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星辰天命的悲情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星辰天命的悲情 读完小说别册，很难说出具体的感受或喟叹，纷纷扰扰的人事流变遽然流淌过50年的历史长河，乡村的人群和命运闪现着生龙活虎的蓬勃背影和面目全非的衰败零落。 没错，小说写了江南儒里赵村50年的微缩景观，但整部小说采取中国古典绘画和叙事中的散点透视手法，是从儒里赵村的一个个人物展开整幅历史命运图卷的。尽管叙事线索中有个“全知全能”的“我”，但事实上，《望春风》并没有刻意地偏重这个“主人公”，相反，小说像播撒种子一般描写了不下于50个左右的人物，至少有20个人物都得到了平等而均匀的照顾。 换句话说，作者没有像“江南三部曲”那样，在小说中利用一个或两个近聚焦的主要人物展开全体故事——也许可以勉强说最主要的或色调最浓厚的五个人物分别是父母、我、赵德正、赵礼平、春琴吧——或者在事件发展中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般的、波澜壮阔的人物，而是让我以一个性格中庸、冷静、平淡、客观的眼睛去观察儒里赵村的数十个人物的性情、行为、对话和命运。但这个眼睛又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将自己和父母的命运故事与村里的其他人交融于一体，并构成一种“天眼”般的背景底色。同时，作为半个孤儿的“我”是在不断长大成人以至老去的过程中，在洞察着村子群像的，因此是一种行船看山般的流动视角与村庄里的命运形成共生互动。 在第一章中，小孩视角中的儒里赵村许多事物和人自然都显出一种奇异的感觉。小说从我跟着父亲走了一路，去给邻村春琴的母亲算命开始写起。在小孩的眼中，道路的高低起伏、野草山川、渡口小船、击空苍鹰、神秘狐狸……一切都散发着神奇和新鲜。而作为算命师的父亲向我濡染的那种察言观色、为人处事、预卜未来等原则和能力，则构成了小孩最基本的世界思维和道德观念。 与此同时，人物群像的勾画点染逐渐显现出来。沉稳的父亲赵云仙，敏感的春琴，因祸得福的孤儿赵德正，吝啬的婶子，顽劣的堂哥赵礼平，迂阔的遗民古琴家赵孟舒和他从扬州带回来年轻风流妓女王曼卿，尖酸“刀笔”塾师赵锡光和老婆冯金宝，年轻有为的高定邦河、高定国兄弟及定国媳妇、妇女主任梅芳，木匠赵宝明和媳妇龙英，老辈人老福奶奶，“红头聋子”朱金顺和他救火队队长的儿子、英俊的朱虎平，神秘的说书人“老菩萨”唐文宽，主持大局的严政委和乡长郝建文，长生和媳妇新珍， 同龄小伙伴同彬、雪兰、金花，以及马老大、银娣等……读完之后，很难清除地记得大部分人。可以说，儒里赵村的各色人等，以及他们的性格、人品、经历等穿插交错，颇有让人目不暇接、难以分清的架势。 在这种古典绘画式的穿插交代和事件勾连中，儒里赵村的政治结构、人情风俗、历史和现状逐渐清晰起来。整本书所采取的这种视点，让一个乡村生命体逐渐丰满和清晰起来。 对于一门艺术而言，小说的虚构和人为扭曲或夸张往往具有天然合法性，写实主义反而呆板僵化；但是一个乡村的自然生态恰恰是无所着意、道化自然的。这正是中国古典艺术的“正确”和高明所在，从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水浒，以至沈从文、贾平凹的一些小说，都体现出这种“自然艺术哲学”。对于格非而言，要在100多页，甚至50页的篇幅中刻画出数十个人的形象，并带入中国乡村的生命观、宇宙观、伦理风俗，端的考验艺术功力。 作为一个经过城市化和现代主义洗礼的读者，除了大量局部的有趣、清新、精美、神秘等感觉之外，我很难说在前两章中有什么巨大的阅读快感。因为，在那个乖孩子“我”的懵懂目光中，儒里赵村的景观呈现为大量的碎片，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并不完全连贯地呈现、流过，很多突如其来的奇怪事件又戛然而止，不明所以，或者被叙事者本人主观切断——于是“我”时常对读者交代叙事转换和停顿，进而留下许多间隔、留白。这朦胧的叙事图景多多少少让人如坠雾中，心感不悦。 比如说，“我”（到快结束时才通过濒死的婶婶的提问而知道我叫赵伯渝）怎么那么乖呢，没有妈妈却从不对父亲哭闹；父亲莫名自杀，却丝毫没有情绪表现甚至调查、“复仇”之心；新珍突然闯进学校对着校长挥刀乱砍；赵德正莫名其妙进入“白虎堂”圈套，被武装部一干人殴打……为什么，谁是幕后主使，这些疑问，作者似乎都不心急，换个场景和人物，讲起别的事情。显然是刻意隐藏秘密，大卖关子。 可是我又必须得说，阅读的“不悦”、疑惑，甚至不满等情绪，正是高超叙事的效果。换句话说，只有手段高明、智商出众的作家，才敢于挑战读者的阅读本能、心理习惯、伦理观念和价值底线，或者才敢于、善于玩弄各种叙事游戏技巧。 因此，往后读下去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秘密都通过不同人的叙事或者回忆、倾诉而显露出真实山水。 至于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乡村秘闻轶事或伦理“丑闻”，作者则利用了“口口相传”的乡村传播学或者多重视角印证来还原事件过程，使得许多情节得以透明化。 因此，在一种松散而蓬勃、断裂而连续的状态中，格非不断牵引着读者进行新的观察和探秘。叙事结构的隐现，时间的正叙、逆叙、倒叙都被游刃有余地运用。 在“古老”的部分中，遗民古琴家赵孟舒、尖刻塾师赵锡光、风流一生的妓女王曼卿、爱好说书又常说怪话（后来证明是英语）的外乡人唐文宽，都堪称奇观；在现在的部分中，吃百家饭长大的赵德正从抬轿夫变身村委会主任、父亲不明不白地自杀、王曼卿能够勾引村里大部分男性、高氏兄弟的青年突击营、赵德正开发“新田”、梅芳和春琴斗气展开挑土比赛、儒里赵村为了营救赵德正团结起来反击战斗、朱虎平的救火水龙、赵礼平爆发亨通，等桥段，多少激起一波波阅读兴奋点的浪头。 而对于未来，作者通过父亲洞察人心和时运的眼睛，在第一章中表明了“命运靡常”的观念和“预卜未来”的分析训练。这很像《红楼梦》中太虚幻境里的判词。 乡村的伦理本身就是一种美学，而乡村之美又具体体现在每个人的性情、行为、品德之中。因此，在小说前半部分中，每个人的性格，都通过各种情绪、事件、争斗、纠纷，来反映他们的贫富、强弱、美丑、慷慨吝啬与正邪。譬如，赵孟舒的遗民操守，春琴对我父亲的怨恨与对我的关怀，我对梅芳的怨恨，春琴和梅芳的比拼，王曼卿与赵德正、高定邦、同彬等众多男人的瓜葛，梅芳在高氏兄弟之间的难堪，婶子的吝啬于刻薄，唐文宽与王曼卿的结合，赵礼平的劣迹斑斑与飞黄腾达……所有这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情感，都是乡村伦理生态的一根藤蔓，都牵扯着读者细致的心思。 其中，以生产、爱情与性、香火婚事、死亡为核心的四大主题基本能串联起所有情节，其中犹以性、婚事最能促成情节的高潮或兴奋点。中老年人的偷情、旧情，年轻人的婚配，在乡村小说中不绝如缕，这是香艳的一部分，也是极其美丽和生动的一部分。（区分在于有人容易、幸运，有人艰难、不幸。）可惜的是，叙事者“我”资质平平，孤弱贫穷，取不上媳妇…… 基本上在前两章中，作者已经以看似品淡无味、又极简练的文字，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浸润着美好人情和蓬勃生机的中国乡村世界。——这个勾画过程自然地过滤了时代的疼痛和黑暗的印记。 好在格非明白，人生的精彩在于大起大落。第二章结尾，局势和人物命运迅速发生逆转。我那个嫁给了高官首长、在南京享受富贵的妈妈接我来了。就像路遥的高加林、古代小说戏剧里中了状元的书生一样，我立刻身价倍增，莫名其妙甚至被强迫地娶了美丽的“天鹅”雪兰。临走前，对“我”负有监护之责的赵德正进一步透露了父亲死亡的原因——特务组织成员身份的暴露。 小说至此一分为二，此后，我去南京，进工厂，当图书管理员，还原妈妈和父亲隐秘的一生，接触城市底层人的生活，雪兰因无法忍受卑微的生活而改嫁，我默默忍受寂寞平凡的生活。儒里赵村人对我腾达富贵的期望与进城后真实境况的巨大落差，构成了强烈的阅读刺激。这是个人命运翻转的大玩笑，也是时代断裂的印记。 这个断裂在空间上时乡村和城市的冲突，时间上是农业时代和商品经济时代的冲突。在叙事上，如果说前面已经展开了乡村世界的丰饶景观，是开放、放射的，那么第三章的“余闻”则开始进行拉网式的收缩。通过身在城市中平静工作状态中的“我”的目光和信息源，对所有儒里赵村的人的命运逐个梳理、交代，这种看似笨拙的、像水浒点将录式的方法，使得聚焦笔力更为凝重，人物在时代车轮碾压下的悲剧性骤然加强。 章珠（我母亲）离开父亲，揭发父亲的反革命身份，让我成为孤儿，随后陷入余生的自责，直到死去对我的牵挂；雪兰嫁给上海的技术工程师，却因父亲的乡巴佬身份而与公婆发生冲突；朱虎平一表人材，却因为与梅芳的童年婚约而长期打光棍，甚至避开了雪兰的主攻进攻，最终娶了蒋维贞；孙耀庭受母亲之托照顾我，却对我的生存极尽敷衍，最终运气不佳还得指望我去求暴发的赵礼平，老年之际在人情冷落中与我互不相认；婶子帮助儿子赵礼平欺行霸市，称霸地方，亲自来南京骗取我家的地产以便建工厂，临死前坦白了她贪污母亲寄给我的无视礼物长达数十年的“罪行”；高定邦与弟弟高定国反目，却与他所钟情的弟妹梅芳错过，娶了一个寡妇；同彬在两个追求者之间错选了一个与中学老师旧情难断的女孩，惹上不尽的烦恼和麻烦；梅芳周旋于朱虎平、高氏兄弟之间，虽有大队干部的辉煌时期，然而最终错过3个男人，在娘家凄惨度过余生；图书馆管理员沈祖英洁身自好，终身不嫁；唐文宽原本是国民党士兵，隐居儒里赵村当上校长，却因“龙阳”之癖而险遭砍杀，之后又成为郝乡长的帮凶而陷害有恩于他的赵德正；雪兰的弟弟斜眼被暴发的赵礼平扶持成乡长，却贪污腐化，帮助赵礼平大包大揽各种建设项目，甚至以化工污水倒灌的方式逼迫儒里赵村村民拆迁，酿成人命，与上级鱼死网破后还是免不了牢狱之灾；高定国与安徽知青女教师媾和，又因为梅芳与朱虎平、高定邦之间的暧昧关系而抛弃她。还有丽娟、老福、永胜、牛皋……作者似乎想将这幅《儒里赵村肖像图》一直画下去，直至第四章《春琴》儒里赵村的一代人逐渐凋落。 在以上人物群像中，被父亲预卜为“一个狠角色”“将来必然会在村子里兴风作浪，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的堂哥赵礼平尤其突出。他读书不佳，从一个劁猪匠迅速崛起为技术员、工厂老板、董事长，势力影响省城南京，足迹遍及全球各地，在妻子丽娟之外随意玩弄女性，凭借财力左右政治决策和司法，对村里拆迁造成的人命案出手50万赢得乡民谅解和尊重……在这一系列惊天动地又显得荒唐滑稽的行为中，赵礼平成为90年代以来新兴资产阶层的典型代表，他财大气粗、翻云覆雨的形象，可以说是30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社会展开无情碾压和毁灭的象征。 小说的最后一章就是儒里赵村50年命运的“大结局”。“我”在颠沛流离的遭遇中与家庭婆媳、母子关系坎坷的“婶子”春琴扭结在一起，经过赵孟舒之孙同彬和新丰莉莉的帮助，两人结伴居住在已成荒野的便通庵中，那正是父亲上吊自杀的地方，随后二人怀着“乱伦”的可能性结成夫妻，并回到了小说开头赵伯渝赵云仙父子到半塘村春琴家里算命的情景，生命轮回、命运圆圈的气息陡然升起。曾经活跃在村庄里的老人相继去世，父母辈生前的秘密一一显露，年轻一辈德行败坏、凋零四散，一种“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黍离麦秀之感弥漫在小说的结尾部分。 事实上，在第四章《春琴》的开头，格非花费了大量白描、散文化和诗意的笔墨，去描写拆迁后的儒里赵村的蛮荒情景，甚至夹杂着许多诗经、古文语言。在冷静的观察者“我”看来，这一切都像是命运造化弄人或者超自然不可控力的作用。可以说，格非在结尾花费大量清新笔墨所描绘的图景，着意营造的“黍离麦秀”感，正是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灾难命运的直接观照，在关涉这一题材和问题的小说中，小说家往往内心沉痛，直书笔意，以至于毫不考虑隐喻和象征。 然而格非又在“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中反复徘徊和穿插。乡村命运、农民群像庶几如此，不可扭转了，但乡村数千年的历史走向何处，价值何在？艺术家绝对不允许它们就这样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地崩散。因此，在结尾对“我”和春琴之间近乎荒诞的关系的处理中，格非回到了一个寓言的情境之中——儒里赵村荒芜，人物离散消逝，我和春琴栖居在儒里赵村遗址的荒野之中，像两个原始人类（这样的场景往往更适合寓言和科幻），耕耘稼穑，和灯写作，并展开了一番幻想： ————（以下为引文） 春琴抱住我的一只胳膊，将脸贴在我的身上，轻声道： “假如新珍、梅芳、银娣她们都搬了来，兴许就没人会赶我们走了。你说，百十年后，这个地方会不会又出现一个大村子？” 我没有吭气，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我朝东边望了望。 我朝南边望了望。 我朝西边望了望。 我朝北边望了望。 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 “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 “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 ————————（以上为引文） 这便是小说题目《望春风》的含义。“望”是一种祈望的姿态和目光。四个方向的“望了望”加重了这一心志的沉重，但又通过歌谣般的形式透露出一种原始、轻松的气息，犹如诗经的回环咏叹，或乐府相和歌辞中的“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的韵调。春风，则是数千年乡村文明生机的一种诗性象征。正如陶渊明《时运》诗云，“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又如《读山海经》云，“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那正是格非对于中国乡村文明重焕生机的一种希望所在。 诚然，比起卷帙浩繁、神思飘渺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风》呈现出浓缩、快进的特征，时间跨度差不多等同于第二部《山河入梦》、第三部《春尽江南》的总和，却没有前者那种长达百余年萦回不散的“桃花源”“花家舍”“乌托邦”等先入为主的理念或理想，，以及荡气回肠的气势，而是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乡村群体的生死情欲和命运轨迹；语言也更为自然、简省，蒙太奇和倒叙、逆序手法的使用，让小说充满跌宕的惊奇、秘密的隐现，避免了呆板乏味。 相反，格非在数十年对小说史、学术的探索当中，练就了深厚扎实的地理考据、历史考据、人心考据的功夫。于是可以看到《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的影响，看到格非从出道以来就倾注大量心血的“晚清—民国—国共关系—农业合作化—市场经济”整个历史序列的人物命运，通过隐秘的历史身份和影踪，造成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的叙事效果。譬如《望春风》中，“我”父亲的身份秘密，母亲离开乡村后的秘密，都在格非“抖包袱”式的技法中起到了巨大的震惊作用，形成了“俄罗斯套娃”或连环套式的叙事形式。在挖掘或发挥长辈秘密、人心秘密的同时，格非又巧妙地将中国细节与江南的地理历史文化、人物掌故等结合起来（如果以“大不敬”或开放式的阅读思维去看小说，我们完全可以质疑，凭什么叙事者揭露的结果就是真的而不是其他可能，凭什么说历史隐秘人物的背后就没有另一些历史隐秘人物……历史隐秘和未来隐秘是无穷尽的，这恰恰是小说所营造可能性的“迷宫”），造成处处亦真亦幻的烟云迷雾，散发出迷人的江南文化魅力光辉。 至于说人心考据，则是一个更深的文化和哲学向度。格非小说中的人物可能追寻孔孟，也可能追寻曹操，可能追寻王阳明，也可能追寻孙中山，可能追寻桃花源，也可能追寻醉生梦死，可能追求琴棋书卷，也可能追求桃运不断……但在《望春风》这个乡村小说，或者由城市回望乡村的小说里，格非无疑更聚焦了一种古老的“命运哲学”（也许类似于《白鹿原》《秦腔》《老生》等）。 从父亲赵云仙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乡村世界里仙道传统的延续。在格非的笔下，父亲原本就师从高人，革命计划败露后更加机警，因此对儒里赵村和周边世界的风物、人事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将这一套技艺以近乎科学的方式传授给我，进一步预卜了许多人的未来。父亲不是通过奇门遁甲之类的神秘手段，而是看相、摸骨，这就有了贴近尘世的一面。在这一“天眼”的维度下，每个人的兴衰祸福都有了“命”的味道。命，既是历史发展趋势，也是个人性格乃至情欲。比如赵孟舒的刚烈，王曼卿的“逢人配”，赵德正的大起大落，梅芳的错乱姻缘，母亲对父亲的背叛，赵礼平的发迹，我的温和平静与世无争……所有种种，莫不是历史情势与个人心性交相斗争的结果。兵家或阴阳家也许会用一个“势”字来解说，但小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个人物的生命动态、抉择和许多机关，以及最终的落寞。 乡村小说之美，在于自然，散点透视下的村民构成了头顶浩渺的星空。命运瞬息变幻，有光辉也有阴翳，但常常抵不过外力，因此也就呈现为沈从文所说的那个“无常”。 “天命靡常”，往往正是乡村文学的悲剧性。 2016.5.29，17:30-22:20 6.7-8读完第四章后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