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涌现”的动态过程

这是一本很难评论的书。

因为它本身的内容太过庞杂，观点太过散乱，甚至不无自相矛盾之处。福山写这本书，如天马行空，信手拈来，各种思想，各种理论，但凡能为所用辄用之。

框架的简明，与叙事的散漫，恰是本书的两个极端。

框架简明不言而喻，国家能力、法治、民主，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或者说三个组件，贯穿全书始终，辅之以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思想/合法性这三个过程性的，或者说背景（条件）的发展方面，有了这六样东西，全球各地区的政治制度发展无不尽收囊中，随意管窥之。

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个组件背后的促成因素，又云云总总，不一而足。地理或文化，军事竞争压力，民族认同，思想观念的传播，创新，技术的重大突破，世界大战的爆发，领袖人物的偶然选择，都可能对政治秩序的建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于是到了书的末尾，福山依然提出“大疑问”，自由民主制是一个普适性的东西，还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的产物？

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从马克斯·韦伯到亨廷顿，到福山，依然没有结论。也许在复杂的系统中，秩序的涌现，确实是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说是哪种或哪几种关键因素所决定。比如艾伦·麦克法兰讲《现代世界的诞生》，即所谓的英格兰道路，是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讲了个遍，技术、阶级、文化、家庭、法律、教育、宗教、伦理、民族，英格兰道路所代表的宪政民主秩序似乎是从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涌现出来的。丹尼尔·汉南最近的新书《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说讲英语的盎格鲁圈之所以走上自由和民主的道路，是因为基因中就有着源远流长的自由、契约、限权精神。这俩大体上可以归入偶然论、特殊论、例外论。而福山虽然提出了疑问，虽然在这厚厚的两卷本书中分析了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但骨子里大约还是认同普世论的，所以在书的末尾说：“政治发展的过程具有很明确的方向性，承认公民平等尊严的负责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本书最令人瞩目，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当属福山对政治秩序三要件先后顺序的叙述，尤其是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按他的观点，“先后次序大有讲究”，良好的政治秩序是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的微妙平衡，缺了任意一环，就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现代政治秩序。而已经达到三者平衡、建立稳定的现代政治秩序的国家，也可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过度发展打破平衡，造成政治衰败。美国的政治衰败是民主负责制、法治过度限制国家能力，造成政府决策权不足、效率低下。所以第四部分的政治衰败，几乎就是讲美国的情形。

福山对国家能力这一维度的强调，回答了非西方世界为何迟迟未能“到达丹麦”的问题。后殖民地国家由于在被殖民之前没有自己的国家建构（制度建构），因而在独立之后陷入混乱，西方殖民者留下的民主制遗产形同虚设，沦为依附主义。而东亚国家在西方殖民之前已经发展出自己的国家建构，因而国家能够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统治，但其余两者发展不足。两相比较，后者似乎更优。因为“今天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正是那些与西方接触之前已拥有完整本土制度的地方”。

很有为威权辩护之嫌，虽然福山本人在书中是极力否认的。
 
客观地说，此论是尊重现实的。现实如此。相对开明的专制，较之无序的部族混战，的确更优。
 
问题是在国家建构过度有余的地方，如何发展出后两者？路径似乎依然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阶层的变化，中产阶层的出现，参与社会动员，从而实现民主和法治。

在本书中，福山并没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议。他只是用这样一个框架，用厚厚的两卷本回顾了政治秩序的发展历史。有许多人感到失望，还有一些人觉得福山是在写畅销书，专业人士有些不屑一顾。刘瑜的导读对本书也没有给出多少赞语。不过，我觉得，福山这样的回顾还是有意义的。将政治秩序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加以叙述，可能比提出某个宏大理论更有意义。政治秩序确实是“涌现”出来，而不是人为地、有目的地“建构”出来的。理念的传播、人心的向往表明，它确实有方向性，但其达成，殆非朝夕之功。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