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落在身上:《出家》碎语/金理(刊于《上海文化》9月号)

普鲁士蓝
2016-08-11 看过
尘世落在身上:《出家》碎语

金理



第一次读张忌君的小说,许是2005年的《小京》。翻开当年的笔记本,竟还找到两段文字——

“小京没了,我应该悲伤,应该痛哭的,可是我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我想我是怎么了,难道我不爱小京吗?我怎么会不哭呢?”年轻的莫年,不是加谬笔下的“局外人”默尔索,面对女友意外亡身,他只是懵懂、愕然,没有充分的心理去认识死亡。小说在情节的延展中一直没有给小京的被杀一个圆满交待,按着这条线索发展,原本可以编织出曲折离奇的故事,但作者没有这样做,“一点线索都没有”。作者将目光聚焦在莫年和故世女友的大伯和姐夫的交往中,通过莫年的态度复现他对女友的深情,同时在三个男人略显突兀和尴尬的交往中,表达一种关怀——生命的无常和流离,以及在无常和流离背后的爱、悲悯与人的担当。前者是冷的,而后者温暖。
大伯与姐夫的形象是逐渐鲜活起来的,从不合时宜的游览天安门,到遗体告别,到最后“用两只干裂的大手托住了装着骨灰盒的大旅行袋”,“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再也藏不住了”……小说用前后对照的景物描写呼应这一过程,开始“天上的太阳像个沾了灰的血蛋,蒙蒙透着光亮”,最后是“此刻的太阳,就像一张金黄色的大饼,发着温暖的光芒”。这也是一个从衰败冰冷到生机温暖的转变,就仿佛坚冰点点滴滴的融化。小说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完成了一个人性逐渐被浸润、升华的过程……

这十年来,我没有刻意追踪过张忌的创作。过眼的就拿来读,好像篇数并不多,印象中其小说面目亲切,但背后的意蕴又很费思量。而这一次的《出家》,对以往的创作路数有继承又气象一新,让我暗暗吃惊。



余英时先生曾发微《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大观园的内与外,前者是理想世界,后者是现实世界,作者用各种象征——“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暗示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 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以下对此文的引用不再注出,后文宋淇观点也转引自此文。]。《出家》中也有两个世界,不妨大致以实与虚来称谓。
“实”的世界是指世俗生活。主人公方泉,为养活一家五口(三个孩子),身兼数职,刷漆、送牛奶、送报纸、拉三轮车……生活于他而言如同“闯关”,“过了这一关,马上就有下一关等着你,而且下一关总是比这一关难,一关一关又一关,永远也打不完”。捡塑料废瓶的过程里给女儿拾回一个别人丢弃的毛绒熊玩具;三轮车被交警罚没、紧接着遇上碰瓷敲竹杠又被骗去五百元;身为送奶工却还一度为孩子喝不上牛奶而发愁,近乎古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哀告;屋漏偏逢连夜雨,穷困之外,疾病接踵而至,妻子因囊肿而动手术需要巨额医药费……无怪乎方泉每每在悬崖峭壁边感受绝望:“我忽然对以后的生活有些绝望,因为我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致。很少有人像我起得那么早,我也想多睡会儿,也想偷懒,可我总是牛一样的用鞭子抽着自己往前走。可这样辛苦,又怎么样呢?到头来,我不还是将日子过得跟条狗一样?”看主人公在人生险路上闯关,跌跌撞撞,你几乎要疑心这又是一出将所有磨难集中于一人的苦情戏,或者罗列所有社会紧迫问题的底层写作。
但张忌知道“止于所当止”,不会在小说中让泪水泛滥。李长之先生评价《红楼梦》:“在材料的采取上,……并不在你如何选择那奇异的,或者太理想化的资料,却在你如何把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拿住。”[ 李长之:《<红楼梦>批判》,《李长之书评》(四)第41页,伍杰、王鸿雁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 张忌善于体贴生活的参差形态(不会利用囊肿随意判定人物死刑,在医院里也遇上了不拿红包的医生),并不简化成纯洁的“我”与险恶世界的对立。此外,在深渊之中人也屡仆屡起,焕发出振拔向上的活力。小说前半部分的几场“送礼”(尤其是不乏喜剧色彩的通过送鳖换来工作)让人过目不忘,就如社会学家在研究“关系学”时指出的:送礼拉关系“经常被创造性地作为一种对抗性伦理,在被国家垄断的公众范围内,为个人和私人创造一个空间”[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第44页,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张忌赋予其消解苦难的民间智慧,这点点滴滴,都汇入“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
《出家》之所以不是一部急迫、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小说,还有一个原因。记得鲁迅曾为乡曲小民的求神拜鬼活动辩护,原因很简单,农人“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8)第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在世路险巇中,张忌也为人物提供了一个“一扬其精神”的世界,这个“虚”的世界,与宗教活动有关。比如,“我”在禅凳上打坐,渐渐进入神秘而阔大的精神体验:

经声响起时,我感觉我的身体开始充盈,逐渐变大,逐渐地失去了重量。终于,我漂浮了起来,悬在半空。我睁开眼睛,看见眼前是一片辽阔无比的水面,这水面看上去很柔软,柔软的就像孩子的肌肤,可似乎它又坚硬无比,就像一块坚冰。水底有光,星星点点,层层叠叠,这光也像失了重,就那样从水底的最深处慢慢漂浮上来,最后,积聚在水面,微微抖动。这光温和、平静、圣洁,我深情地看着它们,就如同我们是磁铁的两极,深深地吸引。我想向它靠过去,我想将身体放到这光之中,我知道,那里肯定明亮无比,温暖无比。



“虚”的世界里,当然少不了宗教活动,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阿宏叔美轮美奂的宝珠寺(“我疑心以前皇帝住的宫殿也不过如此”),抑或象山船老大一掷千金的佛事,都难让人过目不忘。倒是下面这一幕挥之不去——村里的老太太们来到山前寺,围坐在桂花树下,说笑,念经……“我”忽然悟道:

说实话,看着她们,我心底里有些失落,因为眼前的一切,才是这个寺庙最正常的生活。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跟寺庙连在一起的。村里人家,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出门营生,都不会绕过寺庙,只要有事,都会去庙里问问师傅。有句老话叫作无办法,问菩萨。怎么问菩萨,就得找寺庙,找和尚。而且,来寺庙的就是这些老人,因为老人腿脚不便,不可能去太远的地方。说到底,这样一座小寺庙,跟宗教无关,跟赚钱也无关,它只是村里的老人打发闲暇的场所,是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

20世纪初叶,在一片拔除宗教、改革陋习的声浪中,鲁迅这样理解宗教的产生:“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閟之士之所归”,“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8)第29、30页。] 鲁迅的重点似乎不在教义本身,而是在产生神话、宗教甚至迷信的人类精神作用上。这种精神表征“人心向上之需要”,推动着“有限相对”的人类,“超乎群动”,努力摆脱“有限相对之现世”,探起头来振拔朝向“无限绝对”……这里的“无限绝对”绝非什么虚无飘渺的东西,鲁迅《破恶声论》为举办“赛会”、信奉“神龙”辩护,着眼点即在于二者同农人生活本身与情感寄托、精神想象的切身而实在的联系,这里的基点仍然植根于生命的血肉真实之中。
村里老人把山前寺变作闲暇场所、活动中心,从实生活的土壤上为自己辟出发抒精神的空间。这是《出家》中虚实两境最饱满而踏实的结合吧,张忌说得好:“跟宗教无关”,又“真正跟寺庙连在一起”。胡兰成论花,“独独花园我不喜欢,因为它使花和一切隔断了。倒不是因为花园里的花太多。春天,漫山遍野的花是使人神往的,但花园里的花是那么繁多而又有限,那么精心布置而掩饰不了杂凑的痕迹”[ 胡兰成:《关于花》,《无所归止》第38、39页,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年1月。],所以,花就当开在田间、陌上、篱边,樵夫担上带着有,或女孩深巷叫卖声中……



但是张忌笔下的虚实两界与《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又有绝大不同。宋淇说:“大观园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们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大观园在这一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堡垒.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而当外界的力量侵入时,也正是内部世界的意义开始崩塌、悲剧绵延的开始。《红楼梦》第七十一回司棋和表弟在园中偷情遗落绣春囊,夏志清将此情节比作蛇潜入了伊甸园,亚当夏娃由天堂坠落人间,“这意味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暗示,即魔鬼撒旦已进入乐园”,这是“小说悲剧的转折点:从这时开始,贾府日益为不幸的事件所烦扰,再也不能维持虚假的喜庆和欢乐了”[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291页,胡益民等译、陈正发校,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也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271、272页。]。张忌不再苦心经营一个虚构的理想世界,将全部的意义与价值尽付其中;虚的世界没有通体洁净,实的世界不是乌黑一团,二者绝非泾渭分明;虚的世界也不待外部力量的侵入与瓦解,更无需银瓶乍破的转折时刻,虚实两界之间早就互通有无,更真切的情形或许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因为“一天能赚60元”,所以方泉跟着阿宏叔去庙里做空班,这出家路的起点,无非是现实生计的功利考虑。涉入渐深,我们随着方泉的视线,发现佛门中处处乱象:与方泉这般为捞外快而来的空班不乏其人,老空班传授经验“会不会念经都不要紧,只要会动嘴皮子就行”。甚至佛事间歇,“两个空班因为打牌时怀疑对方偷牌,在禅房里扭打在一起”。业余和尚在各家寺庙走穴,混饭吃的人一多,规矩就乱了,“原本的僧道尼,都有自家的焰口”,“不过到了现在,这些老规矩早已没有了严格的界限”。长了师傅和周郁先后向方泉讲解寺庙“生意经”:“护法就好比是一个公司里的业务员。公司的业务靠什么,不就靠业务员吗?只有拉来了好业务,公司的生意才会好”,同理,“一个好的寺庙,必然要有好的护法”。佛事一起,“就像开展销会一样热闹”,“为什么做佛事?因为只有做佛事寺庙才有人气,有人气香火才能旺。说穿了,这经营寺庙跟经营企业是一个道理,企业的产品要卖出去,要先做广告。寺庙也一样,就算不挣钱,你也要将佛事做起来,只有铺垫下去,将知名度打起来,才会有人来布施”。凡此种种,正是虚中有实,世俗世界的功利考量、利益交换,早就渗透入佛门,甚至成为组织宗教活动的原则。
而所谓实中有虚,是指方泉在世俗世界中“一扬其精神”,寻觅到或沉浸于超越性的精神体验之中。从寺庙里回家,方泉带回来一本楞严,“平时没事时,我总会偷偷拿出来翻一翻,还会念上几句”。在窘迫生活中艰于呼吸的时刻,也念几句楞严、心经,于是,“分明看到了一片宽阔平静的水面,水面上有着柔和无比的光”……
余英时曾细考“贾赦住的旧园和东府的会芳园都是现实世界上最肮脏的所在,而却为后来大观园这个最清净的理想世界提供了建造原料和基址”,这样的安排自非偶然,“《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他让我们不要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在肮脏的里面出来的”。与张忌的落笔相对照,这里就有好几层分殊的意思:曹雪芹深知两个世界无法脱离关系,但是“主观企求”上,早将“惟一有意义的世界”全然赋予大观园,张忌似乎不存此念,至少,他并不觉得佛门全是净土,他很犹豫,哪怕小说终章,冲突并未缓解,意义没有升华,就此而言,《出家》是一部“现代”小说。
曹雪芹在处理两个世界密不可分的关系时,有意采取确定方向的动态发展,“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是想要这个世界长驻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这个理想的世界,直到它完全毁灭为止”。由此,“当这种动态关系发展到它的尽头”,《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也发展到崇高而壮烈的顶点。张忌的写法不是这一路,他让方泉在虚实两境中穿行,左支右绌,但也且行且惜。虚实两个世界各有各的相貌、体系和规则,但这样的相貌、体系和规则又交相错综,张忌尤其关注虚实之间转换、交接的灰色地带,方泉的大部分生活就挣扎于此,张忌的不少笔墨也流连于此,于是我们才能透过“虚”看到“实”的控制,透过“实”看到“虚”的牵引。张忌写方泉的辛苦、栉风沐雨、与生活贴身肉搏,这肉搏过程甚而留下斑斑血迹,但这斑斑血迹或许就是方泉实在地抵达虚世界的必经之途,由此,“虚”不是空无一物的虚,而显出洞达虚世界的机缘与天意。



出入虚实之间的行程,以小说主人公“我”的出家路来赋形,且细数出家路如下。
第一次出家,是为了“一天能赚60元”,于是跟着阿宏叔上赤霞山上做个空班。剃发时一度“有些后悔”,事成之后就返家,去送奶站找到了一份职业,“这送奶工虽也不是什么好行当,毕竟算个正经工作。当和尚嘛,唉,我说不好”。
奶站的生意一落千丈,“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班”,阿宏叔打来电话,邀去一场佛事帮忙,“这次有这个机会,你去呆个一个礼拜,赚个一千来块,也蛮好的”。这是第二次出家。
为了养家一路艰辛,在警察罚款、坏人敲诈之后,“我”顿感生活无望,于是又来到寺庙。这第三次出家,似乎不纯是为了捞外快,莫非“我”已站在世俗世界意义的尽头。可是,置身于僧群之中,又感到一阵恍惚,这心慌的感觉颇有几分熟悉,“就像我在街上骑三轮车时,总是害怕那些交警会突然从某处冲出来,将我的钱和车全部给夺走”。意义的匮乏和焦虑感竟然如影随形,“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受这样的罪?我为什么来这里,不就因为我不喜欢外面的压力,想在寺庙里寻求片刻的安宁吗?每天,我都承受着各种压力,每天都陪着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厌恶,厌恶透了。如果我能承受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做空班,我去外面做别的事不也一样吗?”
妻子秀珍手术过后,家庭经济状况愈加拮据,“我”只能又打电话给阿宏叔,出门做佛事补贴家用。此期间还认识了山前庵的慧明师傅,她甚至将庵堂留给了“我”,终于可以自己当家,法号广净。为帮助慧明“赚些路费钱”,“我”开始参与张罗佛事,直到独立举办佛事。
出家路上,处处堆砌着功利而世俗的动机。但“我”似乎又是一个与佛有缘之人。第一次出家,尽管是扮作假和尚,但在阿宏叔念起的楞严声中,“我也听得入神。我觉得这声音似乎曾经在哪里听过,细腻绵长,这样熟悉,又这样陌生。一瞬间,我的心头百感交集,甚至连眼眶都有些湿润”。而未过多久,“我”就能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将楞严背诵下来,而据说,“在佛家咒语里面,楞严是最长的一段咒,也被称作咒中之王”。至于“引磬、木鱼、铙钹、手鼓,几乎一上手就能学会”,阿宏叔眼光如炬,早就指明“我是能吃这碗饭的”。渐渐地,向往之心愈重,比如,“从回到家的那一刻开始,我便开始想念山前寺,我想念寺庙里的檀香味”。甚至“刷墙的时候,也开始念楞严咒,念心经。……当那些经文从我口中念出时,墙上的那些腻子似乎也流动了起来,它们不再是涂料,而是作画用的朱砂、石青、藤黄。而我也不是在一个套间的墙上刷油漆,而是躲在一个藏经洞里,画达摩面壁、画鱼篮观音”……直到最后,面对妻子的劝说、家庭的压力,“我”依然不屈不挠地选择皈依,这到底是为了还愿(“如果我能生个儿子,我就会将自己皈依了佛祖”),抑或在法雨佛光的滋润普照之下,终于诚心向佛。这个问题,真也说不清了。
《出家》写的就是主人公的漫漫出家路,这一路,几番曲折,多有反复。张忌似乎特别要写出这一路走来的吃重、缓慢、枝蔓,敷衍出一个又一个回合。这篇小文的标题,出自当代作家蒋一谈的截句,我想借取的意思,在标题中未引出的后半句:

尘世落在身上
慢慢变成了僧袍

我喜欢《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四个字,各种版本的注疏看过一些,似乎也无定解。断章取义的猜测,其中多少有遍采五色之后始归于朴素的意思吧。“尘世”是去领受红尘滚滚中的五彩缤纷,而“僧袍”是“绘事”后归于的“素”,是从“绚烂和复杂中”为自己争来的一份“静”(这里关于“静”的理解,引自张定浩《既见君子》;也想起胡兰成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除开“尘世”与“僧袍”外,这句话中还有“慢慢”,我偏爱的就是这两个字,就好像小说主人公在出家路上踉踉跄跄,然而穿林打叶中却自也缓步徐行。并不是说“尘世”最终是为了修成一件“僧袍”,“僧袍”就规约着“尘世”的既定走向,这里面不当有、也没法有那么强烈、急切的设计意味,俗语说,“活着活着”就成了。再者,“尘世”与“僧袍”也不是断作两截。生活有其内在的整体性,如周作人说:“有些人把生活也分作片段,仅想选取其中的几节,将不中意的梢头弃去。这种办法可以称之曰抽刀断水,挥剑斩云。生活中大抵包含饮食,恋爱,生育,工作,老死这几样事情,但是联结在一起,不是可以随便选取一二的。”[ 周作人:《上下身》,《雨天的书》第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尘世”的烂漫与苦哀中自有“僧袍”,生活的意义就在它各种可能的纹路中展开和呈现。
《出家》的好,是舍不得弃去这些可能的纹路,舍不得将它们派作意义最终升华后便耗尽的材料。



张忌写方泉在虚实两界的蹇步与修行,这一笔笔铺开,已有成长或涉世小说的意味。主人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人间万象和时代消息,同时也见出自身的心性和品格(“不贪心”、“敬畏神明”),以及个人历程的延展。
关于小说中的“涉世”主题,伊萨克·塞奎拉( Isaac Sequeira) 是这样定义的:“涉世是一种存在的危机或者生命中一系列的遭遇,差不多经常是令人痛苦的,伴随着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获取关于他自身、关于罪恶的本性或者关于世界的有价值的知识的经历。”[ 转引自郑树森:《“涉世”的意识形态——论侯孝贤的五部电影》,吴小俐、唐梦译,《世界电影》1998年第4期。]故而,在一般的成长小说中,都会嵌入一个“顿悟”的瞬间、对于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刻,如同突发的精神现象,借此主人公对自己或事物的本质有了深刻理解,“获取关于他自身、关于罪恶的本性或者关于世界的有价值的知识”。这个“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在《笑傲江湖》中是风清扬向令狐冲传授“以无招破有招”,张文江老师评断如下:“随着令狐冲的剑术跳出华山派的拘束,并跳出天下各门各派的拘束,渐窥上乘武学的门径,他的思想也开始升华……随着他的跳出,当时武林极为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的真相,不可抗拒地向他显露出来。这是思想有所升华者必然际遇的现象。”[ 张文江、陆灏、裘小龙:《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第214、2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 风清扬的传剑和岳不群“正人君子”面目的被揭穿,一正一反,助成令狐冲武学和思想境界的升华。这个“被揭穿”的时刻,在《出家》中,就是方泉对阿宏叔的窥破:曾经,方泉看见阿宏叔端坐高台,“身穿金光闪闪的袈裟,头戴五山帽,他低垂着双目,手上结一个密印,手中诵着真言,……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甚至疑心自己见到的不是阿宏叔,而是一尊真佛”。但在小说后半部分,方泉渐渐窥破了阿宏叔如何将寺庙佛事变作赚钱行业的种种,由此对虚实两界不生分别心,借前引张文江老师的话,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的真相,不可抗拒地向他显露出来”。
但是《出家》又不同于规整的成长小说。在小说的结尾,一片悬而未决的状态中,“我看见了我……相互眺望”,依然是焦灼、纠结、分裂……这里没有“天路历程”般的终点,远非千流入海、万佛朝宗的畅快与皈依,即便一掌合什,垂目敛眉间也有解不尽的愁绪。方泉眼界的上出,并不是将价值凝定于某个固定所在,而是意识到世界和人永远复杂多变,无法界限,不可化约,但这并非将存在的意义一笔勾销或遁入虚无之地,相反,窥破阿宏叔这般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贩卖、规约存在的真实、自由与完整的人物或符号,恰恰印证了对存在的真实、自由与完整的虔敬。我们也无须到这部小说的结尾去苦求卒章显志,实则如一体化入万端,存在的意义,或许就在对细微生活片段的敏感与珍视中。这样的细微片段,潜伏在《出家》行文中,我提请读者不妨注意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方泉倚立在桂花树下的场景,他在树下看天亮了、暗了,云厚了、薄了,在这一个个瞬间,随缘临机地领受、体验生命的意义——

我站在树下,我听见檐牙上的挂钟叮叮咚咚的响,随后,我便觉着一阵风过来了,吹得身边的桂花树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我依在桂花树上,叼着树枝,眯着眼看山下像火柴盒一样大小的房子以及远处蓝色的海,觉得满心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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