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美好的理论阅读 读艾柯

皮皮虾和米稀稀
2016-04-04 看过
1,“作者意图”是否可能?

作者死了吗?这貌似是这个问题之下讨论分歧最大的...

“作者之死”实际上是在那个结构/解构风行的年代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质上,口号可能比理论响。我觉得,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把这个口号奉为圭臬。就和举着“人之死”喊口号一样,除了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破灭以外,能够给我们提供的理论反思是什么呢?这些命题需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去考察其思想史的意义才具有反思的价值。“作者之死”的口号本身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

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作者”在文本解读当中具有着重要的位置。

当我们参与到文本理解中的时候,实际上阅读的过程会带有一个目的性。比如一个问题,比如一个概念,都算。就是在阅读当中,我们要预设一个目的作为我们阅读的参照,然后不断修正我们的目的,加深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当然你可以漫无目的地去阅读,那可能会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你的阅读最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在文本阅读的实践中,就存在这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阅读文本的终极目的呢?

在早期的诠释学中,特别是圣经的解读中,解读的正确性的标准来自上帝。阅读圣经的文本并不单单是为了阅读,还是为了领悟上帝的启示。

但在后来的浪漫主义的诠释学中,我们读其他的书的时候,很多书并非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参考系来作为我们阅读的标准。在这里,作者就成为了一个很可靠的标准。因为很多文本,如果我们不讨论它的功能的话,都是历史文本。前代人撰写文本,后代人试图理解文本。只要找到作者的意思就好。把作者写作的意义代入文本阅读当中,实际上就成为了很多注疏最根本的目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给春秋做注疏,会试图会到孔子。孔子写春秋内在的意图,是很有权威性的。(能不能回得去另说)

但在文本的实践当中存在着几个问题:

一是我们阅读文本的语境制约。就是说我们受制于我们生活的历史环境,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作者生活环境,生活经历,那么我们如何保证我们能百分百把握作者想要说的意思呢?

二是在之后的文本实践当中,文本逐渐被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很多时候,文本可以挖掘的意义并不完全受作者控制。这点可以参考本雅明解读波德莱尔。并且即便心理学上还原作者的意图不可能,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考察文本的历史意义。这就分离出了后来的诸多学科。

三是实际上读者在参与到文本理解的时候,他解读文本的时候必然要代入自己的生活经历,得出自己的理解。那么他对文本的理解必然参杂着自己的主观性。有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前人。当然有的理论强调这点的积极性,即这种主观性本身蕴含着创造的可能,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旧文章读出新意。

作者在文本的理解当中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了。从很多历史化的研究角度走,作者依然是可以作为标准来用的,但问题是如何还原,还有什么样的还原是有效的,是亟待讨论的。从素王角度理解孔子,和从凡人角度理解孔子就有区别。后者你可以依托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推测孔子言谈的意思,但前者是不行的(你没有圣人厉害)。

作者之死这个问题本身还是要在一个大语境里讲,你得理解现代/后现代。解构/批判/革命本身是有其目的性的,而不是为了故作惊人语。作者之死的解读在当时的语境中,很大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学院派的传记式解读。很多时候,这种按图索骥的解读已经变成了一套刻板的样式,那么必然会产生新的话语来与之对抗,革新理论的视野。对作者之死的强调不是宣判:我们的解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理解是任意的。

我在思想史上的态度会赞成福柯的分类方法,这本身是启蒙运动的延续,是为了完成对康德提出的问题的解答。(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更多地把这场解放运动结合到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脉络中去理解。把这个时间的尺度放得再宽一点,就涉及到对西方哲学的整体反思(批判笛卡尔或者批判柏拉图,这两者较为常见)。这是历时性的研究。或者你可以试着比较作者之死的实质主张和施特劳斯学派之间的关系,这又变成了共时性的研究。



2,何以合理

我想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

好几个答案实际上一方面坚持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赞成一种实用主义的标准:我们的解读必须是合乎逻辑的。

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实际上这里面确实存在着一种分裂。理论对文本的应用和理论对理论的反思有时候两者是不调的。我认为这样的分裂甚至是无法弥合的。

前者本身就包含着粗糙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在文本的理解当中把理论视为工具,对文本加以解剖。但问题什么样的标准是有效的呢,一是有着粗糙的标准,如匿名答主说(就不打扰她了):

要看具体的文本,看批评者本人的证据与论证了。

但同时这样的追问包含对合理性前提的上一层级的追问:如强调文本独立性,认为合乎文本逻辑的(偏向语文学?);如强调文化研究,试图理解文本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诸如社会环境/政治斗争/神学什么的)。这就导向了后者,即对理论本身的反思。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工具是否是有效的,即便它用的顺手。

为什么要这样呢?

任何一种理论的独断论都会导致我们对于工具的盲从,这点是很可怕的,在研究当中要加以警惕。诸如新批评过于强调文本的独立性。一种僵化的理论本身都会限制我们思维的开拓。很多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并非理应如此。康德曾经强调,理性需要批判理性自身,正是这样的意思。这就涉及到对合理性的反思,对其构成的形式和条件的批判。

所以我在前面强调作者之死,更多地倾向于对文本的应用。在文本的实际理解中取消作者是很不便的事情。聊备一说。



3,艾柯的文本意图论

我们针对合理解读/过度解读的区分,有一个重要的讨论是来自《诠释与过度诠释》。这个文本是一个学术会议的论文编选集。最主要的作者有艾柯/罗蒂/卡勒。他们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争论。

艾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实际上他在这本论文集里想要站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立场。一方面他反对作者意图论,想要给出一个更加开放的理论结构去包容不同的文本诠释。一方面他又担心无止境的解构对他自身捍卫的许多价值会产生威胁,反对解读文本任意的自由。罗蒂和艾柯的分歧真的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美国文化和欧陆文化所赋予的不同气质。罗蒂坚信解构是可以为民主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价值基础的,而艾柯不一样。

艾柯本人矛盾的立场决定了他提出来的理论架构是很模棱两可的。

论文集一共编选了七篇论文,头三篇论文是艾柯的陈述,最后一篇是艾柯对罗蒂的回应(实际上哪里是回应啊,艾柯真他妈生气了...不停挑衅...我也不怎么喜欢罗蒂)。那这三篇论文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篇艾柯最后的结论已经歪倒了文本的语境制约上去了(大雾)...和文本本身的关系真的很大吗?

第二篇实际上主题就到了文本意图上了。实际上艾柯想把文本看做一个意义连贯的整体来讨论,他强调文本本身的意义是完整(并非唯一)地。所以他强调我们要检验我们在文本所发现的东西,看与文本所要强调的东西是否符合。之后推论出来一个更可怕的东西:就是文本潜藏的意义结构本身呼应着一个理想化的读者。(一本书需要一个合适的读者)并进一步把这个规定为经验读者的标准。每个读者要试图达到这个标准。

第二篇试图抨击解构主义。第三篇就到了和作者意图论划界限的时候了。他强调没有忠实于作者的义务。但是,但是,使用文本和诠释文本存在着严格区分。我们出于自身的目的使用文本的时候,是不需要严格规定文本的目的性的。但我们诠释文本的时候,要遵循文本的历史语境。(联系第一篇)

好吧,这个讨论就有点儿好玩儿了。我来说一些这些思考的问题:

第一,语境制约或者说视域本身是否是不可反思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具体的文本解读当中,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存在的,即我们认为历史语境本身就给定了一个先在的意义结构,历史性的回溯阅读是以此为前提的。正如精神分析式的阅读中,精神分析的基本动力取向就已经给定了我们理解的框架。这就涉及到了对理论本身的反思。

第二,文本本身意义的完整性是确定的吗。

艾柯是把这个视为一个可靠地标准作为依托的。

但罗蒂就攻击了这一点,我们的阅读本身不存在先对文本整体的把握,而后对局部的理解。我们的阅读行为可能并不存在明确的整体性。为什么我非得把书全看一遍呢?我只读第七页,第十五页,剩下的都不读,不可以吗?这点打得非常狠。

这点可以反驳。但艾柯本身的标准仍存在问题。需要给整体性再提供一个保证。

实际上我认为艾柯在第三篇论述的开头所讲的一个标准是可以讨论的:作者会明白,其文本诠释的标准不是他或她本人的意图,而是相互作用的许多标准的复杂综合体。但这个标准以何种形态呈现,就涉及到对其动力学的分析,什么样的主张在讨论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

艾柯实际上是想针对自己的文本应用做一套理论总结,但他犹疑的态度又削弱了他理论的说服力。我在这点上会回到之前论述的态度上去,即:对理论的反思和对文本的应用本身可能无法弥合。

如果去画一个图的话,你可以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作用力。作者,文本,读者,世界(文本的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力本身是相互的。这也就意味着:把任意一个意义单元与其他意义单元的联系切断,很可能导致理解的片面性。你可以不停换视角去讨论这个问题。

像我这种文本决定论者,就会觉得博尔赫斯的小说非常美妙:他强调文本形塑了整个世界,作者和读者的位置可以发生调换。一个有关梦的文学形式。非常非常好。


4,是否存在过度解读?

存在啊。

在某种条件下,合理解读是可能的,那么与之相对,过度解读也是存在的。但理解的条件本身也要讨论~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重要。你要理解的不是是否存在,而是为什么存在,以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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