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集齐龙珠方能召唤神龙 ——为何只有西方创造了现代世界

我讲旧常识
2016-05-23 看过
对西方学者而言,最具诱惑的历史问题之一即西方文明何以发展至现代社会?对土耳其 / 中国 / 印度 / 日本学者而言,这个问题就以另一形式问出:为何西方产生了现代社会而土耳其 / 中国 / 印度 / 日本没有?后一种问法所激起的反复辩论中,我们有了 “西方中心主义” 这样的词汇。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它只与后一个问题有关,是东西方比较的结果。

杰克·古迪的《偷窃历史》的主题是反驳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对埃利亚斯、韦伯、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的反驳,指出他们罗列的那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都在日本、土耳其、中国、印度等其他文明中广泛存在,通过列举这些因素不足以论证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作者认为 “西方为何领先” 是一个注定没有答案的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用西方文明设定为 “标准路径”,那么就一定会想找些其他文明的不足来解释它们为何 “落后”;古迪认为只要我们抛掉了那些被 “盗窃” 到西方语境中的概念意义,很难单纯通过实证方法找到这些不足(这构成了全书的主要部分)。若把这一思路的逻辑推到底就会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国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都能产生另一种有所不同的中国式、印度式、日本式、土耳其式现代性,而不像今天的现代性其实是 “西方式” 的。

这本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李约瑟、埃利亚斯、布罗代尔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反驳:

A. 古迪反驳了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直到达芬奇时代仍处于领先地位),但不是从科学史上反驳他的,而是指出李约瑟的两个错误:李约瑟既然认为中国科学先进,那他就必须以另一种(与很多其他历史学家相反的)方式解释中国何以整体落后(并导致了后来的科学落后)?于是李约瑟将这一落后归罪于中国在政治上缺乏法律秩序,经济上信用和货币孱弱。古迪指出两者都是胡说。就1500年之前而言,中国的法律秩序和货币经济规模是没有什么劣势的。

B. 古迪反驳了埃利亚斯(代表作《文明的进程》谈论伴随着外在法律对个体暴力的控制而产生的内在civilising process),认为civilising process是西方迈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首先与李约瑟不同,埃利亚斯并没有关注过欧洲之外的地方,因此除了偶尔草率地将东方贬低为 “自然民族” 之外,他并未真的犯下类似李约瑟的错误。然而古迪却抓住这一点,列举了日本的《源氏物语》来证明日本人在文明的精致高雅上绝不亚于西欧宫廷,日本人在洗浴和洁净上绝对领先于17世纪以肮脏著称的西欧。

C. 古迪反驳了布罗代尔(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欧洲独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关键在于城市)。于是古迪列举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城市为例,认为奥斯曼的城市被布罗代尔不合理地忽略了;布罗代尔认为中国的城市尽管巨大却是 “奢侈与温柔” 的,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却亚于中国乡村,无法产生一股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城邦那样的城市力量。古迪反驳了这一点,指出东西方的城市就资本主义程度而言是并驾齐驱的,中国和印度在城市贸易规模上都不弱于西方。古迪认为布罗代尔将中国、土耳其、印度称为“专制”却将菲利浦二世、路易十四的制度称为 “绝对主义” 是不公平的;布罗代尔认为欧洲的资本发展产生了政治力量,而其他世界的资本发展却没有,然而威尼斯有成熟的舰船工厂土耳其人也有。

除此之外,古迪还反驳了各种利用各种文明元素来解释西方的近现代史领先于东方的企图:世俗化不是西方近代独有的,中国古代一直很世俗。人文主义不是西方独有的,伊斯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是人文主义的。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比不上拜占庭的大学,基督教虽讲平等却仍比不上佛教。

以上说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我们要意识到:反驳李约瑟、埃利亚斯和布罗代尔以及一系列试图以有限的概念来解释西方崛起的人是一回事,反驳西方中心论是另一回事:西方的力量并不在于它有 A 或 B 或 C 或 D,而在于它同时拥有 A 和 B 和 C 和 D。古迪所列举的这些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这么多要素相互配合起来会产生极大的力量。古迪在整本书中不断通过罗列全世界其他文明也具备各种长处来说明西方有的那些要素日本或中国或印度或土耳其等国都有,那只能说明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这些国家都不是原始野蛮部落,并不能说明它们已经获得了产生现代社会的全部要素。在古迪所列举的所有要素中,西方若缺乏任何一项都会导致现代化的夭折,每项条件都是西方走向现代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全世界集齐了这些要素的只有西方。

一个更清晰的例子是印刷术。中国人在古登堡之前500年就发明了活字印刷,然而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却不如在西方那样大。导致效率差距的主要因素是数千上万的汉字系统与不到30个字母的拉丁字母系统之间的差异。中国的金属铸造技术落后于欧洲也进一步限制了这一技术的效率。字母文字的另一优势在于读音与写法之间的对应,因此扫盲方便,配合印刷术令西欧的识字率在近代早期突飞猛进。如果我说活字印刷术是西方走向现代的一个强大技术,古迪完全可以指出中国也有活字印刷,并指责我的观点是 “欧洲中心主义” 的。然而活字印刷只有在与其他一些条件配套时才能释放强大的力量。汉字相比字母文字的劣势在机械打字机时代都是明显的,直到电子输入时代才消失。

我的观点同时反过来解释了东亚文明的迅速现代化何以可能:日本、台湾并不缺乏现代世界的所有要素,它们只需将自己缺乏的部分拿来即可。至于在艺术审美等领域,日本这样的东亚文明不必走全盘西化道路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本身就不弱。因此这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假如西方不存在,再过一千年日本人独立地产生了现代社会(如果可能的话),那 “日式现代性” 会与今天的日本截然不同吗?答案是不会。今天的日本并非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的政治是工具性的装置,不承载意识形态意义。它的艺术风格仍是日本的。这也同样说明那些认为 “中国式现代性” 仍要与欧美冲突的人其实仍活在前现代时代:审美与政治二分是作为 “现代(modern)” 这个形容词的原则之一出现的,凡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现代的。李白、杜甫与莎士比亚之间当然毫无矛盾,矛盾只会发生在《弟子规》与民主制之间。

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6年,中文版仅出版于3年后,中国学者对 “欧洲中心主义” 这种历史解释的敏感程度可见一斑。然而我的结论是:这本书并未真的成功地反驳欧洲中心主义,相反,它论证了欧洲是唯一集齐了所有龙珠的文明,只有集齐了龙珠才能召唤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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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关于 “欧洲何以领先于世界” 多说几句

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只有在将足够大的整体纳入视野时才会显现。本书成功地表明:通过列举有限的几种要素来解释西方的优势是难以奏效的。同样,仅研究某一处殖民地的历史也无法体现19世纪西方的优势,因为在每一块殖民地上,西方的影响都从未达到强于当地政治组织的程度。对于19世纪印度人而言,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生活的仍是村长而非英国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是错的,因为当你将整个地球纳入视角时,你就会看到欧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影响力辐射到了全球。由于史学不可能以 “全球” 为对象,欧洲中心主义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亿万人民而言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

与此书截然相反的另一本书是《枪炮、病菌与钢铁》。戴蒙德的思路是:欧洲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既不如过于平坦的亚洲大陆那样容易被专制、被入侵,也不如过于隔离的大洲那样无法交流,无法输入更复杂的资源。然而这样一种人类学思路完全不同于古迪的历史人类学思路:古迪的整本书都在讨论欧洲赖以成就现代世界的各种要素,而戴蒙德并不重视这些,他专注于自然条件因素。因此《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犹如一张过于巨大的网,它仿佛捕获了整个大海里的鱼,却由于过于稀疏而又漏掉了几乎所有的鱼。

有的概念在解释西方兴起时是有用的,但必须化为更一般的范畴。例如黄仁宇的 “数目化管理” 概念:他以西方有数目化的管理和统计制度而东方没有来解释中国的落后。然而以数学的观点看世界,以数学为自然立法,这不仅仅是一个 “管理学” 上的肤浅特征,而是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举个例子:希腊人的数学成就极高,希腊也是民主制的起源。这二者之间绝非没有关联。因为你若一直以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的观点看世界,那就永远不会有数学。数学起源于忽略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异,将它们设定为相互等同的。一个人只能投一票,无人能投多于一票。只有到这一步我们才能说数学的视角有利于产生现代世界,而如果仅仅停留在 “管理学” 或行政技术层面,那就可能只是强化了专制的力量,阻碍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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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历史 偷窃历史 7.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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