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社会秩序》读书笔记

mmz1003
2016-02-25 看过
道格拉斯·诺思的《暴力与社会秩序》将人类社会分为三种社会秩序:一是觅食秩序,即以狩猎者—采集者团体为特征的小型社会群体;二是权利限制秩序或自然国家,在这种社会里,人际关系特别是那种有权有势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个人互动的平台。自然国家对个人创建组织进行限制,比如当今的中国便是自然国家,或者是权利限制秩序的社会;三是权利开放秩序,权利开放秩序被定义为一系列的非人际关系化的特征,公民可以创建为大型社会所支持的组织。当然在权利限制与开放两种秩序中,都存在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只不过在自然国家,组织的创建是受限的,在权利开放社会则不会。

诺思研究的重点是自然国家的转型,他认为自然国家有几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脆弱的自然国家,除了国家本身,什么组织也支持不了;一种是初级的自然国家,可以支持组织,但必须是在国家的框架内;一种是成熟的自然国家,可以支持很多种类的、不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的精英组织。

诺思认为权利限制秩序要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型,需要达到三个门阶条件。即对精英的法治、永久性的公共的或私人的精英组织,包括国家本身、对军队的统一政治控制。他认为门阶条件创造了一个使精英内部的非人际关系化关系有可能建立起来的环境。比如,对精英的法治,扩大了精英之间契约和联系的范围。使精英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能够建立,这种关系没有一定形式的法律保护是无法存活的。永久性组织使精英组织变得更为强大,比非永久性组织,它更能承担广阔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对军队的统一控制使精英不再需要与那些有军事背景的精英组织保持结盟状态。

一旦精英之间的关系转化为非人际关系化的关系,新的可能性就会出现。符合了门阶条件的那些社会如果能够维持新的激励来使精英内部持续不断进行权利开放,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就会到来。当然,门阶条件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也就是在作者看来,要实现权利限制到权利开放,门阶条件是必须具备的,但是即使拥有门阶条件的社会也不一定保证能够实现转型。

作者在书中并不是把国家看成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因为国家终究是需要人才能运转,而负责运转的人是社会精英(地位意义上的精英),社会精英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是一个可以分裂的团体,只有当他们的联盟内部达到双重平衡才能产生向心力。即暴力潜能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组织、经济权力的分配和组织区域一致时,精英内部联盟的稳固才会成为可能。在这里,作者舍弃之前很多学者将国家视为单一行动者的观点,更注重精英内部的关系互动,当精英的特权变为广泛的权利时,转型便接近了。

作者还列举了西方历史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历史来解释转型是怎么发生的,转型的过程是怎样的,直到19世纪,英国、法国、美国完成了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社会的转型。当然,上述三个国家的历史能够支撑作者的论点。但是,作者同样认为如果未达到门阶条件的社会强行加载权利开放社会的制度逻辑,则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转型也并不会发生,只有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从成熟的自然国家转型为权利开放社会,比如韩国。

只有当权利限制秩序社会中的精英认识到权利开放会有利于他们时,那么他们便会有激励因素去如此行动,否则作为既得利益者实在缺乏如此行动的原因,正如西方历史中那些成功转型的国家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精英内部开始出现裂痕,对权力与再分配不能达成一致时,精英之间便会出现博弈现象,由特权转为一般性权利便成为可能,那么对精英的法治才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的法治。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精英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推动社会转型,其目的与动机不过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推动转型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结果。精英之间由于不是静态的,而是呈现为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博弈,从而间接推动社会转型,精英间的联盟是符合博弈论的,比如军方、政府官员等,利益分配符合自认为的权力分配秩序时,那么精英间的联盟才会更自觉与更强大。

但我们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权利限制秩序相比权利开放秩序而言具有不稳定性,因为权利限制秩序时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大的经济组织也往往依托于政治组织,政治性的因素占有主导性,其合法性依旧非常脆弱,内部的关系也是人际关系化的,目前的中国就是典型的自然国家阶段,而且属于初级自然国家。

当然此书的弊病之一在于过于强调精英间的互动,包括作者所列举的例子都是从精英间的互动来说明的,也许从近现代历史来看,这一模型比较符合西方发展的历史,但尤其从第三波民主化以后,大众广泛参与到民主化的过程中,作者的模型的说服力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此外,如果不符合门阶条件的社会,那么转型就肯定不成功,我们设想一种情况,那就是朝鲜。如果朝鲜一直实行现在的统治那么可想而知其自动出现转型的几率非常渺小,外力的作用难道真的不能推动社会转型成功,即使美国在中东还有一些地方有些许失败的例子,但别忘了还有韩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且对比朝鲜更能说明问题,朝鲜韩国本是同一民族,几十年发展下来简直是地狱与天堂的对比。是不是一个社会若没有出现门阶条件,那么外力强加一定会出现水土不服?倘若一个社会在可期盼的时间内一直未出现门阶条件呢?那么从底层视角出发的革命或者外力的推动是不是一定是坏的?这个可不一定吧。

其实,作者在书中并未提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初级自然国家的社会是否会自动会生长出门阶条件,如果能够,那么社会转型是个时间问题,探讨暴力转型与自动转型(很少有社会主动转型)就是探讨时间带来的两种转型的成本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大不确定性,不知能否自动生发出门阶条件,那么此时的问题或许更为简单,那就是使用暴力解决,打开一个缺口和可能性,比如罗马尼亚,即使做出尝试后的社会并未达到权利开放社会的门阶条件,但若是比以前的社会要好,那不正好说明暴力的必要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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