在我用的方法是‘以意象表呈主见’,如果读者感受了我铺展的印象,他们自己会有主见,或许与作者的主见相合,不合呢,也罢。”木心的夫子自道,或许正是笔者在阅读其短篇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时,半天都无法进入,摸头不知脑的根本原因。
(原文发表于《天津文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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