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或被杀是他们无法阻挡的命运

我只见过一次双雪涛，而且刚见的时候还不认识他。 那天是分享会，我约了人，过去早了。当时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脚背磨破了一点，我买了一盒防水的创可贴，想找个地方贴一下。 进鲁迅文学院的门右转，有一棵树，下面有一个长椅，长椅再靠前的垃圾桶旁站了两个男人。他们在吸烟，一个穿深蓝色衬衣，瘦一些，高一些。另一个穿黑色衬衣，头发略长一些。两个人都戴了眼镜。我想应该也是来早的人，或许是朋友，打算在外面说会儿话。 后来入场我才知道，穿蓝衣服的是双雪涛，穿黑衣服的是孙一圣。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总觉得没有写作者外衣的作者，跟普通人无异，但又不知道哪里无异。 《平原上的摩西》是中篇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其中，李斐叙事四次，庄树叙事三次，庄德增、傅东心叙事两次，蒋不凡、孙天博、赵小东各叙事一次。这么频繁的转换叙述视点并没有让我觉得不舒服，反而在读起来的时候会更顺畅一些。 这是一个带有推理色彩的故事，现在很多作者喜欢用推理体裁，去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早先高中读过蔡骏，的确被吓过一阵子，但也就一阵子，后来读日本的宫部美雪、东野圭吾，总觉得人性比鬼神更恐怖。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做电影的朋友知道。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案件的动机是什么？作者想表达什么？男女主角的情感线是怎样的？ 如果不经过改编，而直接粗暴地把它搬上荧幕，这个故事的确很难回答上面的问题。因为文学作品的叙事跟电影是有差别的。两者展现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电影语言很直接，像是刀锋，一挥动就见血肉，非常的锐利，似乎不打斗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一种气；文学语言有时要含蓄很多，更柔软，更迂回，要层层铺垫，要蓄势待发，最终才一招毙命。 我觉得这个故事，似乎更适合文学的表达。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还是很期待荧幕版的。 因为它不仅仅是悬疑推理或罪案那么简单。它夹裹了许多纠葛，更像是武侠小说里那种收罗万象的绫罗，展开一段有一段的因缘际会或恩怨情仇。这个故事横跨了五六十年，故事背景里有文革，有工厂倒闭，有下岗工人与城管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有男女主人公各自的命运。 这并非是简单的悬疑，其实我觉得更像一部具有强烈批判与反思色彩的社会小说。但作者表达方式很有意思，他用纵深的方式，把故事拉长并埋深，有时候只露出一截给我们看，引得人心痒难耐。或者他原本就不想把这么直接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用了一系列或悲剧或普通的人物，用他们的经历表达出来。从文革中傅东心被打死的叔叔，但她明知真相却嫁给了凶手；到工厂倒闭，当城市中心的毛主席像被替换的时候，有三十多个下岗工人静坐；再到城管执法把下岗女工的女儿推倒在炉子上毁容，政府草草了事，但两个城管又被李斐的父亲李守廉杀害了等等。 我觉得对时代背景的剖析多过案件本身，因为跟案件相关的几个人都曾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比如收留李斐的人——孙育新，他下岗后，本想用买断工龄的那笔钱开一个诊所，结果那笔钱却被自己的老婆全部携带走，与另外一个男人私奔到了北京，抑或还是摆地摊小商贩的窘迫，都强烈地透露出普通百姓的真实生存境况。 前几天，我专门去读了《收获》上双雪涛写自己创作的感受，他说：“《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小说，占据了我2014年上半年几乎全部的时间，和下半年几乎一半的时间。在拿给《收获》前，我自己已写了三稿，且都变动颇大，交出去之后又改了几稿，已无法记清。核查稿子的日期，最后一稿应该是2014年11月18号，也许是第七稿或者第八稿，比上一稿多出二百多个字，还有一处关于庄德增醉酒的细节得到了修改。我本是个性急之人，有时候喝水都能呛着，写小说时是我人生中最具耐心的时刻，但是在这篇小说里，多次感觉耐心已经耗尽，好像一场旷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恋爱，因为吵闹而烦躁并且越陷越深。” 虽然《平原上的摩西》是这本书的主打篇目，但我更喜欢《我的朋友安德烈》，总能让我想起来蔡崇达笔下的厚朴，当然，他比蔡崇达写得好，两个人所表达的东西不在一个层次。 那个带球只想传给“他”的少年；那个只是为了把去新加坡留学的机会争取回来，就公然写了大字报贴在校长办公室门上的少年；那个不为世人所接纳，最终研究朝鲜，怀疑世界充满间谍，最终被送到疯人院的少年。我那么的喜欢他，也喜欢双雪涛的叙事手法。他一开始并没有写安德烈，而是从自己去世的父亲写起，这是一场关于旧友的回忆，从死亡开始，从死亡结束。人物的描写和塑造很立体，其中还有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四十多岁没有结婚，但会偷学生书看的美丽的政治老师或者历史课从不讲历史，而是讲政治老师过往经历的男老师等等。 在我看来，双雪涛是有文学素养的那类作者，大抵可以形容为能够把一个难看的故事写得好看。他在写作上不花哨，但很有恳切感。我除了《平原上的摩西》、《我的朋友安德烈》，另外像《无赖》、《大师》等短篇小说也都让我有深切的触动。这里面有思想的相对延展，都有精确的日期，像是真实的事件记录。故事也都涉及工厂倒闭，自有一层深意，能够引人倾倒出深藏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