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教者施特劳斯

陈毓秀
2016-01-27 看过
列奥.施特劳斯精神气质酷似背教者尤利安,欣赏古典共和国的刚健朴实,向往醇厚民德未被浇浞风气污染的年代,否则也不会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开篇赞颂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政体,批评马基雅维利传播邪恶的知识败坏人心,然而哲人的阶级位置,使得他与卢梭一样,无法真正理解共和城邦的本质,只能成为共和城邦的鉴赏者,而不是希腊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于是传下许多非驴非马的路径影响后人。

他的海外传人刻意曲解祖师的本意,使得围观群众误以为施特劳斯敌视大地上最后的共和国,这种理解不啻于美第奇公爵视马基雅维利为君主制的保护神,只会导致当事人的哭笑不得。与流俗的印象不同,施特劳斯之所以不满现代自由主义,不是认为权利无关紧要,而是认为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权利,忽视了共和国中最紧要的民德,后者是涂尔干批判契约论时所指出的赖以成立的先验前提,倘若南风不竞,民气衰竭,大众受到假先知的煽动拐骗,有机的共同体就不可能再有往日的凝聚力,而任何宪政都会告以失败,这是他身逢二十世纪初叶民主在中欧地区相继沦陷的经验之谈。

自由主义者往往并不关注共同体的发育形成,也并没有左派最擅长的凝聚共同体的能耐,由于其理论本身只能在一个达成共识的有机体中得以实现——后者有稳定的成宪供自由主义者运转程序正义,因此在没有共同体的地方,也就是所谓后发国家,自由派总是假设存在这样的共同体,否则他们的大部分理论就不会有用武之地。但是现实又会毫不留情地揭破他们的自我欺骗,使得他们总是手脚无措,成为公众的笑柄,然而如果有左派催熟了共同体,那么他们往往能非常自然地接手经营,在这上面感觉良好,游刃有余。

自由主义将政治降格为技术,在他们的视野里国家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使民众实现某种善的地方。是以他们并不会在乎国家的天命与荣光,如果这样的人使吴越独立,他们往往并不热衷成为获得霸权的大国,而是乐于让其它国家维持国际安全,输出秩序,国内政坛满足于计较一个小国民众更乐意关注的福利与保障,这样极其琐碎的事情,福山所谓历史终结,取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谱系上来说,犹太人施特劳斯是一名古典意义上的哲学家,与现代学院中与技术工人没啥差别的哲学教授不同,古典意义上的哲学是城邦公共政治的一部分,而现代哲学可以做到纯然价值无涉,自己所研究的理论与自己所奉行的主张毫无二致。现代的哲学可以是只供学院内部交流的智识玩物,古典的哲学却是城邦政治斗争的内容与结果,最像现代大学教授的亚里士多德其主张也是为希腊宪制而生。

这与犹太教的教诲并不一致,后者更热衷属灵而非属尘的世界,阿伦特曾提到过,随着法国大革命赋予犹太公民权等行为日渐冲击中欧各邦国的宪制,原本因受到基督徒歧视而不得不自我孤立的犹太社区也开始瓦解,部分犹太人试图通过放弃犹太教,归化当地文化,成为当地共同体的一部分,以解决身份认同问题。而施特劳斯正是采取这样行动的最后一代犹太人,共产主义与纳粹的排犹行为也需要放到这一线索中进行审视。

共产主义与纳粹是被施特劳斯批判的现代性的直接后果,革命者援引各种相对主义话术为自己的暴行辩护,本身就是价值虚无主义横行的表现,任何一个共同体都需要警惕这种行径,因为这会败坏维系共同体的无形纽带。现代性问题就是将价值祛魅,并(客观上)无限突出技术的重要性,导致虚无主义与散文世界的来临,施特劳斯开出读古典的药方,意在让人们重新重视德性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不应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与很多人想的不同,施特劳斯并不是说城邦就是正义,而是讲我们要在城邦中实现正义,并且正义只能在公共政治中得以实现。他对现代性的三次勾勒,首先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他们大多数并不是不要善,而是突出统治技术以至于客观上冷落了价值,从卢梭到海德格尔,则是认为他们虽然意识到现代性问题,开的药方却依然是现代的。施特劳斯的意思是,只有回到根本没有现代似的理论与问题的古典世界,才能不受干扰地解决现代性问题。

许多人批判施派的所谓博雅教育往往只能教出对专业性知识一知半解的民科,但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并不在意弟子知识性的增长,如果只注重这点,只会落入他所排斥的过分在意技术而忘却心性的教训,如果有人从这方面批判他,只能说明批判者没有注意到他的问题意识。施特劳斯要求后学读古典,是希望他们揣摩古代人的思维方式,提高自己的理解与判断能力,技术性的细节可以慢慢纠正,但是能不能形成古典式的思维方式,从而跳出过分在意技术的窠臼却是马虎不得的,后者是陪伴人一生的事情。

而当施特劳斯呼吁回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时,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苏格拉底那著名的预设:美德即知识。经柏拉图笔下所转述的苏格拉底以为,人类社会的运作取决于不同人的分工与合作,让最擅长某种工作的人去各司其职,是最有效率,同时也是最正义的。每一种工作都需要特定的知识,而统治城邦则需要关于善的知识。苏格拉底以为,通过理解善的知识,我们就可以传承善。施特劳斯为什么要人们读古典,就在于他继承了这一前提,如果我们通过阅读古典掌握了善,那么我们就拥有了使城邦得以自如运转的基本储备。

苏格拉底的逻辑无懈可击,但是他的预设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诚如萨拜因所言,苏格拉底眼中的知识比较狭窄,指的仅是书面知识,那种无形的不可言说只能意会的默会知识,也就是所谓日常经验,在苏格拉底语境中是阙如的。苏格拉底,或者说施特劳斯要解决两大质问:一,美德真的像知识一样是可以传授的吗?二,是书面知识还是默会知识对人类德性提高更有帮助,或者说哪个是占大头的。

而在我辈看来,美德是没办法像(书面)知识一样可以被通约,从而作为秘传心法被传授,更有可能的是,美德只能在庸人一般的土豪对社区进行慷慨奉献,成为社会的凝结核时才能展现出来,深具批判精神的哲人反而只会瓦解社区。如果我们晓畅历史,不难发现,古典世界的城邦最强盛,或者说最有活力的时候,只会在哲人智者产生以前,哲人智者的出现本身是共同体衰败的表征,否则也就不会有人去批判它。经典的共和主义主张往往并不在乎公民是否具有知识,只要公民踊跃参与政治,那么德性就会自然充溢出来,这类似于麦考莱的思路,绅士不需要在专业性知识上面面俱到,那是书记官的事情,绅士只要具备勇气与正直,就能有足够的格局去理解困境。绝大多数政治问题之所以棘手,就在于缺乏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梳理它,至于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可以交给那些下等人,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就是供有一天被绅士们驱使用的。

即使我们并不赞同麦考莱的看法,也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理论中的一个逻辑问题,施特劳斯所提倡的德性更偏向于公共德性而不是私德,但是按照常识,很难想象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会比社区事务的组织者更有奉献牺牲精神,和忍耐庸人的品性,表面圣贤文章背地男盗女娼的理学家我们是见得多了。绝大多数公共道德似乎只能在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中养成,施特劳斯敬佩美国的国父,但是美国国父平均教育水平并不是很高,他们或许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乡民,但鲜有大思想家大文豪,绝大多数国父都是地方乡贤,并且往往从过军。文人往往软弱,说的多做的少,不具有军人与社区领袖的行动能力,勇气与担当,这在强调公民集体参与政治的共和主义者中更受青睐。

施特劳斯与绝大多数共和主义者,不论是古典的,还是近代的就此分道扬镳,他所研究的范围牵涉共和主义的大部分场域,在最后却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原因可能在于两点:一,共产主义与纳粹通过党派政治,运动无形态的民众的遭遇使施特劳斯心有余悸,就像柏拉图不满雅典判死苏格拉底,这使得他们对任何群众政治都心有抵触。然而,就算他们主张哲人王,波斯式/斯大林式的专制政体也绝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这是围观群众很容易被施特劳斯的海外传人恶意误导的地方。二,施特劳斯的学者属性,使得他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共和政体最仰仗的社区领袖,换句话说,永远也不会实现民风淳朴的理想世界,反而会因为知识分子的无根性腐蚀民众。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身兼社区领袖,是会有许多人愿意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底线,不惜以今日之我敌昨日之我。施派对苏格拉底以后而不是以前的希腊,也就是哲人辈出但是土豪消亡的希腊世界推崇的结果,反倒只会与士大夫式的政体产生高度共鸣。儒生同样强调古典,但在汉儒的改造后,儒生眼中的德性往往意味通过掌握五经来获得大一统帝国官僚的任职资格,最后沦为孔子推崇的君子不器的反面。许多人批评施特劳斯的海外弟子指责人们用功利手段培养人才,自己不过是换了另外一种功利心态罢了,缘由就在于此。

如果我们还记得开篇提到的背教者尤利安,就不难想到这位受到历代教会诅咒的罗马皇帝,受到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吸引,试图重新恢复古典世界的荣光,然而他出资赞助的学者热衷于相互撕逼,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公民德性。罗马并非没有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所展现出的共和美德,但随着帝制对乡贤土豪的压抑,最终的结果却是罗马市民在蛮族的铁蹄之下瑟瑟发抖,他们在共和时代的祖先让整个地中海都为之颤动,他们的后人软弱地却像一条读过书的狗。

又:在中世纪犹太经学看来,思维与实践其实高度统一,这并不是说凡人受到某种观念激励,促使他们去改造世界,在以布拉格为中心的犹太经学家的认知世界里,语言与思维本身就能对物质产生作用,语言与思维的边界就是存在的边界,换句话说,语言与思维是本体的维度之一,甚至可能就是本体本身。

没有受到足够思想训练的人是没办法认同这种思维方式的,因为这是上帝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凡人只能看到世界的支离破碎的地方,上帝却能见到存在的全景,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三个维度在上帝的眼中是内在统一的,当上帝在创世纪里通过话语(Word/Logos)创造了世界时,他就已经预见到世界被审判的那一刻到来。人类中的智者虽然也只能像凡人一样体会到同样局限的经验,即你只能看到种子,但是可以借助秘传心法以小见大,从世界向我们掀开的一角,感受到统治世界背后的无形规律,即种子成长发芽以后的样子。

伊斯兰教的阿訇们由于受到犹太经学家的强烈影响,也认为真主安拉与凡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凡人眼中的空间上的远近大小,对于真主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凡人只能看到现象,真主眼中的维度却是高于现象的本质本身。因此在波斯细密画传统里,画家们必须想象自身并非是自己在作画,而是借助真主的眼睛作画,欧洲透视法所强调的光线与阴影的对比以及空间上格局的凸显对细密画来说是不重要的,因为画师笔下描绘的乃是永恒不易之物,超越距离的限制。

在文艺复兴透视法大昌以前的欧洲宗教画里,其实遵循着波斯细密画同样的道理,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对于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来说,犹太教经学家发挥着与其人口数量不相符的影响力,其典籍著述之繁复,儒家的经学总数可能只有犹太经学的一成左右。而有趣的是,认为思维与实践有内在统一的犹太经学,其模因不断自我复制的速度却遵循的是凡世的规律,由近及远,影响力渐次递减,德国由于距离布拉格犹太社区最近,因此受到的影响最深,从康德的物自体开始,黑格尔、费尔巴哈、谢林、费希特、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直到而今,所有德国大思想家背后你都能看见中世纪犹太秘传心法的身影。

因此你不需要对终身在学院里著述的施特劳斯与他众多在美国强力部门活跃的得意弟子之间的境遇差异感到惊讶。鉴于中世纪犹太经学受到希腊哲学的强烈影响,这可能是施特劳斯言必希腊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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