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悲剧 现代悲剧 8.5分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阅读笔记(持续更新)

无非
2016-03-24 看过
因为时间关系书中的引文因为没有加注页码,但尽量用引号标出。


第一部分 悲剧观念
        “悲剧”本身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一部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与我们直接经验感受的关联。因而真正理解这一历史悠久的概念,需要一种从个人经验与理论普适性相互交错的视角出发。正因为这一领域的历史复杂性,首先应该澄清的便是悲剧现代经验对“悲剧”这个词“简单甚至是恶意的误解”:“悲剧不只是死亡和痛苦,它也肯定不是意外事故”……它是“一种特殊的事件,一种具有真正悲剧性并体现于漫长悲剧传统之中的特殊反应。”
        悲剧与稳固的传统之间最直接的关联可以追溯到一种普遍的观念,即“当人们认为这个文明正在受到威胁的时候,用悲剧的理念来描述受到当今乱世之威胁或破坏的重要传统的做法显而易见。”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而古代社会的悲剧哲学在理论上很难被系统化,古典悲剧牵扯到的具体哲学问题,如命运、必然性和神的本质等等,在古希腊人自己手中也都没有被系统化过。因为没有系统的神学和悲剧哲学,古代最深刻的探究和知解方式不断地回溯到个别的神话。神话的本质在于抗拒预先设定的解释,它总是从具体细节延伸至新的特殊经历。而必然性的特点在于,它在真实的行动中限定人类的行为,无法被预先知道,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决定论或宿命论。在这一具体行为过程中,悲剧的张力得以体现:它把神话的真实行动再现为正在发生的具体戏剧行动,但又通过戏剧节的有机性质与当代经验及其社会制度保持不可回避的普遍联系。
        从古希腊悲剧的表达形式来看,这种艺术所体现的不是一种扎根于个体经验的可以分离的形而上学立场而是一种共同拥有的、真正集体性的经验。它既是抽象的、又具有社会性,两者密不可分,从而产生巨大的张力和微妙性。所谓悲剧中的个人,是群体中的个人。
        在威廉斯看来,悲剧在中世纪文学中非常罕见,甚至没有。而期间对悲剧最著名的定义来自乔叟,他将悲剧理解为一种叙事。在神学的强大阴影之下,中世纪的悲剧大多是被用来显示某项普遍规律运作的例证,而其关键是在上帝指引下的命运(天意)。
        在古代到中世纪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命运”这一概念本身的意义带有含混性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含义:“有时候命运与宿命及天意的法则被清楚地区分开来,带有机遇的含义;在另一些时候,命运又被看作是次要的,或则是根本法则的执行代理。而在后一种理解中有一个明显的论点:命运之所以显得有些琢磨不定,仅仅是因为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 而中世纪情感结构将人的命运放在人的普遍共同命运之外,则是一个真正新颖的概念,这一概念把人和世界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表达和思考对象。古希腊悲剧是高贵者和英雄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既是公共的,又是形而上的,体现了一个整套的人生观系统。这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从伊西多尔和乔叟开始才打破。与此同时,悲剧的内容也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与苦难”转向“成功与逆境”,越来越多地指涉世俗成就。随着世俗范围的扩张,在古希腊统一的形而上范畴与社会范畴遭受巨大的冲击,世俗权利与精神信仰的现实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悲剧通过对名人陨落的描绘,强化悲剧与大众经验的结合,但这种趋势却遭遇了新古典主义的复辟。新古典主义企图继承古希腊悲剧在关注国家大事和强调“高贵性”两个层面的历史描写,但正是基于这一点新古典主义的悲剧无可避免地与“道德行为”勾连在一起。由于实践智慧所要求的“中道”取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起源于人在道德上的过失,这一道德问题需要在人的行为中寻找,进而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人性的问题,走向了形而上的僵化。在这种状况下“莱辛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从理论上摈弃了新古典主义,为莎士比亚辩护,提倡创作资产阶级悲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将新古典主义视为虚假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是古希腊理论和实践的贵族式翻版,而不是它的复兴。而莎士比亚才是古典主义真正的继承人,他所继承的并非古希腊文化,而是通过抛开中世纪和新古典主义思想中冷冰冰的繁文缛节创作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悲剧来完成。
        在这一变化序列中,悲剧观念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典型的“世俗化”过程,而在其中古希腊时代的悲剧属于完全宗教性质,新古典主义是戏剧本质世俗化的初级阶段,而文艺复兴以后的戏剧都是世俗的。
        将悲剧中的苦难与人的道德过失联系起来的亚里士多德是理解,将悲剧行动放置在了道德框架之内,这种道德框架又与整个社会规范紧密相连。因此道德化悲剧实际上是将某种特殊历史现象当做绝对的东西在追求,企图实现其中的因果关系。这种道德教化上的要求一旦陷入僵化教条,就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但与之不同的是,虽然黑格尔仍然坚守“诗学正义”的道德框架,但他成功地讲这一问题上升到其体系中的精神运动上,塑造出一种形而上的悲剧观。“黑格尔认为,悲剧中重要的因素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引起苦难的原因。“来自于外部的偶发事件并不能称其为悲剧的原因,而悲剧定义的核心在于那种被限定在一定文化和历史时期内的“伦理实质的冲突”。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辩证法体系之下“当不同的伦理力量被附属于人类活动的外部表述时,它们之间的和谐被打破,然而又被放置到前后交替的排列中相互对照。随之产生的冲突最终获得悲剧性的解决。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在扰乱平静的个性之沦落中恢复伦理的本质和统一。”按照黑格尔的理论“悲剧行动中合理但又片面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通过悲剧性的解决,它们相互妥协,甚至不惜毁灭代表这些主张的个人。”
        然而在悲剧世俗化之后,现代悲剧几乎很难再在冲突中实现永恒正义的平衡,因为现代悲剧不但人物更加个人化,争议本身也更加抽象冷酷,悲剧冲突解决的实现,更多地退回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黑格尔的世界的精神历史失去了普遍和客观的特点,从而变成个人内心的活动。
        随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通过”矛盾“和”社会发展“的概念统合了悲剧变化的内在线索。黑格尔体系中的伦理力量的冲突以及它们通过更高力量的解决都在社会反战的矛盾辩证运动中被社会和历史的术语阐述,作为历史推动力的矛盾运动根本就不会允许某种黑格尔式的“和解”来解决悲剧问题。
        除以上将悲剧与伦理危机、人类成长和历史联系起来的线索之外,现代悲剧理论发展的另一条脉络在叔本华和尼采的理论中。抛开古典到中世纪所持的英雄式和基督教式的悲剧理论,叔本华强调一种生存论式的悲剧观,”命运“概念本身被赋予了本体论地位。在所有悲剧成因中,命运概念在其他所有成因之上。叔本华引领了当今占据主导地位的悲剧观,即认为悲剧行动和苦难根植于人的本性,外部的历史和伦理因素不仅毫不相干,而且会因为他们的非悲剧性产生阻碍。作为悲剧主导因素的苦难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常态。悲剧的意义在于主人公通过与命运的冲突和对抗,不断做出妥协,从而认识生活的本质。他不仅向生活让步,而且放弃生存的希望。与叔本华的消极态度不同,尼采对悲剧的认识更加积极,他认为”悲剧引导我们终极目标,即妥协“,我们对悲剧应该做出更积极的反应,从人类不可避免的苦难中获取悲剧性的快感。基于这种诠释,悲剧性的行动并不关涉道德与否,也不是为了净化,从根本上说,对它的理解处于一种高层次的审美的快乐中。这种审美意识的崛起揭示了“生存智慧”与“理性智慧”的对立。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精神”的崛起标志着古希腊文化中神话的消失,而理性智慧的通过把知识当做真正的灵丹妙药,把错误当做极端的邪恶,从而使悲剧在知识和科学乐观主义的辩证潮流中偏离了轨道。“只有当科学最终推到极限,只有当它面对这些极限而被迫放弃其普遍有效性的主张,才会再生悲剧。”
        201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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