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全都是私事

这本书让我想到一本叫《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的旧书。

林屋山是今天太湖旁边的洞庭山。光绪十六年（1890年），那地方有一个叫暴方子的巡检（相当于镇长）因为得罪上司被罢官。这哥们儿比较清廉，丢饭碗后比较惨，无米下锅。

林屋山的老百姓打抱不平，就挺身而出。有的送点米，有的送点柴。一个月时间内竟然“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这算自发行为，有点万民伞的意思。当然，在官方看来就是一种抗议和民意展示。

当年的太湖厅、苏州府等各级政府当然很恼火，表示要“严密查访，从严惩办”。但暴方子反正已经退休，就大胆回击：这是民意，“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

我一直以为，这个故事很有烟火气息和人情味，暴方子的形象也活灵活现。咱没法拍《纸牌屋》，没法写赵黎平厅长杀人的剧本，但如果以暴方子为主角写一个电视剧，绝对不输《铁齿铜牙纪晓岚》这种戏说型的剧，甚至可以承担古装剧题材升级换代的任务，因为它是真的写实。

这书与《我在大清官场30年》有啥关系？

《我在大清官场30年》实际是一本翻译作品。原作叫《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位生活在清朝嘉庆至光绪年间、名叫张集馨的“省部级”官员写下的官场日记。现在有一位叫黄云凯的当代作者，将一百多年前半文半白的日记，翻译成今日的白话，于是就有《我在大清官场30年》。

抛开书写的时代相近这一点，和《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一样，2015年的这本新书，其写实程度，也会让看惯各种清朝古装剧（尤其是官场戏）的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真是一个诡异的逻辑。

作者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他从1836年外放为官开始，三十年间在8个省任职，当过知府、道员和巡抚，最终被革职，经历过晚清一段癫狂的岁月。

“翻译者”黄云凯在书中说，按中国历史的逻辑，清朝的灭亡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一个王朝灭亡，总是源于皇帝的失败。一是暴，像隋炀帝；二是昏，像汉灵帝；三是弱，像汉献帝；四是懒，像明朝的万历。但这四种皇帝，清朝一个都没有。清朝皇帝更多是勤政，比如康熙这样的。

要命的事情全部发生在晚清，尤其是张集馨亲历的三十年：腐败像瘟疫一样从上到下蔓延，最后只能用两个字形容：鱼烂。

比如第91页他写下的一种对比：“京官职位比地方官清贵，但收入少得多。单靠一份俸禄连养家糊口也成问题。地方官则不然，除了薪俸和京官没有的养廉银，还可以利用行政和财政系统的各种特性，设立收费项目。但京官也可以利用行政系统，去影响地方官的升降。于是京官和地方官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

这种情况和“鱼烂”一样，都是熟悉的味道。只不过流水落花、星移斗转，白银变纸币、添加一点“烧坏验钞机”的新成分。如果你有留意近年“大案要案”——从刘志军到武长顺——的各种数据，就可以感叹谁也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在原地打滚。

我一直以为，从人性角度看，这星球上根本不存在公事——所有的事情都是私事，尤其是在政治上。即便覆盖有某一套民主制度，亦是如此。

阅读《我在大清官场30年》，再一次加深我的这种偏见。书中有个例子：1849年时，张集馨在四川担任主管司法的按察使。当地有个陋习：一个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时，族内动不动就要组织数十个人去送考，族群之间要互相争面子、争位置，搞得考场外面很拥挤，往往让那些入场顺序在前的考生挤不进去。

当时，张集馨向四川都督琦善建议，应该效仿江苏的做法：提前贴出告示、分时间安排不同县籍的考生进场、在考场外竖起栅栏、送考的人不准入内……不遵守秩序的立即拿下。

这一方法果然奏效。但事后张集馨面对琦善的表扬，只说自己是效仿“江南旧制”。他没敢告诉琦善，这些做法其实不是旧制，而是林则徐的发明。因为琦善和林则徐是死敌，二者关系一塌糊涂。

在宦海沉浮多年的张集馨笔下，类似情况还有一些——从筹集赈灾银两，到查办亏空案，从惩治四川土匪，到打击太平天国——他最初都持公事公办的态度，最后揣着一种“私事才是源头”的小心翼翼，去完成任务。

跟这些恼人的地方事务相比，完成皇帝亲自交待的国家任务，可能还轻松一些。《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一个精彩部分，就是张集馨在1836年至1863年间六次被皇帝召见的真实情景。

1836年，张集馨到山西担任知府前，第一次见到道光皇帝。此时距离清朝实行卖官，已有一些年头。从道光与张集馨的对话可以看出，皇帝头脑非常清醒。道光说：“那些捐班出身的官员，我总是不放心。那些人将本求利，一旦上任，其心可知，其行可知。科举出身的虽然也有利欲熏心之徒，但毕竟顾及一些礼义廉耻，稍作警告就会有所收敛。”

这次见面结束前，道光最后嘱咐张集馨的一句话竟然是：“切记不要自暴自弃。”可见，他对第一次到地方任职的张集馨即将遇到什么事情是了然于胸的。

1847年的第二次召见，道光谈的是“四川的刑名事务全国最多。每年秋决时，四川省就要整整一天，缓决的黄册子堆得到处都是。”1849年第三次召见，他和张集馨谈的是前一年琦善攻打康巴地区瞻对（今新龙县）的事情。

从这三次见面可以看出，道光的谈话总是落到实处，并给出处理意见。但继位的咸丰不是这样。咸丰更有点“空谈误国”的意思。

1856年，张集馨第一次见到咸丰时，后者才25岁。他不停地向张集馨提问。针对的虽然也是热门事件，比如清军在江苏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但在张集馨回答后，咸丰拿不出具体的措施，更做不到像道光一样“指导”。

三年后，他第二次召见张集馨时，没有明显进步。还是不停地问，问的还是“从京师到福建省有多少路”这样的问题。

1863年正月，当补授陕西按察使的张集馨第六次被皇帝召见时，他见到的是只有两三岁的同治。整个过程中，“小皇帝几乎不说话，问话的是两宫太后”，也就是慈安和慈禧。

通过六次谈话的实录，好像也能捋出一条清朝坠落的清晰轨迹。但在“翻译者”黄云凯眼中，恰恰是处在这条轨迹末端的慈禧，是值得表扬的对象。

黄云凯在后记里提出一种社会形态的对比。他认为，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中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模式，而不是罗马的圆形剧场模式。

如果是剧场式的社会，台上与台下高度差不多，上台和下台的转换也很快。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必须遵守秩序，否则就会乱。这种乱对台上台下的人都没有好处——看的没法看，演的没法演——所以大家都遵守秩序。

但金字塔的社会完全相反。塔基与塔尖的高度相差悬殊。因为不是大家都能爬上去，所以大家都不遵守秩序。这样的社会里，虽然也有制度，但没人真正把它当一回事，因为对他们而言，能够超越制度是一种实力。塔顶上的人是超越全部制度的，直到塔基上有人将整个金字塔推倒。

所以，在作者眼里，慈禧在1901年时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实际是在挖金字塔的墙脚，打下剧场的地基，本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反正，时间没有给清朝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