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禾—生于现实,死于耽美

雨二厶
2016-04-26 看过
声明:这篇评论不仅指向《北京故事》,包含除《艳遇》之外的所有筱禾的作品(包含英译本),包括杂文等相关言论。不包括由其作品改编的相关影视作品以及其他衍生作品。文中提到的其他作者的作品研究样本均为德译本,韩语和德语作品为原本。作品人名译名均按照中国大陆习惯翻译。



机缘巧合,能在指导下研究亚文化作品的读者(Publikum)心理真是荣幸,于是捡起了好几年前读过的一些作品重新回味,更为重要的是,以时代为标尺注重考察读者的类型和心理以及作者的预期目的。这是之前出于娱乐目的的文本互动从未有过的体验。

之前和同门师弟曾开玩笑,汉语的同性言情领先世界50年,以为当汉语读者和作者已经有了自己可以随意欣赏的人物角色甚至言情小说编辑软件的时候,西方的读者还在同人的阶段玩泥巴。然而,在做了大量调查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或许真正玩泥巴的是我们。东亚的儒教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文学作品土壤,韩语日语文学圈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导向以及发达的文艺产业,在这方面非常发达,而且能找到合理的宣传渠道和方式,使之得到相对合理的导向。比如著名的编剧李宋熙日以及日本早已声名远扬的作家村上春树 的作品。然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除了少数作家,能够认真刻画同性人物的就如大海捞针。大气候是一方面,然而更多的是由读者主导。商业说法叫卖方决定买方。

于是在这种“地下”的环境之下,同性恋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大,相应的,其消费市场更大。刨除营销的因素,柴鸡蛋的作品在影视化之后以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迅速占领东亚亚文化圈就是最好的佐证,同性作品的蛋糕太小,根本不够分。于是出现了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化,刻意卖腐成了一种营销手段,然而真正的相关群体的诉求并未得到解决,甚至加以歪曲。从而对主流文化的接受者(Nehmer)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阻碍了相关群体目的的实现。这是更加让人头痛的事实。

下面以筱禾的作品为例具体的论证一下上面的结论。

筱禾是网路发展中较早的同志文学写作者之一,因为时间性和影视作品的改编等原因成为中国大陆地区较为知名的作者。因而,他的作品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知道,此类作品的受众主要为同性恋群体和对此题材感兴趣的女性。根据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作品对物质复原”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出相关地区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态度。同样,此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主流文化圈的人们对同性恋的认知。因此,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一类作品近年来越发受到重视。

同性恋群体本身作为“非传统形式”的社会形式,向往着对传统固化社会形式的挑战,在筱禾的作品中尤为突出,比如说《北京故事》中对父权的挑战,《抗拒的诱惑》中对夫权的无奈,《追日》中对专制权力的反抗。这些都强烈的吸引着渴望摆脱束缚的同性恋读者和女性读者们。然而,生长于畸形土壤的同志文化,本身带着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说:对同性恋骗婚的麻木和无奈。这些类真实的描写都让相关读者有强烈的带入感,吸引读者们深入的读下去。我们不可以否认,对生活的复刻本身就是一种隐藏的讽刺。之前将作者视作同志文学界的豪普特曼,就是因为作者强大的白描手法以及对故事节奏的把握。也就是很多读者感受到的真实。然而真实之后呢?作者很少去思考导向思考可行的未来,而是竭尽所能的利用复刻来反映社会,反映在大背景或者小背景下同性恋者的“爱情”。

筱禾通常引用大量的性爱描写和心理白描来反复铺垫,等到读者对作品结局有着相应的幻想的时候(通常希望是美好的,当然也有人有其他设想),作者会噗的吹灭之前的预期,破坏预期的方式五花八门,这种传统的结尾“悲剧”效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当然也会引人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如此美丽的事物要毁灭”,然后有心的读者开始分析和思考,出现了很多相应的文章。然而大多数的分析都会遵循着作者的设定来,比如说人物性格,小说中的背景环境,甚至还有机缘巧合的说法。林林总总,大多数都会按照作者设下的环境来论断,并且为了符合相应的环境找出现实的论据——所谓小格局,这是许多同性文学的共通之处:为了论证一个利己的观点,拉出看似合理的论据来佐证。类似的情况在女性同志文学中同样存在,比如说邱妙津的《鳄鱼手记》,章诒和的《邹氏女》等。因此读者圈子很容易形成打着自由旗号的极端的自我主义,这也是为什么同一部同性类型作品的评分如此悬殊的原因之一,圈子里的人很难看到圈子外的想法,由于利益的冲突,圈子外的想法也很难被圈子内的人所理解。由此层层叠叠,不同于其他有相应主题的文学流派如荒诞派等,同性文学越局限越小,最后读者和作者走进了自己设下了怪圈中。相反,以社会通用价值为主题,以同性题材为载体的作品更加具有适用性,比如说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安妮·普鲁的短篇集等。

下面以《追日》和《北京故事》的部分片段为例,来探讨一下上述段落中提到的情况。之前的文本中交待一位已经暴露身份的卧底和一位毒枭相爱的故事,之前反复铺垫毒枭有多么爱卧底,在追日的110-114章中,卧底出于各种原因成功暴露毒枭,于是作者和部分读者主导性的让读者认为:毒枭那么爱卧底,卧底心中对毒枭也有感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背叛毒枭。然而卧底还是成功暴露毒枭,最后毒枭死了,卧底很难过。有些读者也很难过。是的,爱情在文艺创作中一般作为积极的符号出现,当爱情毁灭的时候,这里的文本暂时性的定义为片段型悲剧。如果有读者对卧底和毒枭的背叛有异见,那么不好意思,你没人性或者是你的阅读能力有问题。然而在《北京故事》的结尾中,陈悍东在失去蓝宇之后去加拿大和女子成婚,加以教堂祷告来强化同性情爱主题。一部分读者为教堂祷告而感动,然而也有一部分读者为和女子成婚的片段有疑虑。如果有疑虑,那么不好意思,你有可能会被认为不通人性或者你的阅读能力有问题。。读者可以为同性的爱情而感动,而不可以怀疑异性的婚姻。如果将上述文本中的同性恋换成异性恋,异性恋换成同性恋,这种感觉可曾相识?此时人性化作另一类道德,无情的向部分读者砸去。在同性恋身上重新重复着不良异性恋的模式。不过由于利益的冲突,越画越小了而已。

由此,这种观念的固化严重影响着LGBT群体。部分读者说,读着感觉怪,但是说不上哪里怪,个人认为,虽然筱禾的作品以现实见长,但是依旧是披着现实主义的耽美,脱离了部分社会语境,为同性恋人士和相关群体创建了一个看似真实确相差甚远的乌托邦。只不过,和柏拉图的乌托邦相比,这个乌托邦还会自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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