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知矣

我既非淮北人，更不是史学家，看这本书无非是“外行看热闹”，不过看热闹也挺有收获。

作者以明清民国为时间范围，以包括苏北、皖北、鲁西南在内的淮河下游地区为空间范围，用四章分别从漕运、盐业、农业、民生等四方面描述淮北社会在中央政府基于政治权力的压迫下的惨状。

漕运：淮北在唐宋及以前，本是中国最富庶之地，宋以来受到黄河夺淮的影响，水灾渐多。但真正的使水患横生的，还是明清以来的漕运。由于大运河需稳定的水位以保证漕船通行，因此需枯时蓄水、丰时放水。如此操作，会使下游农地旱时更旱、涝时更涝。作为供给北方物资消费的生命线，漕运远比一地百姓更受皇帝和官员重视，淮北之被牺牲遂成必然。诡吊的是，元朝虽然也定都北京并修有运河，但却主要通过成本更低的海运由南向北运送物资。只是在明朝，漕运才渐至完全替代了海运。据书中言，每运一石粮食，漕运的费用竟高达两石；相比起来，海运一石粮食的花费还不到半石。但这么明显的差异，却完全无法在明清两代撼动漕运这一基本国策。表面看这是中国人的恐海症发作，但扒开皮看，漕运的强大正在于它的糜费。漕运涉及环节极多，都需人手处理，也都可能出现损耗。以过闸为例，操作不当就会跌落激流，船毁人亡，每年因此损失的船只数以百计，水手数以千计。但更可怕的是，操作不当既可能是无心之失，也可能是闸口水兵索贿不成的报复之举。由于无法监督，索贿即成惯例。因此，过闸的成本既包括意外损失也包括贿款。以此类推，其他各个环节概莫能外。相比而言，海运牵涉的人员和环节要少得多，其相关损耗，无论海难还是海盗，也缺少公职人员上下其手的空间。综上可知，漕运海运之争，实则是盘根错节、财大气粗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一心为公的义气书生之争。谁赢谁输，一望可知。

盐业：明清以来，中央治理淮北水患时的优先级排序是漕运大于盐业，盐业大于农业。盐业排在农业之前，是因为淮北盐场一直以来给帝国提供了差不多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由于不论贫富，每人的食盐量大致均等，自古以来作为专卖物资的盐，实际上是皇帝们收取的人头税。为了方便，皇帝并不真的按人头收税，而是将盐引（即特许经营权）卖给盐商们，相当于从他们手中预收了税款。而盐商需根据特许经营的限制，基于指定时间、地点和价格将盐卖给百姓，既实现税款的征缴，也从差价中获利。由于盐引和盐价都由官方确定，巨大的寻租空间随之产生。盘踞盐场、管理出货的总包商，通过勾连官员、买卖盐引都成为富甲天下的官商。实际销售则由从总包手里拿货、再运到指定的口岸的行商负责。从盐场到市场，盐的转运也少不了层层关卡的盘剥，初时尚给行商留有利润空间，但规矩一坏便无底线。等到官盐的成本超过售价时，合法商人再无生存空间。于是，添加杂质或夹带私盐即成通例。同时，具有官威或武力支持的豪强则大规模地进行走私。政府的缉私官兵却只盯住那些小老百姓，甚至以诬陷的方式凑人头完成任务。至此，盐业专卖完全陷入了死局，已无法靠任何内部机制自洁。而且由于盐业的收益完全被国家、盐商、官家和豪强拿走，本地平民丝毫无法从盐业中受益，身处产盐区却也只能食用私盐 ，还深受盐商决堤运盐、盐兵杀民冒功之害。

农业：农业是地方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因漕运、盐业优先的政策，淮北农区实际上只是洪泛区，其灌溉防洪设施一概缺乏，甚至远不如唐宋时期。明万历以降的“蓄清刷黄”政策，其核心是筑高坝以拦淮河水，再导入黄河冲刷泥沙，以保证黄河和运河的航运畅通。但由于冲刷效果远不理想、泥沙照旧淤积，河工只好不断加高堤坝。结果是湖区扩大 、高坝易溃，水灾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达到五年三涝、十年七涝的程度。随之产生的、大量修补河堤的劳役更令百姓雪上加霜。这种情形下，淮北的农业水平严重倒退，一是需要精细用水的稻作消失，代之以靠天吃饭的旱地作物；二是桑麻养殖消失，使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民生：常年被各种无法控制的天灾人祸所袭扰，百姓丧失的是希望和远见。当得过且过成为常态，民生的螺旋下降即不可避免。为贫所扰，越来越多的人弃田逃亡或入泽为匪。除了极少数有官方背景的大豪强大地主，淮北民众普遍赤贫化，甚至与大地主形成类似农奴制的依附关系（这部分资料主要来自土改时期的地方文件，信度似有不足）。人越穷，志越短，不但鱼米之乡的头衔被江南地区拿走，淮北的民风也被广为诟病，甚至使“江北人”这一称呼被污名化。

综上，这本书宜与产经新闻和社会热点放在一起来读，比如放弃战略新兴板、禁止中概股回归，又如医患矛盾、莆田系医院，相互参照，别有滋味。

又：字里行间，作者的义气与立场似乎过于鲜明，不过还不影响阅读。唯其引为佐证的某些材料，让人不大能接受。《聊斋》也就罢了，赛珍珠的《大地》算哪门子史料呢，把《白鹿原》树为靶子更是让人摸不到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