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日本佛教史》导读
稍稍涉猎佛教史的人大多会知道，现存佛教有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三大类型。我个人以为，日本佛教也有资格与上述三种类型并称。理由有下列几点：
其一，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以来，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佛教不只未在日本消失过，而且繁荣滋长，与日本文化水乳交融，迄今仍盛。
其二，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日本佛教，共有七大系（净土、禅、真言、日莲、天台及其他），内含二一四个宗派，寺院总数共有七万八千余座。这样的宗派与寺院数量，恐怕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佛教所能比拟的。
其三，在独创性方面，净土真宗与日莲宗的教义与实践方法都源自日本，为他国所无。曹洞宗开祖道元的思想也有相当程度的创发性；至于真言宗与天台密教对密宗教法的缜密整理与传承，也有超越汉传佛教之处。
其四，就弘传的规模来看，日本佛教承袭自汉传佛教的多样性内容而诸宗并弘，比起藏传佛教之以密教为主、南传佛教之仅弘上座部佛教，规模要大得多。此外，在维护汉传佛教传统方面，也颇值得称述。密宗在中国几告失传，而日本则教势一直未衰。在汉传佛教文献的保存上，早已在中国失传的甚多佛教文献，都因为日本《大正藏》与《卍续藏》的出版而重新为吾人所知。在这两部大藏经中所出现而为中国历代大藏经所未收的汉文佛典，共有一千余部之多。
其五，二十世纪以来的日本佛教界与佛学界，都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活力。日本佛教界在日本所设的大学有三十余所，各宗派（尤其是日莲系）对海外的传教活动也甚为积极。日莲系创价学会在世界各国的弘传、铃木大拙与久松真一对西洋知识阶层的影响力，以及日本已成为当代世界佛学研究重镇……等等现象，都让人对日本佛教无法等闲视之。
如果上列诸项可以使我们承认日本佛教有其客观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长久以来海峡两岸的华人学术界对日本佛教的研究，确实是太冷漠了。
近十年来，大陆与台湾的佛学界都已逐渐有人意识到上述这一缺陷，因此，相关译着也逐渐出版；虽然数量不多，但总是好现象。对末木文美士教授这部‘日本佛教史’的汉译，我的看法也是如此。
末木（一九四九——）教授，是出身于东京大学且执教于东京大学的着名学者。治学领域以日本佛教史为主，并稍涉及中国佛教。主要着作有《镰仓佛教形成论》、《日本佛教思想史论考》、《平安初期佛教思想的研究》、《安然、源信》及本书。他的治学风格是思想史方法与考据方法兼容并蓄，对日本佛教史也甚为专精。其所持论常有鲜明的独特看法。本书内容也明白地显现出其一贯的风格。
关于本书的特质，我提出下列几点供读者参考。
一、本书是同类着作在日本出现百年之后的金字塔尖端作品，不是启蒙式的基础着述。
日本最早的同类名着，当是一八九九年村上专精所着的《日本佛教史纲》。之后名着迭出，几告汗牛充栋。如圭室谛成的《日本佛教史概说》、辻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渡边照宏的《日本之佛教》、大野达之助的《新稿日本佛教思想史》、家永三郎、赤松俊秀与圭室谛成三人合编的《日本佛教史》……等，都颇为学术界所称道。
末木氏这本书，距离村上专精所着书将近一百年，因此，他必须消化、处理学术界的众多前人意见，否则便不是合格的学术作品。譬如传统佛教界都知道，圣德太子撰有《法华》、《胜鬘》、《维摩》三经之义疏（注释书），但是近代学术界有人怀疑这本义疏并非圣德太子所撰。末木氏在本书中即有相当多篇幅对此研究过程作扼要的陈述，而不是仅仅依循传统，单纯地用三疏代表圣德太子的思想。
二、本书是用批判方式谈论日本佛教史的着作，不是平铺直叙的描述性通史作品。
一般日本佛教史作品，大抵都依时代分期论述。自圣德太子的弘扬佛法开始，依次论述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战国时代，以迄近世与现代的佛教。本书固然也依循时代先后为序，但是并未采取平铺直叙的描写方法，而是依作者所着重的视角，采取类似专题式的重点论述；而论述的态度则大多是分析与批判的。
就如原书副标题所示，所采的是‘思想史的探索’方式，切入点是思想史的，是富有丰富辨析内涵的。这种方式，与一般着重在史实之平面描述的着作显然不同。
三、在重点的取舍上，本书有独特的安排。
虽然本书所采的是‘思想史的探索’，但是全书并未依宗派的演进史论述各宗思想。在论述重点上，本书与一般着作不甚一致。书中用相当多篇幅论述的‘大乘佛典及其受容’、‘末法与净土’、‘本觉思想’、‘佛教本土化’、‘神与佛’等专章，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独特观点及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着作的安排。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大野达之助的《日本佛教思想史》；该书自‘佛教初入日本’谈起，之后即分别论述南都六宗、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真宗……以迄日莲宗。两部书章节的比较可以显见末木氏这本书在论述重点上的新意。
此外，作者运用甚多篇幅讨论‘本觉思想’与‘佛教本土化’（死者供养、葬式佛教、佛教民俗等），但对影响近世佛教甚巨的檀家制度与本末制度则谈论甚少。还有，一般同类着作大多不谈役小角的修验道，《大正藏》也不收修验道典籍，但是本书则有专章论述‘山之宗教、修验道’。
这些不同于前人的安排，多少可以让人窥见作者之别具只眼。
从上面所列的这些特点来看，本书应该比较适合给那些对日本佛教已具基本常识的人阅读。因为末木教授在本书中所主张的看法，是日本学界讨论过近百年之后所逐渐酝酿形成的新见解，他所持的态度与撰述方式，也是他在浸淫过近百年间之同类学术名着之后所形成的。因此，对于一个完全未具日本佛教常识的台湾读者而言，如果第一部就阅读这本书，最好能稍知由上述因缘所形成的本书特质，才不至于对本书作者之‘详人所略，或略人所详’的安排有所误解。才不会误会本书谈论甚少的檀家与本末制度并不重要，也不会以为修验道是日本佛教界众所公认的重要宗派。
如果初学的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想对日本佛教史能有较充分而平衡的理解，我会劝他们再多读一些同类着作。可惜的是这类作品的汉译本为数甚少，目前所能觅得的只有杨曾文教授所译的《日本佛教史纲》。这部书是村上专精的作品，虽然古老，但仍有展读的价值。此外，杨曾文教授所撰的《日本佛教史》也值得深入研读。
至于能够阅读日本原典的读者，不妨参阅末木教授这部书所附的‘参考文献’，其中所举的甚多日文名着当然值得参考。
在台湾，日本佛教的研究还在拓荒阶段，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引出更多的学界园丁来共同开垦。
（本文原刊载于‘商周出版社’《日本佛教史》一书）
其一，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以来，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佛教不只未在日本消失过，而且繁荣滋长，与日本文化水乳交融，迄今仍盛。
其二，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日本佛教，共有七大系（净土、禅、真言、日莲、天台及其他），内含二一四个宗派，寺院总数共有七万八千余座。这样的宗派与寺院数量，恐怕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佛教所能比拟的。
其三，在独创性方面，净土真宗与日莲宗的教义与实践方法都源自日本，为他国所无。曹洞宗开祖道元的思想也有相当程度的创发性；至于真言宗与天台密教对密宗教法的缜密整理与传承，也有超越汉传佛教之处。
其四，就弘传的规模来看，日本佛教承袭自汉传佛教的多样性内容而诸宗并弘，比起藏传佛教之以密教为主、南传佛教之仅弘上座部佛教，规模要大得多。此外，在维护汉传佛教传统方面，也颇值得称述。密宗在中国几告失传，而日本则教势一直未衰。在汉传佛教文献的保存上，早已在中国失传的甚多佛教文献，都因为日本《大正藏》与《卍续藏》的出版而重新为吾人所知。在这两部大藏经中所出现而为中国历代大藏经所未收的汉文佛典，共有一千余部之多。
其五，二十世纪以来的日本佛教界与佛学界，都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活力。日本佛教界在日本所设的大学有三十余所，各宗派（尤其是日莲系）对海外的传教活动也甚为积极。日莲系创价学会在世界各国的弘传、铃木大拙与久松真一对西洋知识阶层的影响力，以及日本已成为当代世界佛学研究重镇……等等现象，都让人对日本佛教无法等闲视之。
如果上列诸项可以使我们承认日本佛教有其客观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长久以来海峡两岸的华人学术界对日本佛教的研究，确实是太冷漠了。
近十年来，大陆与台湾的佛学界都已逐渐有人意识到上述这一缺陷，因此，相关译着也逐渐出版；虽然数量不多，但总是好现象。对末木文美士教授这部‘日本佛教史’的汉译，我的看法也是如此。
末木（一九四九——）教授，是出身于东京大学且执教于东京大学的着名学者。治学领域以日本佛教史为主，并稍涉及中国佛教。主要着作有《镰仓佛教形成论》、《日本佛教思想史论考》、《平安初期佛教思想的研究》、《安然、源信》及本书。他的治学风格是思想史方法与考据方法兼容并蓄，对日本佛教史也甚为专精。其所持论常有鲜明的独特看法。本书内容也明白地显现出其一贯的风格。
关于本书的特质，我提出下列几点供读者参考。
一、本书是同类着作在日本出现百年之后的金字塔尖端作品，不是启蒙式的基础着述。
日本最早的同类名着，当是一八九九年村上专精所着的《日本佛教史纲》。之后名着迭出，几告汗牛充栋。如圭室谛成的《日本佛教史概说》、辻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渡边照宏的《日本之佛教》、大野达之助的《新稿日本佛教思想史》、家永三郎、赤松俊秀与圭室谛成三人合编的《日本佛教史》……等，都颇为学术界所称道。
末木氏这本书，距离村上专精所着书将近一百年，因此，他必须消化、处理学术界的众多前人意见，否则便不是合格的学术作品。譬如传统佛教界都知道，圣德太子撰有《法华》、《胜鬘》、《维摩》三经之义疏（注释书），但是近代学术界有人怀疑这本义疏并非圣德太子所撰。末木氏在本书中即有相当多篇幅对此研究过程作扼要的陈述，而不是仅仅依循传统，单纯地用三疏代表圣德太子的思想。
二、本书是用批判方式谈论日本佛教史的着作，不是平铺直叙的描述性通史作品。
一般日本佛教史作品，大抵都依时代分期论述。自圣德太子的弘扬佛法开始，依次论述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战国时代，以迄近世与现代的佛教。本书固然也依循时代先后为序，但是并未采取平铺直叙的描写方法，而是依作者所着重的视角，采取类似专题式的重点论述；而论述的态度则大多是分析与批判的。
就如原书副标题所示，所采的是‘思想史的探索’方式，切入点是思想史的，是富有丰富辨析内涵的。这种方式，与一般着重在史实之平面描述的着作显然不同。
三、在重点的取舍上，本书有独特的安排。
虽然本书所采的是‘思想史的探索’，但是全书并未依宗派的演进史论述各宗思想。在论述重点上，本书与一般着作不甚一致。书中用相当多篇幅论述的‘大乘佛典及其受容’、‘末法与净土’、‘本觉思想’、‘佛教本土化’、‘神与佛’等专章，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独特观点及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着作的安排。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大野达之助的《日本佛教思想史》；该书自‘佛教初入日本’谈起，之后即分别论述南都六宗、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真宗……以迄日莲宗。两部书章节的比较可以显见末木氏这本书在论述重点上的新意。
此外，作者运用甚多篇幅讨论‘本觉思想’与‘佛教本土化’（死者供养、葬式佛教、佛教民俗等），但对影响近世佛教甚巨的檀家制度与本末制度则谈论甚少。还有，一般同类着作大多不谈役小角的修验道，《大正藏》也不收修验道典籍，但是本书则有专章论述‘山之宗教、修验道’。
这些不同于前人的安排，多少可以让人窥见作者之别具只眼。
从上面所列的这些特点来看，本书应该比较适合给那些对日本佛教已具基本常识的人阅读。因为末木教授在本书中所主张的看法，是日本学界讨论过近百年之后所逐渐酝酿形成的新见解，他所持的态度与撰述方式，也是他在浸淫过近百年间之同类学术名着之后所形成的。因此，对于一个完全未具日本佛教常识的台湾读者而言，如果第一部就阅读这本书，最好能稍知由上述因缘所形成的本书特质，才不至于对本书作者之‘详人所略，或略人所详’的安排有所误解。才不会误会本书谈论甚少的檀家与本末制度并不重要，也不会以为修验道是日本佛教界众所公认的重要宗派。
如果初学的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想对日本佛教史能有较充分而平衡的理解，我会劝他们再多读一些同类着作。可惜的是这类作品的汉译本为数甚少，目前所能觅得的只有杨曾文教授所译的《日本佛教史纲》。这部书是村上专精的作品，虽然古老，但仍有展读的价值。此外，杨曾文教授所撰的《日本佛教史》也值得深入研读。
至于能够阅读日本原典的读者，不妨参阅末木教授这部书所附的‘参考文献’，其中所举的甚多日文名着当然值得参考。
在台湾，日本佛教的研究还在拓荒阶段，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引出更多的学界园丁来共同开垦。
（本文原刊载于‘商周出版社’《日本佛教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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