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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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31 看过

林沄写于1995年的《我的学术道路》:在跟于老学习的三年中,以及后来回到吉林大学当于老的助手的好多年中,于老每写一篇新的古文字考释文章,几乎都要让我先看,讨论一番,反复修改。后来出版他的《甲骨文字释林》,是我清写全书的。在长期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我深感古文字释读的基本依据,是客观字形的仔细确认和在掌握全面字形资料基础上作纵向、横向的历史比较。这个观点,我在《古文字研究简论》这本小册子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发挥。当然,在那本书里我着力要论证字形和辞例这两个客观依据中字形为什么更重要,因而对辞例的作用并未能全面讨论和估价,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原载《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王大年《语法训诂论稿》(岳麓书社2017年7月) 36页《读古书当留心文法》 165页《一本重视语法的注解——读尚书易解》 174页《“患得之”解》 186页《谈谈运用语法知识进行训诂的问题》 章太炎《菿汉闲言》(制言第十四期):读古书须明辞例,此谓位置相同,辞性若一;如同为名物之辞,或同为动作之辞也,然尚有不可执者····(转引自张明仁古今名人读书法233页) 杨伯峻《杨伯峻治学论稿》有《句型同而意义异例证》,讲了《左传》“贰于×”和“归于×”的句型。 杨树达《中国文法学小史》《高等国文法序例》《词诠序例》 周秉钧《汉书窥管文法为训释例》(《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尚书易解自序》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凡例:在训诂方面,本书侧重于以下四个方面:古义时语,迄今未见注释者,试释之;古书疑义,众说纷纭者,试理之;古今注家,偶有误解者,试辨之;句读之误,以致文理不通者,试正之。 曹广顺、遇笑容《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起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以杂譬喻经为例》: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每一种译经都应该在语言上有其特征,反映某一时代、作者的语言习惯。因此,我们有可能根据语言特征来研究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 要从语言上判定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就必须首先找出可以作为标准使用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如我们曾指出的,必须是规律性强、普遍性好的。规律性强是说它在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清晰、整齐的线索;普遍性好则是希望这些线索被广泛使用,在不同的文献中都有所反映。 根据语言特征可以判定作品的写作、翻译年代,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定作者。······我们注意到,同一时代的作者,在表达上还是会有语言习惯的差异。 用语言标准给古代文献断代或判定作者,是一种较可靠并行之有效的办法,已经有许多学者作过有益的尝试。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应是选定语言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普遍性好、规律性强,只有如此,它们才可能广泛使用、才可能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而找出普遍性好、规律性强的标准,则依赖于我们对文献的深入了解,对汉语史的深入研究。当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些认识和了解就会变成普遍性好、规律性强的断代标准。把这些标准运用到佛经断代研究中去,可以让大家更科学准确地研究、利用它,从而帮助和促进整个佛学研究的发展。(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2页) 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陈秀兰有补充意见) 曹广顺《试说“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关的断代问题》(中国语文1987年4期) 梁晓虹《从语言上判定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中国语文1996年12期) 遇笑容、曹广顺《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古汉语研究199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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