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人？
前不久有一新闻，大概说一在澳洲的华人（是否中国籍，我不知）微博（或者是Facebook？）直播焚烧护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称中国人为“中国彘”。该事件引起众多网友的声讨。
当然，我无意于去辩是非曲直，也无必要。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为什么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人，到国外后会如此厌恶中国？如此急于摆脱中国？
这种困惑，在读了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后，颇有一扫而空之感。在王先生看来，处于族群边缘（可理解为两种文化或文明的交界处）的人，通常会有这种心理。因此，这并非个例，而是一种规模现象。以周为例，其起源传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习农业→与戎狄居→看不起戎狄的残暴，避居东方。周人原与戎狄杂居，后因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东迁，向往以商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其向中原文明靠拢的第一步，便是撇清和戎狄的密切关系，以攻击戎狄的缺点来证明自己与其不同。
受史学叙事的影响，一提到匈奴、羌、鲜卑这些民族，多数人便在头脑中幻想出一些与自身迥异的人物形象来。因为没有图像，古代胡族外貌与汉人究竟有多大区别，已经无法知晓。而官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则值得怀疑。以羌人为例，《后汉书》讲他们“人面兽心”，风俗与汉文化圈迥异。汉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河湟地区，其体型与战国时期的戎狄应该非常相近或相似。而经过战国及秦汉，原先的多数戎狄都“变身”为“汉人”。因此，汉时羌人在形体上与中原人应该相差不大。那么，为什么中原王朝要将这样一些人称为“羌”？
在中国古史系统中，中华文明的源头是黄河流域，而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是野蛮民族，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种系统，让多数人觉得中原地区的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其实不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为例，其文明程度就要高于同时期的黄河地区（至少不相上下），其纹饰等影响了商周的青铜文化（日本汉学家林巳奈夫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饕餮，其源流是良渚文化中的兽面纹）。
生态考古学研究成果证明，在元前3000年左右，气候湿润，今青海河湟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都适宜于发展农业。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逐渐趋于干旱。越来越少的土地，养活不了日益增多的人群。王先生认为，在此情况下，人们一般有三种应对方式:其一，改进生产方式，或另找可利用的资源，；其二，以战争，征服与统治，使一部分人变成吃得少，做得多的生产者，而统治阶层则加以剥削；其三，以新族群认同重化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并以武力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面对生存困境，生活在河湟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人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即由农业转向畜牧业，对于不能直接利用的高山资源（如草），通过驯养牛羊的方式来间接利用。而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人们，则综合采取了第二和第三种方式。通过第二种方式，建立起强大的金字塔式政权，通过第三种方式，将周边地区摒除在自身之外。
在叙述中原王朝“内诸夏外夷狄”的观念之前，有必要看看三代对周边人群的看法。“夷”字，由“大”和“弓”组成，“大”者“人”也，“夷”即用弓打猎的人，客观讲述生产生活方式，并无歧视。再看“戎”，有一“戈”字，《说文》说和武器有关，也无歧义。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建构西周史，才在前面加了一个“犬”字，这已经是污蔑了。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人们的观念变化如此之大？王先生解释为对资源的争夺。因为争夺生存资源，彼此由原来的“无关”变为敌对关系。为了和这些人群区分开来，中原地区开始努力建构自己的独特文化。且看《左传》对“华夏”的定义:中国有礼仪之大，谓之华；有服装之美，谓之夏。其实，后世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礼仪制度，大多建构于战国时期。可以说，这是为了争夺资源，划分势力范围而有意为之。同时，对周边人群则极力抹黑。比如羌，正史里面说他们“人面兽心”，又说他们的祖先是奴隶，逃到西方后和一个鼻子被割的女子野合。至于羌人女性以黑纱蒙面的风俗，则被官方史家解释为太丑。对苗族的抹黑则更加恶毒，正史说他们的祖先原本是一条狗……（其实，这种地域歧视到现在都还非常普遍。小时候重庆尚属于四川，四川人多外出谋生，遍布全国，与当地人形成竞争关系，云南人便轻蔑地称其为“川耗子”）
为了区别于周边的竞争性人群，华夏族便在春秋时期产生了，并相应制造了黄帝的神话。同时，为了对抗，或者消灭这些竞争性群体，华夏族不断向外扩张。相对于东胡和羌的生活方式，华夏族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更利于东方和南方的上层阶级。因此，吴、楚、越这些边缘之国开始努力华夏化，学习和模仿华夏族的典章制度，并自称同为华夏始祖的后裔。而中原王朝需要借助这样一些政权来对抗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威胁，因此对这些国家的华夏化加以认可，将华夏边缘向东方和南方扩展。到了汉代，这种扩展取得极大成功。
华夏边缘扩展之地，生活于其中者，即为华夏族，虽然他们的语言不一，风俗有异。中原王朝在扩展时有所选择，主要着重于可以发展农业，对农民进行剥削和统治的地区。因此，西汉声威虽然远及中亚，但对匈奴土地并无觊觎之心。汉朝真正想要收服的，乃是河湟地区的羌人。因为河湟地区可以发展种植业，中原王朝便想要将其纳入统治范围。相对于匈奴来讲，被汉人称为“羌”的人群力量要弱小得多。他们没有统一的首领，而是分散不一的社团力量。从武器来看，羌人也很弱，他们对抗东汉军队的，常是竹竿，但常常能将后者打败。为了征服河湟地区，东汉政府甚至残忍地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将羌族首领召集到一起，集体屠杀。至于一般人群，则向内迁徙。但因为羌人爱好自由和平等，从未统一，因此终东汉一朝，都没能征服这一地区。
随着中国传统政治势力的不断延伸，华夏边缘也不断向四周推移，大体在汉末固定。此后的中原王朝，都努力维持这一边缘，对内剥削统治，对外以利或力羁糜。
周边人群为了政治或经济利益，多会努力汉化。这种倾向，以云贵川地区的族谱修订最为明显。按照云南汉族的说法，他们的祖先本是湖广或者南京人氏。王先生认为，这些族谱的可信度值得怀疑（以我家族谱为例，始祖事迹语焉不详，直接抄自百家姓，而迁徙到云南的首代祖先，则乏事可陈），极有可能是后人为了区别于本地落后群体（其实，他们可能是一个民族，只是地位不一）而虚构或想象。而且，华夏边缘的汉族特征，往往要比中原地区明显（对此，王先生有一个比喻，他说是圆的轮廓而非里面的空白让其为圆）。这是因为自身认同出现危机后的刻意强化，也是其华夏化的关键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谁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有什么特征，似乎很难回答。同样，谁是汉族，汉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是什么，也大成问题。
当然，我无意于去辩是非曲直，也无必要。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为什么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人，到国外后会如此厌恶中国？如此急于摆脱中国？
这种困惑，在读了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后，颇有一扫而空之感。在王先生看来，处于族群边缘（可理解为两种文化或文明的交界处）的人，通常会有这种心理。因此，这并非个例，而是一种规模现象。以周为例，其起源传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习农业→与戎狄居→看不起戎狄的残暴，避居东方。周人原与戎狄杂居，后因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东迁，向往以商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其向中原文明靠拢的第一步，便是撇清和戎狄的密切关系，以攻击戎狄的缺点来证明自己与其不同。
受史学叙事的影响，一提到匈奴、羌、鲜卑这些民族，多数人便在头脑中幻想出一些与自身迥异的人物形象来。因为没有图像，古代胡族外貌与汉人究竟有多大区别，已经无法知晓。而官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则值得怀疑。以羌人为例，《后汉书》讲他们“人面兽心”，风俗与汉文化圈迥异。汉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河湟地区，其体型与战国时期的戎狄应该非常相近或相似。而经过战国及秦汉，原先的多数戎狄都“变身”为“汉人”。因此，汉时羌人在形体上与中原人应该相差不大。那么，为什么中原王朝要将这样一些人称为“羌”？
在中国古史系统中，中华文明的源头是黄河流域，而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是野蛮民族，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种系统，让多数人觉得中原地区的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其实不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为例，其文明程度就要高于同时期的黄河地区（至少不相上下），其纹饰等影响了商周的青铜文化（日本汉学家林巳奈夫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饕餮，其源流是良渚文化中的兽面纹）。
生态考古学研究成果证明，在元前3000年左右，气候湿润，今青海河湟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都适宜于发展农业。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逐渐趋于干旱。越来越少的土地，养活不了日益增多的人群。王先生认为，在此情况下，人们一般有三种应对方式:其一，改进生产方式，或另找可利用的资源，；其二，以战争，征服与统治，使一部分人变成吃得少，做得多的生产者，而统治阶层则加以剥削；其三，以新族群认同重化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并以武力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面对生存困境，生活在河湟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人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即由农业转向畜牧业，对于不能直接利用的高山资源（如草），通过驯养牛羊的方式来间接利用。而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人们，则综合采取了第二和第三种方式。通过第二种方式，建立起强大的金字塔式政权，通过第三种方式，将周边地区摒除在自身之外。
在叙述中原王朝“内诸夏外夷狄”的观念之前，有必要看看三代对周边人群的看法。“夷”字，由“大”和“弓”组成，“大”者“人”也，“夷”即用弓打猎的人，客观讲述生产生活方式，并无歧视。再看“戎”，有一“戈”字，《说文》说和武器有关，也无歧义。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建构西周史，才在前面加了一个“犬”字，这已经是污蔑了。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人们的观念变化如此之大？王先生解释为对资源的争夺。因为争夺生存资源，彼此由原来的“无关”变为敌对关系。为了和这些人群区分开来，中原地区开始努力建构自己的独特文化。且看《左传》对“华夏”的定义:中国有礼仪之大，谓之华；有服装之美，谓之夏。其实，后世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礼仪制度，大多建构于战国时期。可以说，这是为了争夺资源，划分势力范围而有意为之。同时，对周边人群则极力抹黑。比如羌，正史里面说他们“人面兽心”，又说他们的祖先是奴隶，逃到西方后和一个鼻子被割的女子野合。至于羌人女性以黑纱蒙面的风俗，则被官方史家解释为太丑。对苗族的抹黑则更加恶毒，正史说他们的祖先原本是一条狗……（其实，这种地域歧视到现在都还非常普遍。小时候重庆尚属于四川，四川人多外出谋生，遍布全国，与当地人形成竞争关系，云南人便轻蔑地称其为“川耗子”）
为了区别于周边的竞争性人群，华夏族便在春秋时期产生了，并相应制造了黄帝的神话。同时，为了对抗，或者消灭这些竞争性群体，华夏族不断向外扩张。相对于东胡和羌的生活方式，华夏族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更利于东方和南方的上层阶级。因此，吴、楚、越这些边缘之国开始努力华夏化，学习和模仿华夏族的典章制度，并自称同为华夏始祖的后裔。而中原王朝需要借助这样一些政权来对抗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威胁，因此对这些国家的华夏化加以认可，将华夏边缘向东方和南方扩展。到了汉代，这种扩展取得极大成功。
华夏边缘扩展之地，生活于其中者，即为华夏族，虽然他们的语言不一，风俗有异。中原王朝在扩展时有所选择，主要着重于可以发展农业，对农民进行剥削和统治的地区。因此，西汉声威虽然远及中亚，但对匈奴土地并无觊觎之心。汉朝真正想要收服的，乃是河湟地区的羌人。因为河湟地区可以发展种植业，中原王朝便想要将其纳入统治范围。相对于匈奴来讲，被汉人称为“羌”的人群力量要弱小得多。他们没有统一的首领，而是分散不一的社团力量。从武器来看，羌人也很弱，他们对抗东汉军队的，常是竹竿，但常常能将后者打败。为了征服河湟地区，东汉政府甚至残忍地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将羌族首领召集到一起，集体屠杀。至于一般人群，则向内迁徙。但因为羌人爱好自由和平等，从未统一，因此终东汉一朝，都没能征服这一地区。
随着中国传统政治势力的不断延伸，华夏边缘也不断向四周推移，大体在汉末固定。此后的中原王朝，都努力维持这一边缘，对内剥削统治，对外以利或力羁糜。
周边人群为了政治或经济利益，多会努力汉化。这种倾向，以云贵川地区的族谱修订最为明显。按照云南汉族的说法，他们的祖先本是湖广或者南京人氏。王先生认为，这些族谱的可信度值得怀疑（以我家族谱为例，始祖事迹语焉不详，直接抄自百家姓，而迁徙到云南的首代祖先，则乏事可陈），极有可能是后人为了区别于本地落后群体（其实，他们可能是一个民族，只是地位不一）而虚构或想象。而且，华夏边缘的汉族特征，往往要比中原地区明显（对此，王先生有一个比喻，他说是圆的轮廓而非里面的空白让其为圆）。这是因为自身认同出现危机后的刻意强化，也是其华夏化的关键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谁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有什么特征，似乎很难回答。同样，谁是汉族，汉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是什么，也大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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