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洪流中的悲痛抉择

如果说《南渡》是从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讲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硝烟中仓皇南下，展现出“以天下为己任”、于困苦中兴教育的民族气节。
那么以1943年李约瑟来访中国为开端的《北归》描述的则是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诸多重大事件中的不同抉择，并在战后重返家园的故事。
因为《南渡》字里行间中数不胜数的由于落魄西南而引发悲凉气氛，以及在西南时期的艰苦生活。我本以为我在《北归》看到的将是梅贻琦、蒋梦麟、傅斯年等人带着自己的大批人马高高兴兴回老家的喜庆场面。
然而我错了，在抗战中后期到1948年国民党选举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五年的时间跨度里，依然发生了很多悲壮的事件。

问题从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逼的美国不得不参与二战，从而国军逐渐走上对日军的反击道路就开始了。
因为军备以及战略的差距，尤其是国民党逐渐腐败不堪，国军在对日反击战上可谓是步履维艰，尤其后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成功，对国军更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于是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等口号的宣传下，以闻一多、傅斯年为首的心怀天下的读书人开始动员大会，呼吁学生参军成立所谓的“青年军”，并将这支旧军队彻底改造。
然而就像诸君知道的那样，所谓的青年军既没有同他们所想的那样报效祖国，也没有像闻一多一样的那样改造军队，而是成为了后来国共两党内战的牺牲品。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寥寥数人，到抗战胜利后可以与国民党公开叫板，其发展速度可谓是一日千里。
尤其到了抗战后期，在西南联大、史语所等诸多机构，和学生的站队早已不是国民党的一家独大，而是几乎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甚至在学生之中共产党的数量还犹有过之。
随着抗战胜利脚步的逼近，国共两党从最初的同仇敌忾开始逐渐思考各自的利益划分，于是大师云集的诸多机构也不再是可以抛弃政党成见，一心一意研究学问的地方了。
然而关于闻一多、吴晗两人选择共产党阵营的原因，我实在是想膜拜一下奥威尔在《1984》提到的“谁控制了教育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的伟大言论。
在知识分子之间因为党派差异引发的矛盾在1945年国民党违反《双十协定》后达到最高峰。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便由此开始，并彻底终结了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
闻一多曾经在西南联大毕业典礼说：“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然而“一二·一”学潮的则全部都是由共产党背后推动，直至结束。
也正是因为这场蓄意学潮及其事后处理，西南联大以闻一多为首的共产党一派教授与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一派，自此水火不容，老死不相往来。
而在此以后，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被广大群众熟知，尤其将东三省割让给苏联的内容更使民众气愤——于是伴随着众多事件，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共两党择主而事，作出了影响一生的选择。

所以就《北归》的内容而言，也许称其为“站队”更为合适。因为全书的主线更多的是围绕抗战胜利前后这一系列事件，知识分子们迫不得已选择阵营的故事展开。
尤其到《北归》的第二册第十四章《穿越历史之门》讲述的仍然是在急剧动荡的时代潮流中，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教授与学生皆陷入生存的困境而难以自拔，中共地下组织开始行动，发动学潮，展开与国民党政权的争夺战的故事。
而到了第十四章，却突然文风一转，开始讲述董作宾与郭沫若两个人围绕甲骨文研究从相识到相知的故事，与前十几章的内容全无半点关系，转折突兀而又生硬。
而到了第十五章（也是最后一章），则突然又开始描绘史语所一伙人兴高采烈冲出夔门，回到北平故土的欣喜之情，似乎完全与前几章隔离开来，自成一体。
《南渡》之中对战争或许详尽的叙述在《北归》变本加厉，上下两册共十五章，其中将近三章描述的是战争过程，可以说是费尽了笔墨。
而第十五章则由史语所北归，到1948年的院士选举构成。如此多的内容仅由一章构成，简略程度可见一斑，难免有虎头蛇尾之嫌。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借助西南联大学潮与《雅尔塔密约》等诸多大事件，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在“动地走雷霆”时代洪流中的道路抉择作出了细致探究。
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为抱负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