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人?
前不久有一新闻,大概说一在澳洲的华人(是否中国籍,我不知)微博(或者是Facebook?)直播焚烧护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称中国人为“中国彘”。该事件引起众多网友的声讨。
当然,我无意于去辩是非曲直,也无必要。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为什么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人,到国外后会如此厌恶中国?如此急于摆脱中国?
这种困惑,在读了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后,颇有一扫而空之感。在王先生看来,处于族群边缘(可理解为两种文化或文明的交界处)的人,通常会有这种心理。因此,这并非个例,而是一种规模现象。以周为例,其起源传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习农业→与戎狄居→看不起戎狄的残暴,避居东方。周人原与戎狄杂居,后因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东迁,向往以商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其向中原文明靠拢的第一步,便是撇清和戎狄的密切关系,以攻击戎狄的缺点来证明自己与其不同。
受史学叙事的影响,一提到匈奴、羌、鲜卑这些民族,多数人便在头脑中幻想出一些与自身迥异的人物形象来。因为没有图像,古代胡族外貌与汉人究竟有多大区别,已经无法知晓。而官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则值得怀疑。以羌人为例,《后汉书》讲他们“人面兽心”,风俗与汉文化圈迥异。汉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河湟地区,其体型与战国时期的戎狄应该非常相近或相似。而经过战国及秦汉,原先的多数戎狄都“变身”为“汉人”。因此,汉时羌人在形体上与中原人应该相差不大。那么,为什么中原王朝要将这样一些人称为“羌”?
在中国古史系统中,中华文明的源头是黄河流域,而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是野蛮民族,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种系统,让多数人觉得中原地区的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其实不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为例,其文明程度就要高于同时期的黄河地区(至少不相上下),其纹饰等影响了商周的青铜文化(日本汉学家林巳奈夫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饕餮,其源流是良渚文化中的兽面纹)。
生态考古学研究成果证明,在元前3000年左右,气候湿润,今青海河湟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都适宜于发展农业。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逐渐趋于干旱。越来越少的土地,养活不了日益增多的人群。王先生认为,在此情况下,人们一般有三种应对方式:其一,改进生产方式,或另找可利用的资源,;其二,以战争,征服与统治,使一部分人变成吃得少,做得多的生产者,而统治阶层则加以剥削;其三,以新族群认同重化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并以武力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面对生存困境,生活在河湟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人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即由农业转向畜牧业,对于不能直接利用的高山资源(如草),通过驯养牛羊的方式来间接利用。而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人们,则综合采取了第二和第三种方式。通过第二种方式,建立起强大的金字塔式政权,通过第三种方式,将周边地区摒除在自身之外。
在叙述中原王朝“内诸夏外夷狄”的观念之前,有必要看看三代对周边人群的看法。“夷”字,由“大”和“弓”组成,“大”者“人”也,“夷”即用弓打猎的人,客观讲述生产生活方式,并无歧视。再看“戎”,有一“戈”字,《说文》说和武器有关,也无歧义。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建构西周史,才在前面加了一个“犬”字,这已经是污蔑了。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人们的观念变化如此之大?王先生解释为对资源的争夺。因为争夺生存资源,彼此由原来的“无关”变为敌对关系。为了和这些人群区分开来,中原地区开始努力建构自己的独特文化。且看《左传》对“华夏”的定义:中国有礼仪之大,谓之华;有服装之美,谓之夏。其实,后世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礼仪制度,大多建构于战国时期。可以说,这是为了争夺资源,划分势力范围而有意为之。同时,对周边人群则极力抹黑。比如羌,正史里面说他们“人面兽心”,又说他们的祖先是奴隶,逃到西方后和一个鼻子被割的女子野合。至于羌人女性以黑纱蒙面的风俗,则被官方史家解释为太丑。对苗族的抹黑则更加恶毒,正史说他们的祖先原本是一条狗……(其实,这种地域歧视到现在都还非常普遍。小时候重庆尚属于四川,四川人多外出谋生,遍布全国,与当地人形成竞争关系,云南人便轻蔑地称其为“川耗子”)
为了区别于周边的竞争性人群,华夏族便在春秋时期产生了,并相应制造了黄帝的神话。同时,为了对抗,或者消灭这些竞争性群体,华夏族不断向外扩张。相对于东胡和羌的生活方式,华夏族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更利于东方和南方的上层阶级。因此,吴、楚、越这些边缘之国开始努力华夏化,学习和模仿华夏族的典章制度,并自称同为华夏始祖的后裔。而中原王朝需要借助这样一些政权来对抗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威胁,因此对这些国家的华夏化加以认可,将华夏边缘向东方和南方扩展。到了汉代,这种扩展取得极大成功。
华夏边缘扩展之地,生活于其中者,即为华夏族,虽然他们的语言不一,风俗有异。中原王朝在扩展时有所选择,主要着重于可以发展农业,对农民进行剥削和统治的地区。因此,西汉声威虽然远及中亚,但对匈奴土地并无觊觎之心。汉朝真正想要收服的,乃是河湟地区的羌人。因为河湟地区可以发展种植业,中原王朝便想要将其纳入统治范围。相对于匈奴来讲,被汉人称为“羌”的人群力量要弱小得多。他们没有统一的首领,而是分散不一的社团力量。从武器来看,羌人也很弱,他们对抗东汉军队的,常是竹竿,但常常能将后者打败。为了征服河湟地区,东汉政府甚至残忍地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将羌族首领召集到一起,集体屠杀。至于一般人群,则向内迁徙。但因为羌人爱好自由和平等,从未统一,因此终东汉一朝,都没能征服这一地区。
随着中国传统政治势力的不断延伸,华夏边缘也不断向四周推移,大体在汉末固定。此后的中原王朝,都努力维持这一边缘,对内剥削统治,对外以利或力羁糜。
周边人群为了政治或经济利益,多会努力汉化。这种倾向,以云贵川地区的族谱修订最为明显。按照云南汉族的说法,他们的祖先本是湖广或者南京人氏。王先生认为,这些族谱的可信度值得怀疑(以我家族谱为例,始祖事迹语焉不详,直接抄自百家姓,而迁徙到云南的首代祖先,则乏事可陈),极有可能是后人为了区别于本地落后群体(其实,他们可能是一个民族,只是地位不一)而虚构或想象。而且,华夏边缘的汉族特征,往往要比中原地区明显(对此,王先生有一个比喻,他说是圆的轮廓而非里面的空白让其为圆)。这是因为自身认同出现危机后的刻意强化,也是其华夏化的关键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谁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有什么特征,似乎很难回答。同样,谁是汉族,汉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是什么,也大成问题。
当然,我无意于去辩是非曲直,也无必要。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为什么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人,到国外后会如此厌恶中国?如此急于摆脱中国?
这种困惑,在读了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后,颇有一扫而空之感。在王先生看来,处于族群边缘(可理解为两种文化或文明的交界处)的人,通常会有这种心理。因此,这并非个例,而是一种规模现象。以周为例,其起源传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习农业→与戎狄居→看不起戎狄的残暴,避居东方。周人原与戎狄杂居,后因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东迁,向往以商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其向中原文明靠拢的第一步,便是撇清和戎狄的密切关系,以攻击戎狄的缺点来证明自己与其不同。
受史学叙事的影响,一提到匈奴、羌、鲜卑这些民族,多数人便在头脑中幻想出一些与自身迥异的人物形象来。因为没有图像,古代胡族外貌与汉人究竟有多大区别,已经无法知晓。而官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则值得怀疑。以羌人为例,《后汉书》讲他们“人面兽心”,风俗与汉文化圈迥异。汉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河湟地区,其体型与战国时期的戎狄应该非常相近或相似。而经过战国及秦汉,原先的多数戎狄都“变身”为“汉人”。因此,汉时羌人在形体上与中原人应该相差不大。那么,为什么中原王朝要将这样一些人称为“羌”?
在中国古史系统中,中华文明的源头是黄河流域,而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是野蛮民族,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种系统,让多数人觉得中原地区的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其实不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为例,其文明程度就要高于同时期的黄河地区(至少不相上下),其纹饰等影响了商周的青铜文化(日本汉学家林巳奈夫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饕餮,其源流是良渚文化中的兽面纹)。
生态考古学研究成果证明,在元前3000年左右,气候湿润,今青海河湟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都适宜于发展农业。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逐渐趋于干旱。越来越少的土地,养活不了日益增多的人群。王先生认为,在此情况下,人们一般有三种应对方式:其一,改进生产方式,或另找可利用的资源,;其二,以战争,征服与统治,使一部分人变成吃得少,做得多的生产者,而统治阶层则加以剥削;其三,以新族群认同重化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并以武力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面对生存困境,生活在河湟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人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即由农业转向畜牧业,对于不能直接利用的高山资源(如草),通过驯养牛羊的方式来间接利用。而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人们,则综合采取了第二和第三种方式。通过第二种方式,建立起强大的金字塔式政权,通过第三种方式,将周边地区摒除在自身之外。
在叙述中原王朝“内诸夏外夷狄”的观念之前,有必要看看三代对周边人群的看法。“夷”字,由“大”和“弓”组成,“大”者“人”也,“夷”即用弓打猎的人,客观讲述生产生活方式,并无歧视。再看“戎”,有一“戈”字,《说文》说和武器有关,也无歧义。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建构西周史,才在前面加了一个“犬”字,这已经是污蔑了。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人们的观念变化如此之大?王先生解释为对资源的争夺。因为争夺生存资源,彼此由原来的“无关”变为敌对关系。为了和这些人群区分开来,中原地区开始努力建构自己的独特文化。且看《左传》对“华夏”的定义:中国有礼仪之大,谓之华;有服装之美,谓之夏。其实,后世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礼仪制度,大多建构于战国时期。可以说,这是为了争夺资源,划分势力范围而有意为之。同时,对周边人群则极力抹黑。比如羌,正史里面说他们“人面兽心”,又说他们的祖先是奴隶,逃到西方后和一个鼻子被割的女子野合。至于羌人女性以黑纱蒙面的风俗,则被官方史家解释为太丑。对苗族的抹黑则更加恶毒,正史说他们的祖先原本是一条狗……(其实,这种地域歧视到现在都还非常普遍。小时候重庆尚属于四川,四川人多外出谋生,遍布全国,与当地人形成竞争关系,云南人便轻蔑地称其为“川耗子”)
为了区别于周边的竞争性人群,华夏族便在春秋时期产生了,并相应制造了黄帝的神话。同时,为了对抗,或者消灭这些竞争性群体,华夏族不断向外扩张。相对于东胡和羌的生活方式,华夏族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更利于东方和南方的上层阶级。因此,吴、楚、越这些边缘之国开始努力华夏化,学习和模仿华夏族的典章制度,并自称同为华夏始祖的后裔。而中原王朝需要借助这样一些政权来对抗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威胁,因此对这些国家的华夏化加以认可,将华夏边缘向东方和南方扩展。到了汉代,这种扩展取得极大成功。
华夏边缘扩展之地,生活于其中者,即为华夏族,虽然他们的语言不一,风俗有异。中原王朝在扩展时有所选择,主要着重于可以发展农业,对农民进行剥削和统治的地区。因此,西汉声威虽然远及中亚,但对匈奴土地并无觊觎之心。汉朝真正想要收服的,乃是河湟地区的羌人。因为河湟地区可以发展种植业,中原王朝便想要将其纳入统治范围。相对于匈奴来讲,被汉人称为“羌”的人群力量要弱小得多。他们没有统一的首领,而是分散不一的社团力量。从武器来看,羌人也很弱,他们对抗东汉军队的,常是竹竿,但常常能将后者打败。为了征服河湟地区,东汉政府甚至残忍地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将羌族首领召集到一起,集体屠杀。至于一般人群,则向内迁徙。但因为羌人爱好自由和平等,从未统一,因此终东汉一朝,都没能征服这一地区。
随着中国传统政治势力的不断延伸,华夏边缘也不断向四周推移,大体在汉末固定。此后的中原王朝,都努力维持这一边缘,对内剥削统治,对外以利或力羁糜。
周边人群为了政治或经济利益,多会努力汉化。这种倾向,以云贵川地区的族谱修订最为明显。按照云南汉族的说法,他们的祖先本是湖广或者南京人氏。王先生认为,这些族谱的可信度值得怀疑(以我家族谱为例,始祖事迹语焉不详,直接抄自百家姓,而迁徙到云南的首代祖先,则乏事可陈),极有可能是后人为了区别于本地落后群体(其实,他们可能是一个民族,只是地位不一)而虚构或想象。而且,华夏边缘的汉族特征,往往要比中原地区明显(对此,王先生有一个比喻,他说是圆的轮廓而非里面的空白让其为圆)。这是因为自身认同出现危机后的刻意强化,也是其华夏化的关键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谁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有什么特征,似乎很难回答。同样,谁是汉族,汉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是什么,也大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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