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

《最后的手稿》是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的首部长篇小说，甫一出版，好评连连，频繁出现在各类榜单之上，当年就成为英国《卫报》的年度图书。在美国，作者更是赢得了巴诺书店发现新人奖。这些荣誉，提醒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技巧上的创新，叙述上的花腔，都并不是最首要的，题材的选取以及作者对题材的思考才是能否获得读者的基础——如果作家还把读者放在眼里的话。
这部叙述线索并不复杂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苏联大清洗时期的简单故事。文学教师帕维尔在学生要求他联名举报课堂上发牢骚的数学老师库德林时，没有及时制止学生的“热情”，而是保持了沉默，导致库德林遭受了不公的待遇。库德林事件发生之后，为了自保，帕维尔甚至主动辞职，来到了卢比扬卡。卢比扬卡在俄国人那里并不单纯只是个地名，它同时暗示着那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特务机构克格勃。帕维尔在卢比扬卡的档案处工作，负责检查档案，焚烧一切被当局认为不妥当的东西。
在晦暗不明的时代，帕维尔属于陷入在沉默中的好人。他干不出“把人带走”的事，甚至不愿意与亲人谈论自己的工作，但是也不会像个勇士那样去抗争，而是选择像所有平凡的人一样，把自己埋藏在死寂的心灵中。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那份手稿的出现，帕维尔一定会像所有不作为的好人一样，在沉默中度过余生。
然而那份手稿出现了。
作为第四分队的一员，帕维尔已经带着刻意的麻木，焚烧过大量的手稿。但是当昔日的文学偶像巴别尔出现在自己面前，当巴别尔这两章小说未完稿拿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帕维尔还是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动。“雾气逼近了窗户，整个世界被隐藏了。一种能发现某种重要真理的预感轻轻地用手指触碰了我，我的心抽紧了。”这段引自某部小说的文字涌上帕维尔的心头，在这个被他称为奇迹的时刻，悄然唤醒了帕维尔对文学的记忆。
同时被唤醒的，还有帕维尔已经麻木的灵魂。英国《都市报》在介绍这部小说时，说“读霍兰的小说不免让人回想起《窃听风暴》”——这个准确的评价也足以说明这部小说的题材对西方读者而言并不陌生，确实，就像《窃听风暴》里那位最终背叛自己的职责，暗中帮助监听对象的东德情报人员一样，帕维尔也背叛了自己的职责，冒着危险笨拙地将巴别尔的这份手稿转移到了自己的住处。自此之后，帕维尔一成不变的生活缓缓出现转机。他与纳塔利娅的恋情终于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始终无法归还妻子骨灰的官僚破口责难；支持塞米永的逃离，并最终自己也踏上逃亡之路。
这样一部小说，读过《1984》，对极权政治充满警觉的西方读者，乃至中国的读者，都不会感到新奇。只是，霍兰和同样深入审视过这段历史的奥威尔或者其他作家不同，他并没有停留在对极权政治的批判，而是挖掘出“记忆”在自我救赎与人性回归中的功用。通过帕维尔这位“活死人”的缓慢苏醒，霍兰用整部小说成功地诠释了“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这句反复出现的引言。帕维尔开始记忆的时刻，固然肇始于颇具戏剧性的时刻，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位陷入沉默的人都会遇到。但是，所有试图抹去我们的记忆，消磨掉历史真实的人们，他们永远无法知道，一块小玛德莱娜点心就可以唤起我们整个的人生。这就是自由的奥秘。
霍兰没有将帕维尔的觉醒表现成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得益于译者对语言的准确把握，我们可以更加贴切地体会霍兰对小说氛围的完美控制，明白这个过程的艰辛与缓慢。实际上，这才是真实的属于大多数的人生。我们也许可以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肃杀的时代，但是面对生活中一切将我们驱逐出最初梦想的力量，有多少人能那么坚定不移？但愿我们都能记住，兄弟，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