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梵高之死,这很重要吗?

malingcat
2016-05-28 看过



1889年,新锐评论家艾尔贝·奥里耶在唐吉老伯的画材商店橱窗里看到了两幅“向日葵”,旋即在1890年1月的《法兰西信使》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孤独的灵魂》,将溢美之词雨点一样泼向文森特·梵高:“一个象征主义者”、“一个狂热分子”、“一个喝醉酒的巨人”、“一个亢奋的唯美主义者”、“一个强健的、真正的艺术家”……这也是文森特在世时所获得的最高评价。1月20日,布鲁塞尔“二十人展”开幕,梵高的向日葵、麦田、果园和葡萄园首次被放置在塞尚、雷诺阿、劳特累克、西涅克等画家的旁边。3月19日,“独立艺术家沙龙”在巴黎开展,赞美之词洪水一般涌来,“十幅画,见证一个罕见天才的诞生”。可是,盛誉之下他也只不过卖出了一幅画、还是毕生唯一一幅:《红色葡萄园》,400法郎。这迟来的声望未能缓解他一生所积累的精神焦虑,已经在精神病院出入多次的文森特前往小镇奥威尔。7月27日,他身受枪伤,29日在弟弟提奥·梵高的怀抱里去世,终年37岁,留下近900幅油画与1100幅纸上素描。

作为文森特一生的经济支持者、也作为这大笔画作的继承人,职业画商提奥计划为哥哥举办一个盛大的展览,并推出哥哥的书信选,不幸的是,他自己也崩溃了——医生诊断是梅毒所致的肢体麻痹和精神失常。1891年1月提奥逝世于荷兰乌特勒支的一家精神病院,梵高家族对这不体面的死亡保持沉默,提奥遗体埋于公共墓地,连葬礼都没有举行。好在,提奥的妻子乔安娜•邦格承担起亡夫的志愿,从事文森特书信的出版和翻译工作。到1914年,书信选付梓,一个天才的内心世界得以为世人所知,“文森特之星”终于冉冉升起。又过20年,26岁的欧文·斯通依据这批书信写出了激情澎湃的传记小说《渴望生活:梵高传》,“艺术殉道圣徒”的形象自此深入人心。1953年文森特·梵高诞辰百年之际,隆重纪念活动使他的声誉又上升到新的高度,1956年由《渴望生活》改编而成的电影获得奥斯卡奖,文森特·梵高终于成了现代艺术史上永远的传奇。

一位痛苦而不被赏识的艺术家,为了逃避世人的漠视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太能满足大众泛滥的同情心。斯通这样悲情而又浪漫地描绘文森特之死:“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歌手唐·麦克里恩也在《繁星之夜》里感喟:“你如何承受天才智慧的折磨,你如何试图解脱自己……因为他们不能爱你,但你的爱是真挚的,当内心再也没有希望,在布满星星的夜晚,你像情人们常做的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这是画家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戛然而止的最高音。所以假如有人论证说,文森特不是自杀、而是被十几岁的小流氓所害(尽管可能出于意外),而且发生事故的地点并非金黄色的麦田而是毫无诗意的粪堆,那么,奠基于传奇之上的“梵高文化工业”——展览、图册、学术研究、咖啡杯、雨伞、明信片、计算机程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史蒂文·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两位作者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以特有的“专业敏感”复原了文森特死亡的场景,剥去年深日久、道听途说所形成的历史积垢,这算是新版《梵高传》的最大噱头。该书诞生于2011年,好评如潮,被誉为迄今为止最详实的梵高传记。值得说明的是,二位作者的“法律精神”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关弹道、距离、证据和推理之中,更体现为他们对文森特书信的“拷问”以及对于艺术家心态和精神世界的“查证”。

当年,乔安娜•邦格编辑出版的文森特书信只是选集,以“写给亲爱的提奥”为核心,而存世的几千封书信不仅包含兄弟二人的通信,还包含家人、朋友的相关通信,权威的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耗费15年时间进行编辑整理,最后成果是出版于2009年的6卷本全集。奈菲和史密斯的研究奠基于书信全集之上,他们的睿智之处在于,“并未把梵高的信件当成其生活事件甚至是想法的可靠记录——至少没有这样来阐释。”他们认为信件与日记不同,“不是只供作者倾诉内心烦恼的媒介”,而是在特定语境下与特定对象针对特定问题的商谈,有目的、亦不乏文字策略。

梵高兄弟二人的人生际遇大为不同。身为著名的古庇尔画廊的经理,提奥春风得意,他赡养家庭、包括每月为哥哥提供100-150法郎的资助(当时一个教师的月收入不过75法郎),维持着家庭在社会中的体面地位,因此被家人宠爱、祝福、拥抱和喜欢。而一生“事业失败”、脾气暴躁(曾经在暴怒中拿起餐刀对着父亲)、索取无度、出入精神病院的文森特被视为“家庭的劫难”。身为牧师的父亲在对长子的遗憾中辞世,母亲对他不闻不问,认为他的艺术“荒谬可笑”,除了提奥之外,另外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与他相当疏远,以至于在他的葬礼上,家庭成员只有提奥出席。奈菲和史密斯提醒读者,由于二人的遭际反差过大,文森特与提奥的关系远非“我亲爱的提奥”那般单纯美好。文森特不断向弟弟要钱,以便雇佣模特、租赁画室、购买画材、支付旅费、出入妓院、买衣服、买家具、甚至装修整个房子——阿尔的黄房子。不仅如此,他还需要“说服”弟弟与他开创伟大的“商业计划”,以及从弟弟那里获得亲情友情手足之情。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剥削与需要,在书信中有着曲折的表达。两位作者指出:

“文森特在信中向提奥倾诉了多少心里话,他同时就在内心隐藏了多少真实想法,他害怕弟弟疏远他,进而威胁到弟弟对自己的经济资助,或是证实家人对他的言之凿凿的绝望判断。同时他可能利用敏感而棘手的问题作为要挟的利器:比如,威胁会采取一些影响兄弟情义或让家人尴尬的行为,从而迫使提奥拿出更多的钱;或者先主动提出某种不计后果的鲁莽做法,然后再将其弃之一边,这样来诱使提奥赞成他一直以来真正想做的事情。”

总之,文森特书信中叙述的准确性、乃至真实性,大可质疑。研究者发现,至少有几次,文森特为他的信草拟了好几稿。而在字里行间,引人注意的沉默、耐人寻味的不合理推论、或是闪烁其词的省略(“等等”是他喜欢的词),都是他用以掩饰痛苦、憎恨、屈辱和挫败感的手段。这种迂回婉转,有时变成了欺骗,对传记作者提出了特别大的挑战。

居住在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是可亲可敬的,但是居住在隔壁的艺术家是有可能让人避之不及的。同时,望远镜或许有助于塑造圣徒,可是显微镜下绝没有英雄。这部《梵高传》厚达900页、90万字,在日常生活无数鸡毛蒜皮中“还原”的文森特·梵高形象,不再是80年来千万梵高迷所熟悉的“殉道者”,而是一个偏执的、自私的、心理与精神皆有着严重问题的艺术家。历史上第一个盛赞文森特的人、也就是那个年轻的艺术评论家艾尔贝·奥里耶说了太多主观的话,但他毕竟还是抓住了重点:“他的大脑处于高潮状态,难以抵抗地将熔岩倒入艺术的深谷中;他是一个可怕的、发狂的天才,通常很高雅,有时行为怪诞,总是处于病态的边缘。”

当年的医生诊断文森特·梵高是“狂躁症,伴有典型的精神失常”,或是“潜伏性癫痫”,显然梵高家族一直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病史,基因或许是致病的重要原因。《星夜》完成一个世纪以后,科学家发现潜伏性癫痫发作类似于脑电波激起的火花,像是某种神经风暴,又像是大脑中的连环爆炸,而每一次癫痫性轰炸都会动摇大脑的神经运作功能,使人进入高度超现实的状态,很多情况下病人会产生宏大的宇宙观和宗教狂热。在这个意义上,“文森特笔下旋转的、给人以精神错乱之感的、宇宙形成的亢奋画面表明,他的防御机制已被攻破。” 提奥曾经说:“很多画家疯了以后才开始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天才沿着神秘的轨迹成长。”的确,文森特艺术的爆发期与他的精神疾病同步,无论是星夜、丝柏、向日葵还是麦田,都有着一种神经质的抽搐与炸裂之感。提奥向第一位敢于赞赏文森特作品的艾尔贝·奥里耶表达感激之情:“要知道,他的画就是他本人的写照。”

从传记写作的角度衡量,《梵高传》是“电子数码时代”的产物,两位作者发明了特别的软件来对多达10万张卡片进行数据处理,“幕后支持团队”包括8位研究者和18位译者,除了这一大部头纸质著作,还创建了一个将参考文献、文本注释、插图和照片融合在一起的网站,据说注释部分打印下来约需5000页。难得的是,虽然有着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充塞着大量的细节与考证,本书却又不失故事性和艺术性,框架清晰,文笔清新,有成为畅销书的资质。

那些为我们的文化做出持久贡献的人,或许是因为被我们审视得太久,因此在我们的眼中无法保持纯洁。但传奇的传奇之处在于,尽管有后来无数颠覆传奇的努力,每一次翻案不过是加强了传奇的实力而已,就像水归于水,就像风归于风。所以《梵高传》并不会对梵高造成损失,甚至也不会对梵高文化工业造成损失。比文森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画了什么。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画过一棵蓝色天空下的杏树,粗糙多节、濒临死亡的树枝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热烈地绽放出粉色和白色的花朵。艺术的动人之处,就在这里,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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