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到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

timeregister
2016-04-12 看过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英文版于2012年3月出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这自然与两位作者的声名有直接关系。两位作者,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另一位则是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两人都任教于名校,虽然并不是同一所学校,但长期合作(他们还有一个合作者是西蒙·约翰逊,三个人被合称为ARJ),发表了无数论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此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体上可以视作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是这个领域风头最劲的学者。阿西莫格鲁曾获2005年的克拉克奖,这个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其得主中获诺奖的概率很高。

 

阿西莫格鲁

不过,本书引入中国,则已经是三年以后了。这个出版周期个人感觉是略长了一些,尤其是对于这样重要的著作,国内学术界、出版界显然应当反应速度更快一些。福山那本《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英文版到中文版,只间隔了一年的时间,英文版2014年9月出版,中文版在一年之后的2015年9月就出来了,这个节奏快了很多。另外可以再拿台版对比,《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台版是2013年1月出版,距英文版面世不足一年,由此可以想见两岸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差距。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可能存在一些非出版社可控的因素,难以尽言。


台版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上一本书《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学术性太强,几乎通篇都在用博弈论之类的模型解释问题,令人望而却步。本书则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写历史、写案例,流畅易读。两本书的取向似乎正好相反。《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讲的是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用经济问题来解释政治发展(民主、民主化等等),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是对经济发展做出政治上的分析。于是有人评论说,从用经济来解释政治,到用政治来分析经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后面这本书推翻了自己此前的立场。不过在我看来,前一本书实际上是用博弈论这样的人类行为模型来探讨政治选择,不是我们一般所言的经济问题,只不过是借用了经济学里面的一些框架来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制度发展的道路,这跟后一本书里的立场其实并不矛盾,不能说他们是自己打脸。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核心框架,是两种政治制度和两种经济制度的一个2×2矩阵。两种制度,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来的包容性(inclusive,台版译为广纳型)和汲取性(extractive,台版译为榨取型)制度。所谓包容性制度,就是能够开放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给更多人分享,保护私人产权,在政治上实行多元制度,广泛分配权力。而汲取性制度则是反面,榨取多数人的利益,为少数人服务,在政治上也由少数人把持政治权力。
 
显然,最佳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属于这一类。因为这个组合其实很简单,大体上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加民主政治制度的组合,可以说就是为发达国家量身订做的一个框架。但为了提高解释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还加上了一个“集中”,除了民主多元,还必须有集中。“我们把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作包容性政治制度。”这跟福山在政治秩序三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国家能力是同一个意思。国家要足够强有力,能够保证法律秩序的有效实施,能够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稳定的社会秩序。

从这里,生发出一种对本书基本论点的批评,认为这种“多元而集中”的概念过于含糊,甚至有内在矛盾的嫌疑。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没有给国家带来“成功”的时候,就可以用缺乏“集中”来进行解释,比如说印度这样的例子。而集中与汲取性政治制度中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又有什么区别呢?显然,作者在这里用“集中”这个词(centralized),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让人联想到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力的集中。在这一点上,福山所强调的国家能力应当说更为准确,集中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执政能力强。秩序的维护,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更多地是依靠一个有效的现代官僚体制(或者说现代行政体制),但它在权力上未必是集中的。

将集中纳入包容性制度之中,反映了包容性和汲取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模糊性。事实上“多元而集中”本身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如何在多元民主的情况下建构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也是民主化(不管是第几波民主化)过程中最难把握的一种平衡。因为这种模糊性,包容性和汲取性变成了一对相对的而非清晰界定的概念,这种相对性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中几乎随处可见。

另一种组合,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则是历史上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期内采取的组合。汲取似乎是历史常态,人性中总有为自己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倾向。从汲取性制度过渡到包容性制度,典型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但过渡到包容性制度之后不代表一劳永逸。历史可能出现反复。罗马共和国会从共和国蜕化到帝国,埋下了以后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种子。而早早建立共和国和发达商业的威尼斯在十四世纪陷入衰落,是因为少数人侵蚀了原本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建立了贵族家族的统治,从而在经济上逐渐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建立特权,限制其他人参与贸易的经济机会,从而导致威尼斯的衰落。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的并存,作者认为是可能的。但这种组合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当权者一定会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为自己攫取经济利益,从而逐渐将包容性经济制度转变成汲取性经济制度。
 
最后一种组合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的经济制度,作者认为这样的组合是不会存在的。

 


所以,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达到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的组合。而因为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之下,只可能存在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所以问题最终变成怎么样能够实现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于是,本书的主旨,与《起源》那本书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最终都走向了制度发展分析。

对这个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微小差异、偶然性以及制度漂移。一开始差不多的制度,可能因为一些看上去很小的差异,最终走向不同的方向。作者说明这个问题,所举的例子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不同道路,它们在十六世纪的时候都是君主专制国家,都有议会力图限制君权,但存在微小的差异,比如,英国议会和西班牙议会有征税权,但法国的三级议会没有。所以法国的君主拥有独立的财政权,英国君主没有。西班牙君主也没有,但西班牙那时候在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从中获取巨大收益,无需借助议会来征税。于是,英国君主在财政上独立性最差,不得不跟议会妥协,最终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无论如何都显得颇为可疑。首先所谓的微小差异,像议会征税权这样的事情,算得上是微小差异吗?议会独立性显然不仅是征税权的问题,征税权本身应该就是议会独立权发展的产物,是议会独立性的重要支柱,很难将之归于偶然的微小差异。其次,西班牙王室对美洲金银矿的占有,在这里成为作者用来解释西班牙王室得以维护专制的一个条件,但我们在第一章中也看到,西班牙王室之所以能够占有美洲的金银矿财富,是借助于他们的专制权力,能够限制其他人参与南美的金银矿生意。显然,专制权力和金银财富的占有,这两者之间到底谁是因、谁是果?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这种说法未免太不负责任。至少无法解释,同样是拥有征税权的议会,为何西班牙王室可以排除人们分享美洲财富,而英国王室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呢?须知西班牙的议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制度(托莱多议事会)。阿克顿勋爵说:“西班牙哥特人的君主制和英格兰萨克逊人的君主一样,贵族和主教用各种自由制度把王权包围在中间。”既然如此,为何英格兰发展出限制君权的议会制度,而西班牙却没有呢?
 
第二个可疑之处,是两位作者对所谓“不起作用的理论”的批判。他们认为解释经济增长和造成不平等的各种理论,地理决定论、文化的影响等等,都是不对的,不起作用的。他们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他们提到影响制度形成的因素当中,所谓微小差异、偶然性等等,其中事实上包括了地理的、文化的差异等等。比如,说北美和南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因为北美没有金银矿,只好发展经济,允许激励移民投资、努力工作,而拉美因为占有金银矿财富,丧失了发展社会经济的动力。这是典型的地理差异。如果说制度中包含了类似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那么显然不能简单地批判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是不起作用的。


本书是扎克伯格的阅读书目之一

抛开所有这些疑惑,通过制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非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首创,而是循着道格拉斯·诺斯所开创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方向。微小差异、偶然性和制度漂移,也跟“路径依赖”异曲同工。福山撰文评论本书,所提出的一个批评就是,包容性/汲取性的二分法,跟诺斯等人提出的“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福山还认为,包容性和汲取性制度的概念太过模糊、太过宽广,无法给出清晰的定义,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内容。而且,一个社会往往兼具包容性和汲取性两种特征,很难简单地把它归之于是包容性还是汲取性。比如说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被认为是包容性的制度,但当时的有选举权的人只占人口数量的10%,这样的制度算是包容性的制度吗?
    
尽管有这些批评和质疑,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仍然具有其意义。包容性和汲取性也许过于宽泛,但其所揭示的制度特征相当直观,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应用。即使只是在相对比较的意义上来运用这两个概念,也能够比较清晰地说明制度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例如,许多人批判本书,认为包容性和汲取性框架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福山也认为,对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这个框架的最大挑战是解释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断言,汲取性政治制度之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那么,为何在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下,中国经济能保持这么多年的增长?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吴敬琏教授对本书评价颇高

在我看来,在相对比较和动态比较意义上,包容性和汲取性仍然可以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我们较之从前显然都是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显然得益于这种包容性的增加,所谓的改革红利。两位作者对中国增长问题的解释,事实上更加聚焦于经济制度之上(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涉及对中国的解释问题时,我不建议各位看中文版,尤其是第十五章第二小节,建议有英文基础的看原版,没有英文基础的看台版,原因你懂的。需要英文原文的可后台密我),因为政治制度不需要多谈。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因为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制度比以前更具包容性了。但是否可以说它是一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了呢?不见得。尤其是最近这些年的趋势,国进民退,像铁本案这样不明不白被关进去的民营企业家说明,产权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采用现有的技术和迅速增长的投资,并不是来自于创造和创新。事实上,我们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长率放缓也可以看到,当人口红利、改革红利褪去之后,经济增长便出现乏力态势。受制于汲取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近些年的转向有目共睹,较之此前不是更包容而是更具有汲取性的一面。为什么实体经济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多发的投资进不了实体经济?货币超发、畸形的土地利用制度之下的经济增长,推升的是资产的泡沫,通过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掠夺的是普通百姓,获利的是既得利益者。这些都在在印证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之下,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难以持续的。

2016年4月11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徐彬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5月。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美】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A.罗宾逊著,马春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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