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下一胎化的红色回车键?

Bricoleur
2015-12-30 看过
今天是2015年12月30日,再过一天,实行了近35年的严格一胎化就将在中国成为历史。然而,当人类学家Susan Greenhalgh在世纪之初检视这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口政策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相关领域的专家甚至很难就这一政策的具体施行时间达成一致(P29)。

这本Just one Child脱胎于Greenhalgh跨度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与访谈。很难说它该归为哪个学科。作者有意用挑战学科界限的书写方式讲述一个如何划清科学界限,制造科学-政治联结的故事。于是Greenhalgh炮制的这一锅乱炖同时带着STS(科学技术研究)、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味道。

Greenhalgh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是如何被制订出来的?长久以来,这样的问题都不会有任何答案,因为围绕着北京府右街的高墙,形成了一个政策制订的“黑箱”,外界只能看到输入和输出,却无法参透黑箱之内的运作。Greenhalgh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突破口,通过个人经历中的各种便捷,她努力考掘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科学界与政治政策制订之间的种种互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把“黑箱”内部的运作呈现给了读者——热爱政治八卦的读者们翻到本书第八章的题目时,一定会在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Greenhalgh认为,CR(the Great Proletariat Cultural Revolution)之后,中国的科学-政治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是政治本身急切地进行着“科学化”的过程,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主导,让“科学”成为政策制订的合理性来源(P19),而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努力地被“政治化”,即科学家非常强势地“影响”政治与政策的进程。这两点我们自然都不会陌生,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政治?

Greenhalgh援引拉图尔的理论,把“科学技术”看成一种通过不断划界而被“制订”出来的东西。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她考察了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三种“人口科学”。在CR的年代里,毛对于科学的理解被贯彻到整个学界的各个角落。传统的“社会科学”被取消,院系学科被合并,自然科学也未能摆脱这一命运。在70年代末,中国已经不存在当今意义上的系统的人口学研究。当计划生育问题在70年代末被重重地摆上台面的时候,只有三群科学家作出了反应。

第一个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统计学家”们。为首的是负责为中央政策作顾问的统计学者刘铮。他们并没有好的政治出身,长期投身于计划经济的统计领域,人口学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也得不到有力的数据和政治资源。

第二群人是国防科学家们。毛时代的文化革命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相反,当别的科学家们,尤其是社科学者们遭到压制的时候,国防科学家们仍然得到了国家的鼎力支持。其中的领军人宋健,便是出身八路军的控制论专家,长期负责导弹制导的相关研究。在70年代末,宋代表的这群国防科学家,是中国最完整,最具特权和地位的科学家群体,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唯一享受“科学家”身份的群体。

最后,也是最弱势的一群人是CR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学者”,这群人以人口学家梁中堂为代表。梁出身基层,热爱哲学,但因为CR,没有机会就读大学。他入伍当过兵,也在基层做过公社干部。70年代末梁得到机会进入山西省委党校工作,主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防科学家们看来,梁显然是“自学成才”的科学技术的“外行”。放在今天,恐怕离“民科”不会太远。

Greenhalgh发现,在70年代末缺少现代人口学数据和工具的情况下,上面三群学者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计生理论。其中,刘铮们小心翼翼地用有限的数据计算,建议施行温和的一胎化。而梁中堂则“土法炼钢”,利用自己在农村工作的经验和对农民生活的了解,给出了“间隔两胎”和“部分一胎”的建议。在梁中堂看来,农村生育率过高的问题不是农民想不停地生育,而是源于生产机械化程度低,社会保障不到位,才需要多生孩子来保证生活。(P182)

而与此同时,国防科学家们却另辟蹊径。1978年,趁着出国参加国家控制论大会的机会,宋健接触到了罗马俱乐部的人口危机理论和荷兰同行的人口控制理论。利用设计验证“巨浪”潜射导弹期间的晚间空闲,宋和同事们开始从零学起钻研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P137)。不同于前面两种“科学家”,宋的团队享受着极大的优势,他们有足够的数学工具(用来计算导弹制导和弹道轨迹,尽管他们完全没有可靠的人口数据),有物质基础(拥有当时数量稀少的大型计算机),并且能够很容易接触到政界与军方的高层。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相比之下,刘铮的团队出身堪忧,因此说话要小心翼翼)。因此,宋的团队可以任意援引罗马俱乐部“西方那一套”理论(作者指出,在西方,人口学家们并不接受罗马俱乐部的危机学说,并认为大时间跨度的人口估算因变量过多而根本不具备参考价值),且完全无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直接参考“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宋的团队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罗马俱乐部的“人口爆炸”学说,用公式组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口演变模型,并得出结论:结合中国的环境承载力,“最优”的中国人口是7亿上下,而只有推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才能阻止中国的人口增长变成一场灾难。最终,宋的建议成为了“只生一个”的国策基础。

Greenhalgh指出,尽管宋的团队一开始就占据极大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一步登天地影响决策。他们仍然要和前两组队伍一起加入到“可信度(credibility)竞争”中,只有从中击败对手,他们才能成为国家认可的科学。作者追根溯源,发现宋的团队这场竞赛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的成都会议,79-80年在北京的“缔结同盟”,以及最后于80年在红墙内的参与。

第一个阶段中,宋需要说服参加会议的高官们,并且贬低同时参会的对手,所以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划定“科学”的界限。三组科学家中,只有国防科学家们拥有复杂的数学工具,以至于参会的其他人几乎看不懂他们的模型。结合他们显赫的经历,另外两组很快就被贬低到了“非科学”的类别里,并且很难翻身。高层领导们也被宋的演算所吓倒,其中一人在访谈中对Greenhalgh说,(国防科学家们的)数据那么复杂,感觉起来应该是最科学的。刘铮在这场竞赛中保持了沉默,而梁中堂尽管奋力反击,但根本就得不到“科学”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宋和他的团队需要让他们的结论更上一级,达到中央的圈子。Greenhalgh发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两种手段。一是利用有权威的科学元勋,比如他们的老师钱学森和钱三强等人与高层领导们的私人关系,来传递自己的研究结论。另一种是利用自己从事国防科学行业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在后者中,一名王姓上将成为了宋和中央领导之间的传话人,最终成功帮助宋成为了新华门里的座上宾。

Greenhalgh论述到,宋说服元老们并不困难。一方面,元老们已经将农村和过多的人口定位为了中国“落后”的根源,并且早在科学界争论之前就倾向于推行一胎化政策了。另一方面,决策圈子内的反对声音很微弱,并且一下子就被宋给出的吓人的人口估算所震惊,以至于尽管老龄化、男女不平衡,4-2-1结构等等的问题都被讨论到,也仍然要推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此外,尽管没有人看得懂国防科学家们那神乎其神的控制论公式模型,他们用可视化的图标和数据成功地惊吓到了元老们,以至于中央要求宋——一名科学家负责起草那封著名的全面一胎化公开信。

当然——Greenhalgh讽刺地写到——宋写得太学术了,三易其稿仍不堪用,最后刊发的公开信,仍然来自于宣传部的重新操刀。

在全书的结尾,Greenhalgh总结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中,我们看到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出现。我的理解是,当说到“文化”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是一种“相联系”(relative)的东西,亦即是说,某一事实通过界定己身与他者的边界,而划定自己的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人群都宣称自己代表着人口学说中的“科学真理”(尽管没有人代表着系统的人口学),和其他“伪科学”划清界线,并且努力利用自己的网络和能动性获得被认证为“真·科学”的地位。宋和他团队的胜出不仅意味着全面一胎化的科学-政治结盟最终达成,也反映出邓时代的“科学”决策其实是用另一种意识形态——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科学”格外吊诡的两面:一方面,欠缺复杂的学科分类使得导弹科学家们成为了一场不科学的“科学”人口实验的始作俑者,让“科学决策”变成了一场随机的滑稽游戏;另一方面,正是对“科学”的分类划界的追求,使得“不科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被导弹科学家们排斥在了这场实验的决策之外。

Greenhalgh也提醒读者,尽管我们看到,梁中堂等人似乎代表了“正确”的科学面向,可是就算他们,也有意无意地陷入国家主义的“社会工程”讨论之中,从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女性作为计生所操作的主体所面临的强制暴力。 可惜,在整个计划生育的“科学决策”中,女性无论是作为参与者,还是政策对象,都几乎是缺席的。正如毛时代消灭“又红又专”的科学反而带来了“最科学”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49年之后的妇女解放把女权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却反而方便了计划生育这样的政策变成了一群男人们的游戏——尽管最终要承受政策之痛的,是妇女和无辜的女婴们。


38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2条

添加回应

推荐Just One Child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