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再说这是文艺装逼的小黄文我就要急眼了

米兰昆德拉在书的开篇便点开了一个哲学命题：我们的世界是“永恒轮回”的。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都由无数次的重复。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被预演的，有朝一日，我们的生活会按照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前者中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如果世界果真如此，我们就会向耶稣一样被钉在永恒色十字架上，无法承受的重负将会沉沉的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恰恰是轮回的不存在，生活无法预演，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他完美之后再来度过，生命之流只能在偶然性的大地上泛滥，人们肆意的生活，获得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快感，可是，重就真的悲惨，轻就真的美丽吗？
无疑，这不是一个反问句，而是一个设问句。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米兰昆德拉笔下的人物们就像一个个的代码一样被敲打入他所编写的那个世界，小说中所有的人设、情节、场景无不是米兰昆德拉精心安排的一个个的关于存在主义的哲学程式。而这一切程式运作的背景则是1968年冷战时期由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的“布拉格之春”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他们各自在全球的争霸运动，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战后形成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东欧各国处于东西方对峙的前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冷战时期的敏感地带。为了促使东欧各国的解放，苏联自身做出了牺牲，但是同时，苏联也有意将东欧变成抗拒西方的缓冲地带，兼，作为自身的安全防护地带。所以，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东欧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苏联越俎代庖的创作。不仅如此，苏联还强行将自己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了东欧，包括强行使东欧各国一一上演了苏联自30年代以来大清洗的幕幕悲剧，镇压稍有不同的政见；在国际交往中也要求东欧各国必须服从苏联一国的利益。而捷克斯洛伐克则是这一“灾祸”的重灾区，于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终于掀起了改革的热潮，诚然，这场改革是经过长期酝酿、逐步推开、次第演进的，但是它总的目的是明确的——摆脱苏联一手操纵的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控制，走出斯大林体制的无趣，从捷克斯洛伐克自身的国情出发，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型社会主义。改革中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经济上排斥市场、自我封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排斥法制的个人专制整体，思想观念上否定认得孤立人格地位、泯灭个性的个人专制体制是“非人道的社会主义”。就在这个多变之秋，在捷克的领导层之中出现了一位清醒坚定的改革者——杜布切克，但是好景不长，苏联通过种种手段开始了对捷克的镇压，让捷克屈服之后又在捷克的领导层中展开了大清洗运动。“布拉格之春”运动就这样夭折了。这也代表着东欧第二次民主改革运动的失败，但是东欧民主运动并不会因此而沉寂。
本书就诞生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男主人公托马斯，就像解码器一样诞生在了我们面前——一个婚姻失败的外科医生。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钱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一个出身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许注定是一个悲剧。在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完全超越了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而首先维护建立起家庭利益的契约是婚姻，婚姻的履行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一旦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个体的意识形态超越个人甚至是家庭利益，婚姻这个契约就开始弱化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会慢慢侵蚀家庭和个人利益以提高个体的履约成本。托马斯自然的欲望慢慢被侵蚀，自由渐渐被剥夺，家庭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而此时男性自然的生理欲望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托马斯自然而然就选择了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他在对女人的恐惧和渴望之间找到了一项妥协的方式——性友谊，他与女人之间，只有性，而没有感情的投入，更加没有爱，也不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这是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是一种乱序的、消极的抗争。此时为集体主义做出奉献的爱对于个体的托马斯来说，只是伤害。所以托马斯身边的“情人们”面对这种“荒唐”的性友谊时，其实心理是明白的，所以不多做言语，非常配合。这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逆反的心理与生活方式，虽然从表面看来讲灵肉分离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但是这的确是一种稍作解放的轻松的生活方式，它能延续很多残破心灵的生命。
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很多的选择，真的只是选择，根本没法分出对错，现代社会的“渣男”这类型的词语如今看来更加是经不起推敲的标签化的，省时省力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现实的生活实在不是一个标签所能概括的。那么如果说消极的抵抗也是无奈之举的话，那么其实他也只是在表面上显得轻松，实际上逃避的人背负着很沉重的负担，所谓的生命之轻实则是生命之重的一个侧面的表现。而这种生命之轻用西方基督教文明来看就像是一种生命原罪的体现：骄傲，骄傲是放弃抵抗，是灵魂破碎的靡靡之音；贪婪，贪婪是暂时的忘却是放纵；饕餮，饕餮是一种人在失望挫败之后的逃避与转移，饕餮起源于一种起源于贪婪的吞噬，是一种小小的绝望，小小的投降与小小的自我放弃。而懒惰而是一种悲哀，是一种精神的决意的失去和拒绝，懒惰者为了避免一切而寂静不动，懒惰是荒凉的冷漠，懒惰又是一种既软弱又硬心的虚无。仿佛病毒一般，悄无声息的蔓延直至世间的一切被消耗殆尽；而消耗殆尽之后的绝望、忿怒是弱者自认为受到凌辱后的狂乱和创伤，最后嫉妒，嫉妒来源于一种不公平，而这种失衡从一开始就悄悄生根与人们的心中并且潜移默化地侵蚀着人心。而如果说主动承担生命的重担是讲矛头指向外界的话，转而依附生命较轻松的一面的话则是将矛盾指向了自己，对于大部分不那么强大的人来说将矛头指向自己或许比较轻松，但是实际上这种“轻松”比“沉重“更加残酷。所以我认为米兰昆德拉在书中探讨轻与重的哲学问题时实际上是有将人们引导上”沉重“道路的偏向的。
所以，到了最后，与其说是托马斯自己选择了“沉重“的道路，不如说是特蕾莎引导了托马斯选择了这条道路。对比两人的出身我们便能发现，托马斯属于中产阶级，而特蕾莎则是属于无产阶级，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特蕾莎虽然一直在跌跌撞撞地生活，但是她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自我，或许是出于中产阶级的投机性质，托马斯虽然坐拥财富地位，但是却是随波逐流的，他的生命实际上就如同他的选择一样轻，毫无自我可言，更加毫无信仰。而此时出现的特蕾莎，不知是出于女性繁衍担当因而具备了相当觉悟的天性释然，还是人性的闪光点使然，就像是一个质量巨大的恒星一样，不断的吸引并引导着托马斯这颗漂浮摇摆的行星，用个人的自由主义向这个社会对抗，以挤压极权的生存空间，为个体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而这轻与重的对立，也代表着理想与现实的对抗。所以最后的最后，托马斯与特蕾莎住在哪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死不死也根本不重要，结果也不重要，但是这两个人又必须死，因为这份结局，具有重要的现实主义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