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历史与自然中的人》读书笔记
这一章对观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会很有意思。沃格林的梳理非常细腻。无限宇宙的打开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历了复杂的情感历程及宇宙发现过程。
新的宇宙概念：
潮流、潮流交叉和反潮流的模式是极其复杂的，但是能够发现共同因素：“对人是宇宙中意义起源的日益增长的意识，在这个汇聚点上，产生了一种宇宙概念（image of the universe），其意义要归功于下述事实：这个宇宙概念，是由人的心灵所唤起的”（p160）。
封闭宇宙到无限宇宙：
我们以“现代”的名义命名这种新的意识，因为它构成了与中世纪“封闭宇宙”概念的根本决裂。中世纪封闭的宇宙观，让位于一种开放的、无限扩展的宇宙观，无限宇宙观是“由人的心灵及其无限性在空间上的投射所唤起的”（p160）。
历史观念的变化：
神意的、直线发展并终结于末世论危机的中世纪历史观念，让位于一种由像人自己这样的自然力量所决定的、内在于物质世界的（intramundane）历史观念。由神所创立的封闭宇宙的稳定框架、由神的安排所引导的历史，让位于新的意义世界的想象再造——自然与历史的意义框架要由人自己来决定。
转变过程的情感历程：
标志是创生所带来的阵痛，包括：1由意识到一个时代到了尽头而产生的沮丧的悲观主义；2.离开了一个安全住所并不确定地向未知世界迈出第一步而伴随的焦虑地战栗；3.由自觉地行动和对应付新局面的力量的发现而导致的乐观主义和信心；4.在感受到各种新的可能性时所体会到的探险的快乐；5.由成功的创造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踏上问题、情感与观念的崎岖之路：
起点：土耳其势力的崛起、帖木尔（Timur）的出现在人文主义者心中唤起的对历史意义的疑虑。这件事是重大的，“让西方人对古代模式的全神贯注看上去像是一种有点徒劳无益的地方风尚”（p160）。
波焦（Piggio Bracciolini）：
波焦发现声誉不再通过戎马生涯获得，而是与历史学家的记录与歌颂有关，因此他劝勉人们增加文学修养；到了15世纪中叶（波焦的那个年代），“名誉在内在于物质世界的来生正在取代来世的生活”（p163），因此统治和军事行动领域不仅只具有间接的价值（因为要名誉依赖于历史学家），而且还受命运（fortuna）这种秩序的支配，没有预先设定的平衡；到了19世纪，好运厄运的思考被适者生存取代，适者生存暗含了卑俗的假定：“能生存下来的人就是更出色的人”（p164），胜利与价值等同了起来，“川流不息的行动变成了毫无悲剧感的进步”（p164），波焦的悲观主义让位于那种虚伪的乐观主义——它忽略了进步给带来的那些牺牲，后来又让位于集体主义时代赤裸裸的野蛮暴行——它无所谓地承认当计划的事业被推进时，那些废物就会被消除。
土耳其人对欧洲的挺进，使得欧洲在亚洲危险的阴影下失序，产生了一种悲观主义：对一种即将到来的末日审判（doom）的恐惧；古代作家的作品不再被当做模范。
鲁雷（Le Roy）：（16世纪的晚期人文主义者）
悲观主义：欧洲内部无序、亚洲的威胁，表达了一种启示录式的欧洲文明的终结。
乐观主义：受那个时代的启蒙启发，还有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由此产生了现代优先于古代的观点。把现代世界与中世纪和古代区分开来的新形势已经出现了，许多人都开始期待不平凡的事的发生，而天象又支持了这种期待。
鲁雷尝试“用非基督教的范畴来清晰描述各个历史时代的努力”（p171），各个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伟大的征服者，这与约阿基姆（Joachitic）的“领袖”（dux）思想存在类似之处。“这种建构揭示了内在于物质世界的情感在关于历史的思辨中的力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基督教的模式已经解体”（p171）。
喜乐交加：一方面是各种发现、发明和知识的推进，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在欧洲舞台之外所发生的政治事件。
自然的节律：鲁雷尝试在一种普遍历史哲学的层面上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力图有意识地用永恒循环的观念来代替基督教关于在堕落与救赎的神意计划之下的人类命运的观点”（p172），他用“节律”来表达世界不变的本质，词汇上用基督教的词汇，但那只是一张皮而已，神意已经降到第二位了，“世界不朽的本质通过生与死、生长于消亡的交替形式而无休止地运动”（p173），如同赫拉克利特“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永恒的循环：在基督教那里，无限比有限更有意义，而鲁雷对此进行了逆转，有限是给无限注入界限与尺度的东西，而无限是混乱：“不可度量的无限性是需要由神的限制性秩序来加以阻止的一种混乱”（p174）；大年（Great Year）是世界的循环，是普遍命运，世界再次朝着希腊的自然的方向——而不是基督教的灵魂的方向——向超越的现实完全敞开，“不是灵魂的戏剧【而是自然的节律】，为鲁雷提供了历史阐释的范畴”（p175），这种情感后来在尼采身上得到了表达。
占星术：萨伏那洛拉反对占星术，“这种对星辰的服从将削弱伦理责任、毁灭自由人格，并且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处于公开的冲突之中”（p177）；萨伏那洛拉区分了两种自然，“基督教的自然在自身内部是封闭的，并不包含灵魂的领域，而异教的自然通过其节律不仅决定人的身体，而且也决定他的灵魂”（p178），这种分析强调了“灵魂超越自然”的意图，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助于在方法论上澄清科学的对象，“而一旦人们的情感向内在于物质世界的方向，那么澄清科学对象的结果就可能不是重建一种灵魂的生活，而是使灵魂服从于被如此这般澄清的科学范畴”（p178）。皮科和萨伏那洛拉没能阻止占星术运动，其结果是一种新奇的“调和主义人类学”（syncretistic anthropology），正如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他把一种激情的占星术心理学与一个基督徒的自制——这要求他克服那些自然倾向——结合起来”（p179），在他看来，星辰决定了人的“倾向”，但不是绝对地决定，基督徒的自制要求克服这种倾向。到了伦佐（Henrik Rantzau）那里，自然节律的观念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和历史现象中。教皇宪章谴责了占星术，但是没有否认“预言”的可能性。
宇宙论：
哥白尼：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不是教会抵制的对象，而是因为后来有人对这部著作的内容进行了延伸、添加，才引起了教会的抵制，而这些添加包括：（1）由布鲁诺所引入的空间无限的观念和“多重世界”的观念；（2）由伽利略和笛卡儿通过物理的数学化而实现的对宇宙的去生命化（deanimation）。
只有去掉了这些添加，我们才能看到严格意义上的哥白尼问题是：“利用一种日心说的宇宙论来对天体运动进行简单化的数学描述”（p185），这包含了两个部分：（1）寻求对天文学观察进行一种理论解释的科学动机（而非基督教导向的）；（2）为此目的而使用日心说概念。前一部分是原动力，“内在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导向在力量上压倒了超越的基督教导向”（p185），对上帝之爱（amor Dei）让位于对尘世之爱（amor mundi）。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仍然是古希腊的“天球”；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赞美太阳，这样一个中心位置（以前的中心位置——地球是贬义的），这具有政治意涵，“国王被像群星围绕的太阳一样临朝听政”（p187），中心位置的地位提升了。
博丹：反对哥白尼的数学倾向，是一位专注于沉思的神秘主义者，“博丹的神秘主义宗教精神建立在对自然中的上帝之手的沉思基础上，并从自然经由抽象思维的秩序而上升到崇高的喜悦和幸福地分享神性”（p188）。这看似是一种在精神上从政治的无序撤退到自然秩序中的做法，但是这种撤退具有政治目的：“对博丹来说，在自然的餐桌上寻求上帝的启示有助于这一一种宗教的建立，它将超越各种对启示基督教的混乱解释”（p189）。宇宙（自然）秩序被用来创建公民间秩序，这不仅是因为博丹认为宇宙优于反复无常的经验政治秩序，并且“博丹把一种理想化的秩序状态模式投射到宇宙之中”（p189），对特定秩序的沉思将具有“精神净化”的效果，清除不虔诚，使人们崇拜同一个永恒的神。宇宙等级制与政治等级制关联了起来，在一个方面博丹与哥白尼紧密相连：“在两者那里，自然都是从正在崩溃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中浮现出来的新的‘确定性’秩序”（p191），自然成了秩序之源，不同在于哥白尼认为自然从数学化物理中来，而博丹认为秩序从宇宙中来。博丹的宇宙也是封闭的宇宙。
第谷：16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决定性的天文学革命，曾经——固定不变的星辰天体被假定为上帝的不可改变的创造，而有生长寂灭的自然则被假定为仅限于月下（sublunar）区域。天文学革命发生了（主要事件是1572年对仙后座新星的观测和1577年对彗星的观测），新星出现了（星辰发生了变化），第谷认为“世界的创造还没有结束”，稳定秩序的假设被动摇了，既然“最为自由地”行事的上帝改变了秩序，这预示着类似的“最为自由地”行事的人，也可以通过各种干预改变传统的秩序。另一方面，保守派对这种新星的发现惴惴不安，试图否定其重要性。
数学：
1577年出现的新彗星证明了天上区域发生了变化，“它彻底动摇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信仰，即相信一系列透明的天球支撑着各个天体，因为这颗彗星正是从它们之间穿过的，显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p195），天球破裂了。现代数学代替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数学，贝内德蒂（Beneditti）攻击亚氏“在一条有限的直线上，连续性的运动是不可能的”的命题，他把一条直线解释为一个圆的投影，所以“环线与直线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p197），从而打破了古典的对圆周运动的偏好；这种投影方法，“使人们有可能吧显然绝对具有性质差别的东西解释为同一形状的不同变体”（p197），视觉让位于“变差”（variation）；开普勒继承了这些，数学取代了视觉感官，自然不再透明（因为趋向于概念化而非视觉感官），而是“内在”于物质世界的两极之间的延展，“我们赢得了内在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却失去了世界对其超越之源的透明性”（p199）。
布鲁诺：
炼金术消沉了，为通过数学表达社会概念提供了机会；布鲁诺对数学化科学不感兴趣，那么哥白尼的哪个方面吸引了布鲁诺？“令布鲁诺着迷的不是科学的进步，更不是哥白尼思想中的传统因素，而是从一个千年传统中实现的智识解放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的认知力和思辨力被假定为有秩序的知识的最终标准”（p203）；布鲁诺探究宇宙（自然）的实质，但是是通过人自己的精神而进入的（自然的实质通过人自己的精神而被赋予人），这根本上是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存在论问题。通过人，宇宙成了一个精神灵魂的生命，它可以自我思考、具有精神；通过人，自然“活了”，“自然在人那里变成了积极能动的了，自然在理解了它的人的精神中被激活”（p205），精神与自然之间的裂隙被弥合了，这被黑格尔继承了。
在体验到自然与精神的同一性后，布鲁诺开始衡量“在何种程度上宇宙是可知的”；他认为上帝本身是不为人知的，“处于无限性之中的同一性本身是不能被有限的人类精神所了解的”（p206），只能通过其造物而有所了解，无限宇宙的无限性表现在“第一因”（prima causa）的无限性，古希腊宇宙思想的外壳破裂了，地平线向无限的空间开放，但这无关乎可感的现象，不是无限的现象的经验，而是进入宇宙形式的实质的无限性；由此哥白尼的“日心说/地心说”问题不再重要，因为不管地球还是太阳都处于无限宇宙之中。
无限性的观念及其应用：只有到了谢林那时，布鲁诺开启的形而上学思辨才被接续；但布鲁诺所注入的推动力也没有休眠：数学被认为是无限的，而不再局限于感官；存在论思辨中有了无限性，18世纪（康德、黑格尔）是无限性思辨的世纪，“向一种极其纯化的（critically purified）存在论的回归”（p212），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是精密科学所无法进入的一个本体领域。
新的宇宙概念：
潮流、潮流交叉和反潮流的模式是极其复杂的，但是能够发现共同因素：“对人是宇宙中意义起源的日益增长的意识，在这个汇聚点上，产生了一种宇宙概念（image of the universe），其意义要归功于下述事实：这个宇宙概念，是由人的心灵所唤起的”（p160）。
封闭宇宙到无限宇宙：
我们以“现代”的名义命名这种新的意识，因为它构成了与中世纪“封闭宇宙”概念的根本决裂。中世纪封闭的宇宙观，让位于一种开放的、无限扩展的宇宙观，无限宇宙观是“由人的心灵及其无限性在空间上的投射所唤起的”（p160）。
历史观念的变化：
神意的、直线发展并终结于末世论危机的中世纪历史观念，让位于一种由像人自己这样的自然力量所决定的、内在于物质世界的（intramundane）历史观念。由神所创立的封闭宇宙的稳定框架、由神的安排所引导的历史，让位于新的意义世界的想象再造——自然与历史的意义框架要由人自己来决定。
转变过程的情感历程：
标志是创生所带来的阵痛，包括：1由意识到一个时代到了尽头而产生的沮丧的悲观主义；2.离开了一个安全住所并不确定地向未知世界迈出第一步而伴随的焦虑地战栗；3.由自觉地行动和对应付新局面的力量的发现而导致的乐观主义和信心；4.在感受到各种新的可能性时所体会到的探险的快乐；5.由成功的创造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踏上问题、情感与观念的崎岖之路：
起点：土耳其势力的崛起、帖木尔（Timur）的出现在人文主义者心中唤起的对历史意义的疑虑。这件事是重大的，“让西方人对古代模式的全神贯注看上去像是一种有点徒劳无益的地方风尚”（p160）。
波焦（Piggio Bracciolini）：
波焦发现声誉不再通过戎马生涯获得，而是与历史学家的记录与歌颂有关，因此他劝勉人们增加文学修养；到了15世纪中叶（波焦的那个年代），“名誉在内在于物质世界的来生正在取代来世的生活”（p163），因此统治和军事行动领域不仅只具有间接的价值（因为要名誉依赖于历史学家），而且还受命运（fortuna）这种秩序的支配，没有预先设定的平衡；到了19世纪，好运厄运的思考被适者生存取代，适者生存暗含了卑俗的假定：“能生存下来的人就是更出色的人”（p164），胜利与价值等同了起来，“川流不息的行动变成了毫无悲剧感的进步”（p164），波焦的悲观主义让位于那种虚伪的乐观主义——它忽略了进步给带来的那些牺牲，后来又让位于集体主义时代赤裸裸的野蛮暴行——它无所谓地承认当计划的事业被推进时，那些废物就会被消除。
土耳其人对欧洲的挺进，使得欧洲在亚洲危险的阴影下失序，产生了一种悲观主义：对一种即将到来的末日审判（doom）的恐惧；古代作家的作品不再被当做模范。
鲁雷（Le Roy）：（16世纪的晚期人文主义者）
悲观主义：欧洲内部无序、亚洲的威胁，表达了一种启示录式的欧洲文明的终结。
乐观主义：受那个时代的启蒙启发，还有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由此产生了现代优先于古代的观点。把现代世界与中世纪和古代区分开来的新形势已经出现了，许多人都开始期待不平凡的事的发生，而天象又支持了这种期待。
鲁雷尝试“用非基督教的范畴来清晰描述各个历史时代的努力”（p171），各个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伟大的征服者，这与约阿基姆（Joachitic）的“领袖”（dux）思想存在类似之处。“这种建构揭示了内在于物质世界的情感在关于历史的思辨中的力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基督教的模式已经解体”（p171）。
喜乐交加：一方面是各种发现、发明和知识的推进，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在欧洲舞台之外所发生的政治事件。
自然的节律：鲁雷尝试在一种普遍历史哲学的层面上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力图有意识地用永恒循环的观念来代替基督教关于在堕落与救赎的神意计划之下的人类命运的观点”（p172），他用“节律”来表达世界不变的本质，词汇上用基督教的词汇，但那只是一张皮而已，神意已经降到第二位了，“世界不朽的本质通过生与死、生长于消亡的交替形式而无休止地运动”（p173），如同赫拉克利特“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永恒的循环：在基督教那里，无限比有限更有意义，而鲁雷对此进行了逆转，有限是给无限注入界限与尺度的东西，而无限是混乱：“不可度量的无限性是需要由神的限制性秩序来加以阻止的一种混乱”（p174）；大年（Great Year）是世界的循环，是普遍命运，世界再次朝着希腊的自然的方向——而不是基督教的灵魂的方向——向超越的现实完全敞开，“不是灵魂的戏剧【而是自然的节律】，为鲁雷提供了历史阐释的范畴”（p175），这种情感后来在尼采身上得到了表达。
占星术：萨伏那洛拉反对占星术，“这种对星辰的服从将削弱伦理责任、毁灭自由人格，并且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处于公开的冲突之中”（p177）；萨伏那洛拉区分了两种自然，“基督教的自然在自身内部是封闭的，并不包含灵魂的领域，而异教的自然通过其节律不仅决定人的身体，而且也决定他的灵魂”（p178），这种分析强调了“灵魂超越自然”的意图，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助于在方法论上澄清科学的对象，“而一旦人们的情感向内在于物质世界的方向，那么澄清科学对象的结果就可能不是重建一种灵魂的生活，而是使灵魂服从于被如此这般澄清的科学范畴”（p178）。皮科和萨伏那洛拉没能阻止占星术运动，其结果是一种新奇的“调和主义人类学”（syncretistic anthropology），正如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他把一种激情的占星术心理学与一个基督徒的自制——这要求他克服那些自然倾向——结合起来”（p179），在他看来，星辰决定了人的“倾向”，但不是绝对地决定，基督徒的自制要求克服这种倾向。到了伦佐（Henrik Rantzau）那里，自然节律的观念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和历史现象中。教皇宪章谴责了占星术，但是没有否认“预言”的可能性。
宇宙论：
哥白尼：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不是教会抵制的对象，而是因为后来有人对这部著作的内容进行了延伸、添加，才引起了教会的抵制，而这些添加包括：（1）由布鲁诺所引入的空间无限的观念和“多重世界”的观念；（2）由伽利略和笛卡儿通过物理的数学化而实现的对宇宙的去生命化（deanimation）。
只有去掉了这些添加，我们才能看到严格意义上的哥白尼问题是：“利用一种日心说的宇宙论来对天体运动进行简单化的数学描述”（p185），这包含了两个部分：（1）寻求对天文学观察进行一种理论解释的科学动机（而非基督教导向的）；（2）为此目的而使用日心说概念。前一部分是原动力，“内在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导向在力量上压倒了超越的基督教导向”（p185），对上帝之爱（amor Dei）让位于对尘世之爱（amor mundi）。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仍然是古希腊的“天球”；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赞美太阳，这样一个中心位置（以前的中心位置——地球是贬义的），这具有政治意涵，“国王被像群星围绕的太阳一样临朝听政”（p187），中心位置的地位提升了。
博丹：反对哥白尼的数学倾向，是一位专注于沉思的神秘主义者，“博丹的神秘主义宗教精神建立在对自然中的上帝之手的沉思基础上，并从自然经由抽象思维的秩序而上升到崇高的喜悦和幸福地分享神性”（p188）。这看似是一种在精神上从政治的无序撤退到自然秩序中的做法，但是这种撤退具有政治目的：“对博丹来说，在自然的餐桌上寻求上帝的启示有助于这一一种宗教的建立，它将超越各种对启示基督教的混乱解释”（p189）。宇宙（自然）秩序被用来创建公民间秩序，这不仅是因为博丹认为宇宙优于反复无常的经验政治秩序，并且“博丹把一种理想化的秩序状态模式投射到宇宙之中”（p189），对特定秩序的沉思将具有“精神净化”的效果，清除不虔诚，使人们崇拜同一个永恒的神。宇宙等级制与政治等级制关联了起来，在一个方面博丹与哥白尼紧密相连：“在两者那里，自然都是从正在崩溃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中浮现出来的新的‘确定性’秩序”（p191），自然成了秩序之源，不同在于哥白尼认为自然从数学化物理中来，而博丹认为秩序从宇宙中来。博丹的宇宙也是封闭的宇宙。
第谷：16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决定性的天文学革命，曾经——固定不变的星辰天体被假定为上帝的不可改变的创造，而有生长寂灭的自然则被假定为仅限于月下（sublunar）区域。天文学革命发生了（主要事件是1572年对仙后座新星的观测和1577年对彗星的观测），新星出现了（星辰发生了变化），第谷认为“世界的创造还没有结束”，稳定秩序的假设被动摇了，既然“最为自由地”行事的上帝改变了秩序，这预示着类似的“最为自由地”行事的人，也可以通过各种干预改变传统的秩序。另一方面，保守派对这种新星的发现惴惴不安，试图否定其重要性。
数学：
1577年出现的新彗星证明了天上区域发生了变化，“它彻底动摇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信仰，即相信一系列透明的天球支撑着各个天体，因为这颗彗星正是从它们之间穿过的，显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p195），天球破裂了。现代数学代替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数学，贝内德蒂（Beneditti）攻击亚氏“在一条有限的直线上，连续性的运动是不可能的”的命题，他把一条直线解释为一个圆的投影，所以“环线与直线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p197），从而打破了古典的对圆周运动的偏好；这种投影方法，“使人们有可能吧显然绝对具有性质差别的东西解释为同一形状的不同变体”（p197），视觉让位于“变差”（variation）；开普勒继承了这些，数学取代了视觉感官，自然不再透明（因为趋向于概念化而非视觉感官），而是“内在”于物质世界的两极之间的延展，“我们赢得了内在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却失去了世界对其超越之源的透明性”（p199）。
布鲁诺：
炼金术消沉了，为通过数学表达社会概念提供了机会；布鲁诺对数学化科学不感兴趣，那么哥白尼的哪个方面吸引了布鲁诺？“令布鲁诺着迷的不是科学的进步，更不是哥白尼思想中的传统因素，而是从一个千年传统中实现的智识解放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的认知力和思辨力被假定为有秩序的知识的最终标准”（p203）；布鲁诺探究宇宙（自然）的实质，但是是通过人自己的精神而进入的（自然的实质通过人自己的精神而被赋予人），这根本上是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存在论问题。通过人，宇宙成了一个精神灵魂的生命，它可以自我思考、具有精神；通过人，自然“活了”，“自然在人那里变成了积极能动的了，自然在理解了它的人的精神中被激活”（p205），精神与自然之间的裂隙被弥合了，这被黑格尔继承了。
在体验到自然与精神的同一性后，布鲁诺开始衡量“在何种程度上宇宙是可知的”；他认为上帝本身是不为人知的，“处于无限性之中的同一性本身是不能被有限的人类精神所了解的”（p206），只能通过其造物而有所了解，无限宇宙的无限性表现在“第一因”（prima causa）的无限性，古希腊宇宙思想的外壳破裂了，地平线向无限的空间开放，但这无关乎可感的现象，不是无限的现象的经验，而是进入宇宙形式的实质的无限性；由此哥白尼的“日心说/地心说”问题不再重要，因为不管地球还是太阳都处于无限宇宙之中。
无限性的观念及其应用：只有到了谢林那时，布鲁诺开启的形而上学思辨才被接续；但布鲁诺所注入的推动力也没有休眠：数学被认为是无限的，而不再局限于感官；存在论思辨中有了无限性，18世纪（康德、黑格尔）是无限性思辨的世纪，“向一种极其纯化的（critically purified）存在论的回归”（p212），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是精密科学所无法进入的一个本体领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