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牙缝
在讨论全球化造成的飞地的时候，容易关注两极而非中段。的确，全球化议题中更能引发人们讨论兴味的总是高精尖技术的共享，或关怀维度爆表的底层贫民窟。
不大记得是《落脚城市》还是哪一本相关书籍里都有说到，极端底层的贫民窟现象已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重要观光目的地。这有趣吗？这透着荒唐。
在下沉中发掘下层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田野目标的主流思路，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在忽略一部分极富价值的领域：他们身处的都市里那些容留异乡人的区域。可能远谈不上赤贫，但与周遭相较，它们其中存在的种种群体及现象，值得被注意。因为比起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两端，城市的牙缝里居住着的这些人群，是实实在在感触这个社会各方面运作状况的人。
嗯，城市的牙缝，是某次灵光一现的想法，但是又算准确。其实这些区域未到令城市管理者试图彻底清理的程度，他们和街头的一切一样很容易被看见，却往往又被多数人视而不见。但假若忽视日甚，牙缝里的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口腔。城市这个有机体也就寝食难安。
小时候在“市农村”上学的经历，如今想来成为宝贵的“牙缝时代”记忆。因为就近入学的划线正好被划掉，不得不从全市第一的小学辗转去到末流到不知名（毕业后还被合并掉）的一所小学就读。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走路上学，从市政府的幽静大路一直走往“市农村”的犄角旮旯里，一路上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如果这道路是一首曲子，那肯定是从静谧的轻音乐混搭到觥筹交错的土摇，诡异，且留下很多记号。
那时候是不太会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片区域出现在城市里的，其实那时候在市政府附近已经出现了超市、连锁快餐等如今看来都算是现代化与全球化标志的一些事物，而“市农村”那里还是非常残破的小卖部，三无小食品店，坑坑洼洼的土路和上下坡，下了雨就到处水塘泥塘，完全不像外面铺完柏油铺水泥的崭新模样。
2000年前后的时候，南京的现代化程度在国内来说其实真的挺高的，公交车等公共设备的先进程度甚至超过北京。可我还是每天路过那些老旧照相馆、臭气熏天的菜市场以及随处铺块布就售卖的摊点。对于一个孩子当然冲击力不可能深刻到想要去对比外面世界与学校周边，但至少心里知道一件事情：那所失之交臂的小学里，他们每个班都有电脑和电视机。
这是很可嫉恨的，就像是身处重庆大厦里面的人，尽管觉得比下有余，但还是清楚明白自身所在远谈不上是最好的香港，物质设备就是如此简单划伤了小小的心灵，我们对于南京别的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待遇，心知肚明。
这绝对影响了我们其中许多人的童年心态，也就影响了我们回忆这段经历的表述。固然，我们会记得那些烂漫的嬉戏时刻，但是在画面性的回忆上，我们记起的，还是那一片残破。
因此有种多情式的共情，会觉得这些来到重庆大厦的第三世界的青年们在很多时刻也处于心理挫败状态。他们不是没可能成为更好的人才，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相对优秀的人才，他们甚至在香港境内参与一些公益扶助活动，如果稍微有一些上升路径，他们就可以发展得更好，甚至更愿意融入这个社会，但是没有，香港宽容也无奈，仅提供了这么一座租金低廉的大厦供他们安身。
这就是仅能保证基本尊严的生活了，这条微妙的线使得大厦里的各类群体变得松散、敏感、关注自我。当然，这种现象放诸寰宇皆然，但在这幢大厦里，他们成为了香港政府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没有很强烈的留驻意愿，也不会积极地拉帮结派。生存空间对人与人群的影响有多大，世界上比贫民窟更多的，恐怕是诸如此类的大厦。
若干年后，童年消逝，那爿市农村也消失了。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即便是残迹处处也会说拆就拆的。像一片用过的创口贴，带着斑斑血污和一点温热，被丢掉。这时候我们倒会反过来想：原先住在这里近乎已经形成自给自足村落形态的人们去了哪儿？
应该有安置，但愿不再是继续被边缘的地带。
不大记得是《落脚城市》还是哪一本相关书籍里都有说到，极端底层的贫民窟现象已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重要观光目的地。这有趣吗？这透着荒唐。
在下沉中发掘下层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田野目标的主流思路，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在忽略一部分极富价值的领域：他们身处的都市里那些容留异乡人的区域。可能远谈不上赤贫，但与周遭相较，它们其中存在的种种群体及现象，值得被注意。因为比起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两端，城市的牙缝里居住着的这些人群，是实实在在感触这个社会各方面运作状况的人。
嗯，城市的牙缝，是某次灵光一现的想法，但是又算准确。其实这些区域未到令城市管理者试图彻底清理的程度，他们和街头的一切一样很容易被看见，却往往又被多数人视而不见。但假若忽视日甚，牙缝里的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口腔。城市这个有机体也就寝食难安。
小时候在“市农村”上学的经历，如今想来成为宝贵的“牙缝时代”记忆。因为就近入学的划线正好被划掉，不得不从全市第一的小学辗转去到末流到不知名（毕业后还被合并掉）的一所小学就读。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走路上学，从市政府的幽静大路一直走往“市农村”的犄角旮旯里，一路上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如果这道路是一首曲子，那肯定是从静谧的轻音乐混搭到觥筹交错的土摇，诡异，且留下很多记号。
那时候是不太会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片区域出现在城市里的，其实那时候在市政府附近已经出现了超市、连锁快餐等如今看来都算是现代化与全球化标志的一些事物，而“市农村”那里还是非常残破的小卖部，三无小食品店，坑坑洼洼的土路和上下坡，下了雨就到处水塘泥塘，完全不像外面铺完柏油铺水泥的崭新模样。
2000年前后的时候，南京的现代化程度在国内来说其实真的挺高的，公交车等公共设备的先进程度甚至超过北京。可我还是每天路过那些老旧照相馆、臭气熏天的菜市场以及随处铺块布就售卖的摊点。对于一个孩子当然冲击力不可能深刻到想要去对比外面世界与学校周边，但至少心里知道一件事情：那所失之交臂的小学里，他们每个班都有电脑和电视机。
这是很可嫉恨的，就像是身处重庆大厦里面的人，尽管觉得比下有余，但还是清楚明白自身所在远谈不上是最好的香港，物质设备就是如此简单划伤了小小的心灵，我们对于南京别的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待遇，心知肚明。
这绝对影响了我们其中许多人的童年心态，也就影响了我们回忆这段经历的表述。固然，我们会记得那些烂漫的嬉戏时刻，但是在画面性的回忆上，我们记起的，还是那一片残破。
因此有种多情式的共情，会觉得这些来到重庆大厦的第三世界的青年们在很多时刻也处于心理挫败状态。他们不是没可能成为更好的人才，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相对优秀的人才，他们甚至在香港境内参与一些公益扶助活动，如果稍微有一些上升路径，他们就可以发展得更好，甚至更愿意融入这个社会，但是没有，香港宽容也无奈，仅提供了这么一座租金低廉的大厦供他们安身。
这就是仅能保证基本尊严的生活了，这条微妙的线使得大厦里的各类群体变得松散、敏感、关注自我。当然，这种现象放诸寰宇皆然，但在这幢大厦里，他们成为了香港政府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没有很强烈的留驻意愿，也不会积极地拉帮结派。生存空间对人与人群的影响有多大，世界上比贫民窟更多的，恐怕是诸如此类的大厦。
若干年后，童年消逝，那爿市农村也消失了。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即便是残迹处处也会说拆就拆的。像一片用过的创口贴，带着斑斑血污和一点温热，被丢掉。这时候我们倒会反过来想：原先住在这里近乎已经形成自给自足村落形态的人们去了哪儿？
应该有安置，但愿不再是继续被边缘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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