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十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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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5 看过
翻出当年的读书笔记,写在小本本上的,书看完了,但笔记只写到第十章。敲出来,存到网上。十年过去了,基本结论没有什么变化,社会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有大把的人持与本书相反的观点,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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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一些有印象的观点

        不知道是我原本就有的观点在本书中再次提起,从而引起共鸣,还是书中的一些观点被我接受,从而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总之,这本书不仅是翻译质量极佳,而且让我的一些“高论”有了一些听似有理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十大原理

        说是十大原理,实际上是人们日常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中通常采取的行动的一些总结和抽象,第二次读到,发现其中很多条都已经融入了我平时的言论中。
        
        1. “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一“经验”有时并不一定能教人从善,甚至,可以说,只要患起了得失,开始“经济地”考虑权衡取舍,人也就没有了那股子冲动。有时,这种的是相随的观点还成了逃避的挡箭牌。很多不情愿而又有好处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一“原理”推掉。
        
        尽管它有这个不佳的推衍,这个原理本身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之所以它能被错误的利用,主要是“得”与“失”在量上难于计算准确。很多人文理论之所以存在多个矛盾的体系,大概也和“无法精确量化”有关。但这里我并不是赞同那种将一切“数字化”、非0即1的态度,量化容易说服支持将一切量化的人,对那些坚持“混沌有益健康”的人来说,要挑出量化理结论的毛病也不是难事。或许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无法量化得准确的,如人的感情。如果人可以计算出另一个人对自己能有多少感情,那爱情、友情、亲情等一切存在着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的字眼都将变得索然无味。人是需要幻想支撑的,它的另一个更让人激昂的同义词是——希望。
        
        所以,从这一点看,“权衡取舍”是一个知与不知都无关紧要的原理。
        
        2. 机会成本
        
        记得刚读过这一段时,掩卷后不禁对此定义大加赞赏,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人找工作时对自己的标价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根本没有这一概念,因此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做同样的事,一个大学生能拿到的报酬会比一个中学生拿到的高很多。
        
        其实,马克思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即一个面包多少钱是可以准确地用成本加“等效劳动时间”算出来的。而“机会成本”呢?似乎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或者说,是把原本复杂的人际交往原原本本地摆出来。
        
        机会成本如果存在,那它又是多少呢?可大可小,你可以把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想象得无比昂贵,从而为那些似乎是失去的东西捶胸顿足;你也可以把它描述成微不足道,从而安慰自己并没有为所做的事情损失什么。
        
        那么,在做决策的时候,考不考虑机会成本也就没什么不同了。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有多大意愿放弃一件东西而拿起另一件东西。
        
        3. 边际量
        
        这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词,在书中的后文里对此有具体的应用。这有些像曲线的斜率,也就是导数。在成本与收益的曲线图上,delta-y就是边际收益,delta-x是边际成本,有时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正是delta-y/delta-x的大小,比如假设求学收益曲线是条凸曲线的话,随着求学时间的延长,它的边际收益越来越小。
        
        4. 激励与反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说过“万事万物是有联系的”,这应该可以作为这一原理注解。这让我想起读大学时记下的一句“顶真”: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三句话其实就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主要观点。不知道”规律是可认知的“这句话是不是也是大学时总结出来的,实际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认同这几句话,只不过起点有些差别。按我的理解,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是可以被想像出来的。谁也证明不了“世界是物质的”,还是“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想像”。上世纪末很多电影都在提醒着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我们,周边发生的一切都可能是南柯一梦。
        
        扯远了。之所以会扯远,大概是因为这一原理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的人都很熟悉。
        
        5. 贸易
        
        我承认人各有所长、有所短,如果每个人都发挥着自己的长处,再通过交换获得短处应生产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过得比自己生产一切要好。可社会的复杂在于,并不是你能生产什么就让你生产什么,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相同的劳动成本。我一直不敢相信,瑞士人都过得好是因为他们付出得比越南人多。这种成本与收益上的不平等并不是瑞士人与越南有意为之,更不是商量的结果,也无法短时间改变,或许它是一种历史作用。瑞士人花一天工作生产出来的手表,越南人要拿一年的粮食才能换来。即使越南人真的擅长种粮食,他的子孙也会向往生产手表的生活。
        
        从宏观上说,每个国家都该生产自己利润率最高的东西,而其余一切都靠买。如果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各国都会开采自己的矿产资源来卖。假如一定要制造些什么的话,中国只能靠人多。廉价劳动力只节约了成本,利润丰厚是以生活水平低为代价的,这样的高利润率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宏观上说,我们是富了。
        
        6. 市场经济
        
        这一原理直接催生了我如下观点: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世界将会更美好。理论上说,是这样的。
        
        7. 宏观调控
        
        市场竞争追求的是效率,效率似乎总是会损害公平,而不公平最终还是会回过头来打压效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宏观调控似乎就是人为地调和这一矛盾。之所以称之为矛盾而不是问题,是因为太公平了往往就没效率。似乎所有讲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书里都多把笔墨用在前者,这样能显得人道一些。其实有市场就意味着不人道,宏观调控只不过是把倾斜稍微扶一扶。不知道这一倾斜有没有终点。如果说高效总是有代价的话,市场效率的代价在哪?
        
        8. 收获取决于付出
        
        这一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道德断言同样是一条经济学原理。为什么美国工人一小时能生产出比尼日利亚工人一小时多30倍的东西呢?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我越来越理解,管理水平的确能影响生产率,但它能带来30倍的差距吗?技术水平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如果把产品比作能量,如果能量守恒也在此有效的话,用机器做家具和手工做家具,显然前者工人更轻松,从而生产率更高,那么,谁付出了那额外的能量呢?是技术研发人员?那么技术就像软件一样,一旦生产出来,就是无限复制、反复使用?或许能量在此不守恒。如果坚持认为所有成功都有代价,技术的代价究竟在哪里呢?
        
        9. 通货膨胀
        
        这一原理初看有些无厘头,政府为什么要发行过量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呢?
        
        10. “价格粘性”
        
        物价水平并不会紧跟货币供应量调整。涨工资后过一段时间物价才会涨,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疯狂购物,消耗着历史积累下来的物品,也刺激着企业生产更多新物品。总之,这是一个好现象,似乎经济会在政府扩大货币发行时腾飞。
        
        这一原理解释了政府为什么要发行过量货币,但还没有解释为什么政府不总是这么做下去。
        
二、水资源管理

        第六章的一个新闻材料揭示了美国加州的水资源可能是按人头或者土地面积来配给的,而且配给到某人头上的水还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记得《中国国家地理》有一期提到澳大利亚中部某个流域也是通过可交易的水资源来稳定水供应。我国国家很多城市也出现了季节性甚至是长期性的水荒,现在我所知道的调节手段只有提高水价,以及按用水量施行级差水价两种。假设自然界的水资源一般是稳定的(这个假设应当不至于不成立),水荒主要来源于用水量的增加,那么提高水价一方面会让人主动节约用水,另一方面,多收的水费无疑全部成了自来水公司的进账,这是不公平的。自来水公司并没有为解决水荒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
        
        通过提高电价来解决电荒也与此类似。这是一个打着鼓励节约的道德旗号强行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
        
        我不相信决策层不知道美国西部及澳大利亚所实施的水可以自由买卖的方法。我当然也不相信美国东部那些禁止水交易的州不懂经济学,或者说是“官僚做派”。但我一时还无法参透允许水交易、让那些节约用水的人能从中获利的坏处。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应当采用级差水价/电价的方法缓解水荒/电荒,但仔细想来,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这个用水量是以人为单位,还是以户为单位?对于工业用水,又怎样规定这个级呢?不健全的法规只会让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获利,这本身是对遵纪守法的社会“规则”的一种嘲讽。
        
        看起来,实行水/电交易就像实行土地可交易一样,首先必需解决“如何分配”的问题。土地交易放开已经不公平地肥了一批人,水、电这类公共必需品的放开一定要慎重。
        
        十年前我们按人口分配米、油、布,现在,这些必需品已经市场化了,并没有引起什么动荡,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产品的供给是近乎可无限增长的,这样就能用市场的办法来配置。如果说电的供给还可以稍加调节(基本也是有上限的),水的供给却几乎完全看天了。没有配给,完全依赖市场,似乎是行不通的。
        
三、关于地租

        记得以前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常提到地租的重要性。当时无法理解地租为什么能极大地影响经济,又为什么会成为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
        
        现在,土地交易已经相当普遍了,买房、租房成为每一个家庭必须考虑的重大决策。而且随着这几年各地房地产价格火爆上涨,越来越让我对地租感兴趣。网上常有这样一句话来终结对某一奇特现象的深究——“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确,土地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产品,其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需求,现在房产价格暴涨,说明人们对房产的需求势头相当旺盛。从微观上看,我周围的人,只要是手中有生活必需以外的余钱的,都希望能早早地购下自己的房产,而不论自己目前是不是需要。因为,房子迟早是需要的,而且会要求越来越大的房子,来容纳家庭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越来越纷繁的物什。甚至没有余钱的人也在借钱买房,而且其实那些没有借钱买房的,也不过是用自己的钱付了首期,大部分还是借银行的。
        
        因此,在中国,地租的高低反映了经济中的很多方面,也反映了政治中的某些方面。细说起来非常复杂,现在也理不出头绪,只能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
        
        A. 人们为什么急于购房?
        
        普通人买房分两种目的,自住或投资。自住又可以分成马上需要和将来需要两类。投资可分为用于转卖和用于出租两类。
        
        买房目的--自住--迫切需要
                                   --为将来做准备
                         --投资--用于转卖
                                        --用于出租

        迫切需要的人包括新婚者、移民等,他们的生活要求他们获得住房房间。但他们实际上有两种选择,即租房或是买房。很多人倾向于买房是希望还完贷款后能获得一套自己的房子,从现在长沙的情况来看,均价二千每平米的新房(通常是毛坯),七十五平米需要15万,首付三成即4.5万,余款十年付清的话大概每月需一千多元,而现在长沙七十五平米的九成新房,如果简单装修、简单家具,大概也要一千元钱左右的租金。如果一次性支出十万元用来付首期和装修及家具电器购买,实际上也可以说每月支出了两千元用于房子。但在长沙似乎还没有两千元的精装修公寓出租,所以需要长期住房的人一般都会选择买房。也可以说,如果每月花在房子上的支出不超过租金太多,人们就应该选择买房。
        
        很多人已有一套住房,但考虑到将来会需要更大的住房,也会需要买房。这种购房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房价上涨。这是心理上的原因。也有房价上涨的客观原因,需要综合考虑需求和供给关系才能得出结论。也可以说,这种购房行为是一种保值储蓄,因为将来肯定是要获得这一房产的。如果考虑房屋折旧、银行利息等损失,现在的购房款仍然不超过将来可能的购房款,则这种为将来作准备的购房行为是合理的。
        
        还有一部分资金比较充裕的人,通常已拥有一套以上的住房,他们参与买房的主要考虑是投资,将闲置的资金投入到房产中保值或升值,尤其是借买房实现资金升值。一部分买下新房后立刻物色卖家,在一年以内即脱手,利用房价的上涨空间短期获利。这是专业的炒房者。当然,国家屡禁不止的“炒楼花”也是非常不错的短期投资途径。这一部分靠买入卖出赚钱的人之所以能获利,和任何紧俏物品的投机获利一样,因为房地产的特殊性,购入量不大,参与金额却不小,贴现的时间也很短。但投机行为不一定总能获利,买入卖出的交易只是将需求延后,并没有增加需求,理论上总会存在价格拐点。这又涉及到供需关系分析,因为三四年以来,房价只涨不跌,而且涨幅一直居高不下,远远超过了银行储蓄的回报率。
        
        买房出租,以租还贷,这也是目前一批人的选择,据说只是当租价超过房价的10%的时候才是划得来的。不知这个百分比是怎么得出的。以长沙为例,近郊二千五每平米的房子,六十平米二室一厅是最好租的,总价(加贷款利息)二十万,加装修、家具等设施共计二十五万,十年折旧大约十万,十年总共一百二十月,每月租金五百,只能收回六万。需要每月有一千元以上的租金才能保本,实际上是很不划算的。另一种买房是针对商户门面,在长沙通常需要住房单价三倍以上的价格,而租金则至少有五倍以上。比如同样是六十平米,商铺可能需要五十万元以上购买,而每月租金也会有六千到一万,五年放租即可收回房款,考虑折旧因素,至多七、八年即可收回成本实现盈利。但这是租赁很火的情况,一旦无人问租,每月将有四千以上的还贷压力。但商铺的好处是无租赁时的折旧可忽略不计。
        
        以上是需求市场的分析。实际上,对于住房而言,购房者要么是作为消费者要么是作为投资者,他们通常都是资本金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的中产阶级,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动荡对他们影响最大。而按现在一般的结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坚定拥护者和促成者,也是政治民主的基础阶层。中国的这一阶层目前在数量上还够不成主体,但毫无疑问应当成为政策扶植对象。
        
        购房消费的人固然无可奈何地忍受高价位,但他们也会是经济的受益者。购房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投资行为,因为地价、房价是经济的晴雨表。它一方面影响着经济,而更主要的是受经济影响。所以买房投资实际上和买股市上某一支涨股比较类似。一旦经济由热转冷,房价也必然会下跌,此时投入的资金根本无法实现保值。
        
        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选择投资房地产呢?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在十万到二十万这样一个固定资产阶层,投资其他实业都不太现实,本来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里,这一部分分散闲置、总金额很大的资本通常是被各种证券、基金和股市吸纳的。不幸的是,中国的这些市场都得不到小投资者的信任。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房地产。而且正赶上城市化、都市化进程,对住房的需求本来就会膨胀,房产如同黄金一样成为保值升值的投资项目,这一批加入的购房者更加剧了住房的供需矛盾。实际上,对于经济而言,投资于房地产是非常不经济的,远远不如股市、基金甚至银行储蓄对资金的利用率。大批资本堆积在房地产中成为“死钱”,一旦经济崩溃,这批储备根本无法用来平抑经济波动。
        
        B. 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方
        
        初看似乎房地产商是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方,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中间交易商,由地转变为房是他们所作的增值。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土地是相对稳定的供给,在稳定的经济下,房价的多少取决于房子的质量,土地的成本是近乎不变的。
        
        但现阶段的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土地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中,房地产商需要从政府手中购得土地(名义上是XX年的使用权),然后再转卖给消费者,因此,政府更像是土地的生产者,是房地产市场的实际供给方。
        
        在A部分的分析中,现阶段国内对房产的需求处在一种正常的消费需求与不正常的投资需求的叠加中,消费需求缓慢而平稳地增长,几乎是线性的,而投资需求的增长则难以估算,甚至还有很多非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在一般的弹性市场里,供给也会随着需求而上升,最终在供需平衡状态下达到均衡价格。土地私有制度下,土地所有者会将土地提供出来作为房产出售,从而增加供给,正如现在各地农民纷纷自发卖地作房地产一样。但在中国,农民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无权卖地(是否是耕地其实是避重就轻的问责方式)。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把土地的供给放得更开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首先,收缩土地供给无疑会抬高房价和地价,政府可以从中得到更高的收入。这一收入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办教育、公务员加薪、低保金发放等等。而另一方面,消费者和终端投资者成为了这一收入的提供者。这是一种变相的税收,本身就相当于物产税。将民间财富收集到政府手中,再由政府再分配,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这不是一种高效的办法。更可悲的是,这一税收征稽的主要对象是中产阶级,并不符合缩小财富差距的目的。
        
        但是,另一方面,实际购房的最大出资方也是政府,只不过是委托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因此,这些国有银行也是房地产市场的最大投资方,以上对于投资者的分析也适用于此。为什么在其他各种领域都谨慎投资(以放贷的方式),而偏偏在房贷上放开呢?虽然房产可以说是抵押,但随着房价日高,相同价值的房贷也越来越高,风险依然存在。所以,看起来政府是在自卖自买,用这一过程圈入中产阶级的闲散资金用于政府的财政开支。
        
        这一过程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房地产开发商。正如所有紧俏商品一样,由于买与卖在时间上的延迟,销售商有机会获得高额利润。

        除了收集闲散资金的作用以外,房地产业在六、七年前正是被政府大力扶植的行业,因为它对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大。这些年来经济,特别于工业,的确收到了发展的回报。但是猛涨的房价是否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泡沫,这是人们和政府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这一市场不是一个单一的消费品市场,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一个投资市场,投资过热必然会有泡沫,因为投入的资金并不能总是带来期望的回报。更无奈的是,投到房地产市场里的资金并不像其他投资市场那样拥有接近100%的利用率,总有相当一部分沉积在“死”的房子里。所以房地产业虽然能够拉动某些产业(比如钢铁、建材等),但对经济的总的贡献不如期货、股市要大,而风险也相应略小于股市(至少还留有那部分死钱)。和黄金相比,房地产的风险则要大得多,因为它的交易价值往往大大高于其使用价值,一旦泡沫破灭,黄金价格能相对稳定,房产则可能跌到冰点(当然,在此处也比股市略好)。
        
        这里引出两个问题,一是政府为什么选择推动房地产市场,二是既然明知有泡沫,而且越来越大,为什么还有人继续投入。
        
        第一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股市已丧失了信誉,无法吸纳资金。第二个原因是我们需要拉动钢铁等生产企业。除此之外还有土地所有制改革预演的考虑。
        
        第二个问题其实也牵涉到政府对待该市场的态度。一方面为避免过大损害投资者利益,一方面也为了避免政府变成最大的赔家,政府总是在力保房地产市场,最好的结果是它能稳定在房价高位后缓慢上升,让投资者能逐渐撤出资金,使其成为实质上的消费品市场。但这一力保信号给投资者更大的激励,人们更相信房地产不会崩盘,所以吸引更多资金投入进来,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房价暴涨。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政府越少干预越好,看来,这一结论非常有价值。
        
        回到房地产供给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政府不放开土地供应,平抑房价?这实际上也是开发商最希望的。因为生产者的放开就减少了销售商的成本,在需求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供给的有限度放开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特别是作为投资需求,土地供应放开类似于绩优股配股,短期内能起到降价作用,长期并无影响,甚至总量更大。无限度供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呢?这似乎更像一个政治话题。在经济上会吸引投资者转而投入土地,而不是房产,结果并不一定能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反而由于土地保值的特殊性,吸引大投资者入市兼并和垄断土地市场,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深远。在土地放开供应(实际上就是私有化)之前,首先应解决好土地的分配问题,其次是完善土地转让制度,防止土地过于集中。但在需求如此旺盛的条件下,很难阻止大投资者加入,因为投资风险实在太小了。当然,还有耕地、林地保护问题,但这只不过是末节。
        
        所以,解决房地产高涨的关键不在供给,而在需求。如何降低需求,也有很多办法,最简单的就是加税:开征物业税,提高交易税等等。但正如前面所说,政府卖地就相当于是收税了,再加税无非是加大买卖双方的成本,在经济学上会降低交易量,降低交易价格,但实际上政府售地价格本来就在涨,降低需求了吗?不过是政府在新的交易过程中抽取更大比例的获利而已。
        
        加税实际上相当于“堵”,强行压制交易,移动均衡曲线,但并不会改变需求增长的斜率。需求的产生分成消费者和投资者两块,“疏”导需求也分成两类措施。对于消费者,通过规范租赁市场,引导一部分消费者变买房为长租房。比如提供精装修的成熟公寓(而不是廉租房)。不过,这首先需要政府有能力管理租赁市场才能说得上调控。管理无非是登记、征税,然后政策倾斜就是一部分免税。以现在政府管理水平,目前无政府状态下的租房市场可能是最好的。那么只能由政府出面去提供。政府直接经营从来就不是高效选择。在长沙这样的城市,房价没有暴涨的原因之一就是租房简单而且便宜,但同时也缺乏面向中产阶级的高质量公寓,特别是面向家庭的公寓。不过房价不高也是遏制这一部分市场发展的原因,同时,也还未出现拥有整个门栋这样的规模化租房户,经营高档出租家住房的成本还降不下来。
        
        抑制当前房价猛涨的重头是疏导投资需求。股市无法让人相信,就应该提供其他的适合中产阶级的投资渠道。长沙的房价较为合理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中小门面的商业比较发达,另外比如承租柜台,承租公交车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渠道也为持币的中产阶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现在我是看不出国家经济形势是好是坏,总之房地产炒得火热不是好事。如果我有钱,恐怕不会再投入到第二套住房上来,除非是给父母消费。
        
        关于地租,就引申出这么多想法,因为中国的地租不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么简单。刚好第六章还包含了税收的内容。
        
四、倒票

        第七章的结论是市场使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结尾举了个倒卖剧场门票的例子,并认为禁止倒票是政治家吸引民心的招数,在经济学上并不科学。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身边的票贩子,特别是春运期间的火车票。
        
        别的城市很久没有去过了,也不知道票好不好买,长沙的票一贯是难买的。特别是节假日,热门车次基本上在窗口买不到票。票如何流到票贩子手中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打击票贩的主要手段仍然是截断从车站到票贩,再从票贩到乘客的路径。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票贩子的经济学地位。
        
        如果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对于任何商品,只要商品生产者的期望与商品消费者的期望之间有所差,就会有商人介入低买高卖,从而使商品价格维持在均衡价格高度,实现总收益最大化。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是商品特性上的分类。并不是所有商品都能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上实现合理的均衡价格。一般来说,只有那种需求或供给弹性中至少有一方比较大的商品才适用于这一规律,即便是弹性较大的商品,在短时间内也可能是刚性的。对于一些单位时间内数量较少且没有什么相当的替代品的刚性商品,援引这一规律时更应慎重。例如春运期间的火车票。由于历史习惯,中国人在春节前后出行的人数特别密集,对火车票的这一需求无法在短时间内调整,而同时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对铁路运力进行大幅度调整,因此,火车票的需求和供给都是刚性的。春节前后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交通手段也很有限,替代品也几乎都是爆满的。在这样一个相对刚性的市场是最易获得高额利润的,如果不是车站获得,就会由票贩子获得。当然,“出行”并不是完全刚性的需求,票价过高肯定会使一部分人放弃消费,比如疫情发生时某些特效药,除非不顾及生命,这一特定时期药品肯定可以以任意高的价格进行倒卖,比如火星居留地的空气和水。
        
        特定时期的生活必需品很容易划入不适宜完全自由交易之列,而奢侈品则大多可列入适用这一规律的商品之列,比如书中所举剧院门票。对于可以允许自由倒卖的市场,只要市场准入条件不高(例如没有黑社会操纵),价格必然是最合理的,甚至这一商人阶层的存在还有利于生产者分散高价的销售风险,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消费者的付出虽然更多,但却能享受更好的服务:比如不用排队购票就相当于多掏钱坐头等舱。
        
        显然,从长期利益考虑,比如全社会的文化普及率,政府仍然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使一部分需要的人在均衡价格以下获得“奢侈品”,这个政策就像“义务教育”。这办法可以是补贴,也可以是限价。限价就有可能培育地下市场,需要政府增加监管成本;补贴则可能引出评估不公平的问题,两者都是腐败的温床。但这是为实现公平而必须付出的减效成本。
        
        再回到长沙的春运倒票问题,几乎完全可以套用以上经济学结论。
        
        首先,车站定价变动幅度小,在需求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窗口售价与均衡价格之间有较大的差额,从而为票贩子的介入提供了空间。
        
        其次,车站的较低定价其实是一种政府限价行为,目的是让很大一部分低收入群体能够享有“春节出行”的“奢侈”。
        
        第三,打击票贩行动就是打击地下市场的政策举措,因为这一市场的经济规律不符合政府的政治考虑。
        
        第四,政府实际上也可以放开限价,改用补贴方式来帮助实现公平,但这首先需要解决补贴标准问题:补贴给谁,补贴多少。粗略想来,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只考虑效率的经济学相对简单,一旦需要综合考虑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特别是公平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政治学概念时,任何理论的拓延空间都陡然扩大。
        
五、社会主义的低效率

        第八章延续了上几章关于税收有害经济这一结论。税收的存在降低了社会福利,但书中的计算公式对税收的正面贡献只考虑了政府得到的部分,没有计算政府得到的税收通常是再次投入到经济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期望”中,比如它会变成诸如公园、免费教育等公共物品提高纳税人的幸福感,也可能作为政府支出提高某些商品的销售量。因此,税收给社会福利带来的损失应该比书中所说的要低。
        
        那么这一损失难道就一定是正的吗?一个恰如其分的能干的政府能不能将税收所得充分利用,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感受到足以抵消高价购得或低价卖出商品的不快,甚至超过呢?
        
        理论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实践上即使存在,也是短期的,传统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明证。其中主要的致败因素有两个,一是实际上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做到高效(至少比私人高效)地利用税收所得,二是自己创造的财富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心理失落也会慢慢降低因收到福利而带来的生产激情。社会主义的低效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问题。
        
        不过,经济学上的解释是最直观的,尽管它忽略了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部分。
        
六、“中国人自己的XXX”

        第九章讲国家间进行贸易的好处。
        
        很自然让我想到我们做的“国产XXX”,完全符合书中的结论,“限制贸易”的理由主要是“国家安全论”。不遗余力推动这一政策的是生产企业,而蒙受损失的是纳税人和消费者。
        
七、强者逻辑

        同样事关国际贸易。
        
        贸易使所有人变得更好的理由之一是所有人都可以专心从事自己最擅长的行业。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国家只能从事低级产品,如农产品、矿产资源等的生产,而任由附加值高的企业纷纷转手于外国。这是有效率的,但也是残忍的。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正如同社会中每个人的工作能力一样是不平衡的,如果放弃对弱者的保护,所有资源都会掌握到少数“强者”手中。弱者只能从事高强度低产出的劳动,以换取消费强者的产品的权利。
        
        开放贸易后对弱者最极端的后果就是,所有生产者都受损,而所有消费者都受益,总收益仍然大于开放之前。但书中似乎忽略了消费者凭什么去购买即便更便宜了的商品的问题。当然,本国生产企业的崩溃可以由外国生产企业来填补,这也就是弱者从事低附加值劳动,强者从事高附加值劳动的结局。即便撇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用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开放贸易使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也只是一种理想。贫富分化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在经济上无法取胜的人只能在政治上争取获益,那就是犯罪和革命。一国之内可以用税收等手段调节经济与政治,为什么就不支持弱国用贸易保护的手段让本国生产能力获得一定的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本呢?诚然,贸易保护的执行者很容易受有组织的国内生产者的游说影响,而来自无组织的消费者的压力则相当有限,从而易于“防卫过当”,但这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站在经济强者角度的外国是不宜发言的。
        
        所以,贸易会使经济总量上升,但也会加大经济分配的不均。从经济上,它是合理的,从政治上,它是值得警惕的。正因为有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类目标,而且这两类目标之间还时常有矛盾,才使得经济学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兼顾政治与经济两类目标,自由市场经济无疑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困境的解决方案之一,它能否解决是一回事,至少首先应坚信,它是一种可贵的、几乎接近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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