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不同而事不同:鸦片战争

杰小卡爱吃鱼
2016-06-19 看过
鸦片战争,这场175年前的战争对中国人的意义尤为深远。对这场战争的记录不计其数,而其中佼佼者应当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名满学界。而蓝诗玲的《鸦片战争》则是继《天朝的崩溃》之后的又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力作,文字流畅通顺,史实准确客观,史料贯通中西,眼界开阔宏大。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英国人,作者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她之所以书写本书,是为了“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我希望讲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我国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

【中英双方在对彼此认知上的不对等】

#1
对鸦片的认知
作者认为,鸦片的道德污点,是很晚才出现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认为鸦片是诚实的商品,和茶叶、丝绸没有区别;而中国人认为鸦片是有声望的走私货,是社交场所不可或缺的物品,吸食鸦片是高尚的生活方式。到了战前,清朝对鸦片开始有所担忧,但是这种担忧更多是担心社会秩序会出现问题。只是战后,中国人开始慢慢转变观念,有人认为“虽然是英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也有人把鸦片看作是外国人强加给中国无助无辜者的道德毒品,是帝国主义精心设计的阴谋。作者在人们如何看待鸦片这一问题上厘清梳理了历史,认为鸦片在当时无非“是双方费心劳神、互相勾结的产物”,“是对其他英国输华商品销售衰退的一种贪婪的、务实的反应”,不用无端美化,也不用过度阐释。

#2
对战争的认知
中国人根本不认为中英冲突是战争,而是边衅边患,和国内历来的内乱没有区别,因此凭着平叛、剿匪的经验来对待英军。而英国人认为鸦片贸易既然是一种诚实的生意,那么生意受阻就要发动战争,战争就是为了通商,为了保障贸易。英国内阁在讨论是否要和中国开战时,关键议题就是“谁将支付战争的费用”“谁将赔偿被中国收缴的鸦片”,可见英国从上至下都以利润、损失、赔偿等贸易概念来看待中英冲突。要知道,中英贸易对于清朝来说是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生意,而对英国人来说则是举足轻重的事情。这种“势”的不平衡,让中英双方对是否要进行战争也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一方是不值一战,另一方是非战不可。可见,在外交场合,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得理饶人,得势松手,既是为人之道,也是治国之理。

到了后来,鸦片战争被看作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扩张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与顽固排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其实已经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不同文明其实就是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文明冲突其实就是西方文明天然合理征服非西方文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竟然有一种论调,认为是对英国人怀有敌意和愚钝排外的中国人,迫使英国人不得不自卫,因而发动战争有了一种正当性。作者对这些看法都进行了批判,她指出“英国在亚洲从事鸦片贸易及为之发动战争的历史,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伪善行为,因为他的政客、商人和军人都隐瞒了他们是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为保护非法的毒品贸易而战的事实。”

#3
对彼此的认识
中国人视英国人为“大门口的陌生人”,英国人视中国人为“自以为是的野蛮人”。清朝有一种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做法,即在翻译外国名字时耍了一个文字游戏,要么加一个口字旁成了一个生字(英吉利各带一个口字旁),要么用贬义负面的字眼来翻译(律劳卑、颠地)。看起来是个不伦不类的恶作剧,实则是天朝上国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心态。而英国人看中国人,认为中国人陷入可耻的停滞中,人民均质化,是“一个庞大的、好斗的、异己的、不友善的国家,拒绝按照新近由欧洲人发明的国际游戏规则行事”。

我们历来都批评清朝人的傲慢、自大,但细细想一想,英国人何尝不傲慢、自大?中国人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英国人是无知愚昧,妄自尊大,英国人以日不落帝国的骄傲来推行自己的游戏规则,以军事暴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价值观,践踏其他的政治观、经济观和文化观,这是否也是一种妄自尊大?有意思的是,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师夷长技,慢慢地褪去傲慢自大的有色眼镜;但英国人却因为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越来越傲慢自大起来,没能更深切地认识中国。
 

【鸦片战争中的清帝国】

整个鸦片战争,让人最痛心、愤怒的是清帝国从上至下、彻头彻尾的腐朽、愚昧和无能。

#1
首鼠两端的皇帝
战争开始了两年半,道光皇帝连对手最基本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不知道英国人的膝盖会不会弯曲,不知道英国人为什么要打仗。他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前线官员的奏折,但这些奏折或因官员欺瞒,或因官员奉迎,彼此矛盾,逻辑混乱。道光在这些混乱的信息面前,在剿抚之间犹豫不决。在谈判正常进行时,下旨“逆夷要求过甚,即当大申挞罚。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朕志已定,绝无游移”;在战争毫无胜利迹象时,下旨“一意进剿”“朕唯知一剿字!”“必使该逆等片帆不返”;当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给臣子下的旨意都还是令人困惑的“先剿后抚”,而突然之间又要求前线代表进行谈判,要“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在接到南京条约文本后,批评三个谈判大臣“不惟无以对朕,更何颜以对天下”。正如作者所说“任何官员承认英军的军事优势,都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2年间一直在刻意欺骗他。但他们越给道光错误的信息,道光就越难以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可以说,道光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错失了战争中许多关键的时间节点,而他的反复无常、立场不定则让帝国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泥潭,让帝国官员成了无辜的替罪羊。启用一官员,随即便贬谪流放,到最后,竟无人可用。

#2
愚笨无能的官员
钦差大臣在十万火急的军情面前,赶赴前线的时间居然一个比一个长:琦善花了56天,奕经花了57天,奕山奔赴东南战场的路上在苏州呆了两个月。不是在江南的温柔乡里吃喝玩乐,就是在战场后方养尊处优。他们的对敌策略,让人嗔目结舌:杨芳遍收妇女溺器、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奕经在战前画了一幅指挥如意图以庆祝胜利,找了一支穿虎皮戴虎帽的虎头军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来进攻敌人。迷信超自然的力量,却丝毫不思考战略战术战备战士,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战场上失败,要么是出了叛徒内奸,要么是军队缺乏勇气,反正和英勇的将领无关。将领们为了杜绝再次失败,于是枪口对内,对着所谓的内奸,对平民大兴诛杀(奕山、海龄)。作者都不得不叹道:“阴谋论成为挽救中华帝国脸面的最好的抚慰剂”。而战场上的失败,在官员们对皇帝的奏折中却成了大胜仗,隐瞒实情,力图掩饰,夸大和编造战功,化腐朽为神奇。皇族贵胄,国家栋梁,一个个竟成了跳梁小丑,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真是让人愤恨不已。

#3
落后败坏的军事
中英在军力上的差别,简直就是两个时代的差别,一个是火器时代,一个还“徘徊在弓箭、刀剑、长矛、藤盾时代”。作者指出中国军事的问题在于“军需品和防御工事,组织,军队的个体素质”三个方面,这是很贴切的。中国军队大炮不能瞄准,炮台无法防护,军纪败坏,军备落后;舟山之战打了9分钟,虎门海战打了一个半小时,而广州到北京的奏报需要30-35天才能送到;英军攻入厦门炮台,守兵正在懒洋洋地吸食鸦片,占领宁波竟未放一枪……反观英国的军事策略,比如英军绕过广州、直捣东南的军事战略,这个精准、毒辣的战略竟是由鸦片贩子渣颠提出来的。
 

【如何办外交】
在整个战争谈判中,中国办理外交的大臣们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一是糊涂。二是不诚。先说糊涂:谈判场上,官员们居然让毫无授权之人来做全权代表(琦善雇佣了一个来自澳门的鸦片贩子和买办来做谈判代表、伊里布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僚来参加南京条约的谈判),对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和要求毫不在意,甚至根本碰都没有碰一下议和条件,转眼就扔掉了条约副本,以至于快到签字时都不知道条款究竟是什么。再说不诚:以琦善为例子,琦善想尽一切方式,避战求和,未必是一件卖国的事情:明明力不如人,明知开战即败,还不如以最小的代价结束战争。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办理外交的过程中犯了“不诚”的毛病,要么花言巧语,要么避重就轻,要么欺瞒哄骗,要么蒙混过关。他“尽最大努力解决那些最不重要的不愉快事件,而避免英国人提出的任何一个主要的要求……对任何重大的要求,他都回复说不能同意”。

贯穿鸦片战争始终,总有一个战与和的问题。这也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始终的问题,也是困扰当今中国人的难题,可以说直至今天国人也没有真正的有理有礼有节的办外交。我们历来认为林则徐主战,就是爱国忠臣;琦善主和,就是卖国奸臣。类似的,在处理天津教案事件中,主张民气可用的清流言官就是忠肝义胆之臣,力主惩凶赔偿的曾国藩就是刽子手、卖国贼;在甲午之战中,翁同龢、康有为力求战事,就是忠贞爱国之士,李鸿章避战求和,就是卖国求荣之贼。但是,不问事情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怎么能够有理有礼有节地办外交?不遵循国际惯例,不遵守游戏规则,怎么能说是忠贞爱国?义和团杀教士、杀使官,这种明显的反外交、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就是情感上再痛恨外国人,也是丝毫不可取的。

不妥协是否就是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作者在描写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刻画了林在禁烟中对吸食者简单粗暴的威胁、对鸦片商人施加强力手段乃至处死的惩罚等行为,认为“林的措施在外国鸦片商人产生的后果欠缺考虑,没有认真考虑与英国打仗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义律所代表的英国人则不愿做任何形式的让步,把林则徐的禁烟措施看作是“对外国人及其财产的侵害”,乃至是对英国政府尊严的冒犯行动,撕碎林则徐带给他的甘结。在一次次针锋相对的较量中,中英双方对彼此的判断出现了误差,渐渐地走向一条只能诉诸战场来解决问题的道路。

办外交不是个人气节,不是私人恩怨,不该意气用事。顾维钧曾讲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的,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可能指望百分百的成功,如果你要达到百分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自五四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外交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岂止是五四以来的外交困境,简直是近代史历历在目的困境。

李鸿章曾向曾国藩请教办外交,说到:“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不以为然,说道:“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李鸿章以此为诫,终成晚清外交的中流砥柱。
 
作者怀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来描述这段历史的主人公,将我们心目中那些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又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作者在描写林则徐时,描写了林在禁烟中简单粗暴和短视,让读者看到了民族英雄的另一面;作者在描写琦善时,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卖国贼,抛开信口开河和花言巧语不说,至少在外交礼仪上还是礼貌得体的,在判断英国人诉求上也抓住了要害;作者在描写义律时,认为他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对鸦片贸易充满了厌恶,“本能地厌恶鸦片贸易及与鸦片相关的一切,但他是国家尊严的热诚捍卫者,是英帝国尽职的仆人,必定保护其公民(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免受外国的供给”;义律虽然在推动英国发动战争这件事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却明白应当怎么同中国人打交道,知道不应当羞辱中国人,不应当同中国人完全撕破脸皮,“更倾向于不是用能得到多少东西作为成功标准,而是用能防止减少多少损害来作为标准”。义律历来谋求用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益,他的对华政策和当时大多英国人相比,更为稳健,更为现实,更富有常识。这种形象,确实同我们历来认为的“发动战争的总头子”的形象大相径庭,而这种大相径庭的新形象,我相信是让人更信服的。因为历史人物应当同我们是一样具有多面性的,不应用标签一贴了之,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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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7.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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