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地方,耶路撒冷

隔壁LEO在唱歌
2016-05-08 看过
   在纪实文学领域,有一部能与《光荣与梦想》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相提并论的著作,就是描述二战末期法国人民保卫巴黎的《巴黎烧了吗?》,作者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拉莱·科林斯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这两位作家的特点,就是以细腻的笔触描述某一历史事件,并以此为核心延展出整个时代的风貌。最近,他们的另一部著作《为你,耶路撒冷》翻译出版,同样是以小见大的风格,当然也同样精彩。

  这本书用了800页的篇幅讲述了以色列建国前后一百余天的故事,细腻到了何等程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书中不仅仅有战争与大人物,还有战争下的各色人等,他们的喜怒哀乐,婚丧嫁娶……如果你不紧紧盯住细节,很容易就会迷失在那一串串拗口的姓名中。这种表达的坏处可能是不够清晰简练,让没有准备的读者难以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它的价值在于,让你能够沉浸其中,去触摸书中那些血淋淋的灵魂。而只有关照这些在大时代下挣扎的小人物的命运,才更容易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个体生命的伟大与脆弱,然后理解《洛杉矶时报》那句评语:“(耶路撒冷)每一块石头都打着神圣的烙印,每一块石头都记录着滔天罪行。”

德雷福斯案件

  如果要为犹太人复国这件事找一个原点,那可以追溯到2600年前的巴比伦之囚,但那太遥远了。也许更清晰可见的原点是一百年前的一场冤案。这事儿发生在1894年的法国,当时法国军队正在调查一起间谍案,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军官被认定为德国间谍。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德雷福斯是间谍,而真正让德雷福斯被冤枉的原因是他的民族———他是犹太人。这时候,法国排犹情绪高涨,当然也总有清醒的人,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就是其中之一。他站了出来,在法国《震旦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震旦报》主编克雷孟梭大笔一挥,将题目改成了振聋发聩的“我控诉!”在国内外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德雷福斯案件被重新审理,1899年9月19日,德雷福斯被赦免并出狱。

  真正让这起案件产生深远影响的并不是左拉,而是一位记者。在当年德雷福斯案件审理过程中,维也纳《新自由日报》的记者赫茨尔参与报道了此事。赫茨尔也是一个犹太人,德雷福斯的遭遇他感同身受,他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把犹太人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解救出来。终于他得出结论:“犹太人最终不可能融入基督教社会,要改变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只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1896年,赫茨尔的著作《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在维也纳出版了。
  1897年,首次全世界犹太人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赫茨尔当选主席。会上犹太人达成了共识:“要想使我们的子孙不再受我们现在所遭受的歧视、迫害、甚至屠杀,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实际上按照赫茨尔最初的看法,只要能够建立一个犹太国就可以了,建在哪里却无所谓。但与会的另一位犹太人领袖魏茨曼(他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犹太人有自己的故乡,所以不是要建国,而是要复国。

  犹太复国主义直译过来就是“锡安主义”,锡安是巴勒斯坦境内的一座山的名字,这座山是犹太人的圣山,犹太人复国就是要回到圣山去。这也点明了他们不是说在哪里建国都可以,他们要落叶归根,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锡安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吧?没错,电影《黑客帝国》里人类的根据地就叫做锡安城,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次会后,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在巴塞尔我成立了一个犹太国家。如果我在今天这样大声地宣布的话,肯定会遭到所有人的嘲笑。但是在5年后,最多50年后,每个人都将知道这个国家。”
联大181号决议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投票,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分割案,这就是所谓联大181号决议案。这意味着犹太人可以在巴勒斯坦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了。从1897年那届犹太人大会到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整整五十年,赫茨尔的预言实现了。当然,他不可能想到为了得到这个结果犹太民族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他也无法想象在这50年里这个民族经历了怎样苦难的历程。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项决议案不是一个句号,事情才刚刚开始。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项决议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生活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人们的命运,被其他一些国家通过投票给决定了。而这个过程中,其实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他们只能拼尽全力去游说这些拥有投票权的国家,然后听天由命。从法理上来讲,联大181号决议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联合国宪章很明确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只能由这个国家的民众来决定,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自决权”。而巴勒斯坦分割案,则完全无视了占巴勒斯坦地区大多数的阿拉伯人的意愿,这是阿拉伯人所不能接受的。

  我们再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对一个地方拥有主权的法理依据主要来自于历史。按照最基本的先占先得的财产原则,一个无主之地谁先占有并劳作就属于谁的财产。这恐怕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渊源,毕竟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犹太人是这块土地最初的主人。然而问题就在于,这块土地的历史太复杂了,3000年来它几易其手,就像《耶路撒冷3000年》里总结的: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立场很明确,首先,这块土地阿拉伯人不是直接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阿拉伯人不欠犹太人什么;其次,用阿拉伯一位国王的话来说,犹太人的历史是写在《圣经》里的传说,而阿拉伯人却在这土地上实实在在地生存了上千年,怎么能说搬走就搬走呢?最后,当时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人占总人口的68%,拥有94%的土地,然而联大181决议却将58%的土地划给了只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这实在有失公平。

  当一群不相关的人对一段说不清的历史提供了一项有失公平的解决方案时,事情就不可能和平解决了。最终,耶路撒冷的归属,再一次,只能由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来决定。

一个国家的诞生

  电影《教父2》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教父迈克尔·克里昂的一位父辈朋友想把自己在古巴的娱乐产业卖给他,于是迈克尔亲自去古巴考察。一路上迈克尔的哥哥伙同那位长辈对迈克尔进行各种忽悠,比如买卖特火,他们和政府关系特铁。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当迈克尔出行时,当地的警长负责给他开路。然而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迈克尔的看法,就在街上,一个古巴革命者带着炸弹冲进了警长的汽车,同归于尽了。迈克尔因此决定放弃这笔买卖,他判断这个国家可能会发生动荡,而且革命者会获胜。他的理由是,这些革命者在为自己而战,而那些警察是在为别人而战。

  当联合国的决议传到巴勒斯坦,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特拉维夫,犹太人陷入了欢乐的海洋。然而总有人是清醒的,犹太人领袖本·古里安(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充满了焦虑,他知道阿拉伯人绝对不可能承认这项决议,接下来唯有一战。

  犹太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然而他们所面对的,则不仅仅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是整个阿拉伯世界。而犹太人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唯有由祖先的召唤和现世的苦难所凝聚的复国信念。1948年,果尔达·梅厄夫人(她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犹太人聚会上发表了一次募捐演讲,演讲中梅厄夫人借用了丘吉尔在二战中的著名演讲,表达了她坚定的信念:“当我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会在内盖夫、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市郊一直战斗,直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夸张。你们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战斗。我们一定会战斗下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绝不会竖起白旗,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谁也不能改变它。”

  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提出的“亮剑精神”。说实话,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在过于悬殊的武力差距下,你很难评估信念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在一场战争中能够多大程度上左右战局。梅厄夫人对此也有客观认识:“没有信念支撑的枪炮固然并不可怕,但没有枪炮支撑的信念也只能随着肉体一同被粉碎。”这是她去美国寻求援助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无数战争证明,信念的力量的确为战士提供了勇气和凝聚力,它既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也是失败后虽败犹荣的依托。海明威说: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

  建立国家的坚定信念给犹太人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尽一切可能寻求帮助。当1948年3月梅厄夫人离开美国的时候,她一共募集到了5000万美元,这相当于沙特阿拉伯1947年石油收入的三倍。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感召下,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援助源源不断地进入巴勒斯坦。另一个结果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犹太人为了赢得战争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防止前线军队丧失斗志,他们不允许后方的妇女儿童撤离巴勒斯坦,所有人破釜沉舟生死与共;为了统一军队指挥,古里安下令击沉一艘不服领导的犹太运兵船;为了保住战争优势,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犹太激进组织暗杀了前来调停的联合国调解员。而最坚定的决心莫过于,在英国殖民者撤离的前一天,在阿拉伯联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内,本·古里安站在赫茨尔的肖像下宣布建国,国名以色列。

  这样的信念,是阿拉伯联军所没有的。

历史的多米诺骨牌

  结局众所周知,通过铁与血的手段,以色列建国了。犹太人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如一盘散沙的民族了,她以全民皆兵的强硬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结果,这场战争之后一系列的中东战争也给阿拉伯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就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以色列,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本书中做了这样的描述:“(1948年)7月18日的第二次停火生效后,以色列开始系统地驱逐自己控制区内的阿拉伯居民。边境线上的巡逻队用武力阻止任何想要回家的阿拉伯难民。很多人认为最多再过两三个月,等到战争结束时就可以回家了。在1948年,如果有人告诉这些阿拉伯难民,他们的余生、甚至他们怀中孩子的余生都将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度过,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但事实上,这就是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未来的命运。”

  1948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声明巴勒斯坦难民战后有返回自己故乡的权利,要求以色列政府尽快安排难民回乡,以色列却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也不愿意接收这些巴勒斯坦难民。他们被安置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难民营中,靠国际社会的救济生存。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难民也有了后代,可以想见,这些人的一生都在难民营里度过,也可以想见,他们心中积存了怎样的仇恨。

  还有另一个深远影响,随着几次中东战争的失利,埃及总统纳赛尔所主张的、打着民族旗号的泛阿拉伯主义渐渐失去了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穆斯林基本教义派。于是像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塔利班这样的宗教派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我们也很难讲如今的基地、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和当年的那场战争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今天涌向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就是源自一百年前被赫茨尔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最新倒下的一块,而这多米诺骨牌来自欧洲,又回到欧洲,完成了历史的循环。而且这副多米诺骨牌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就像《为你,耶路撒冷》这部著作的结尾所言:“除非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互相之间能表现出比过去更多一些的宽容和理解,否则,这句古老的祈祷词———‘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就有可能成为另一代闪米特民族后代的战争呐喊。”这句话,值得整个世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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