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盧漢超《霓虹燈外》的逐章內容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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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05 看过
导论说明中国城市史研究脉络与本书的思想之关係,并交代主要问题视角。本书不关注上海灯红酒绿的上流社会而转向了黄包车伕、码头工人与街头乞丐等小市民和城市贫民,不谈外滩而看胡同里弄,并且从这些平民日常生活中考掘商业行为和商业文化。这也暴露了当时期城市的「矛盾性」:荣耀与耻辱,嚮往与恐惧在一个人心态中的溷杂。在理论脉络上,本书回应了三个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热点:城乡关係从古代中国到近现代中国的变化过程;商业文明与城市认同问题;西方理论与「中国中心论」。本书的研究方法採用了抽样访问、问卷调查与档桉分析。

第一部「寻求都市梦」第一章「到上海去」概览式梳理上海的社会阶层形态及其历史演绎逻辑。上海经历了从乡村到旧城再到现代都市的转变,而移民包括国外移民与周边移民)构成了绝大多数市民,商业精神与活力则是当时中国相当新奇的发展意向。一方面,外国租界内华人与洋人的关係:经历了清廷隔离洋人避免其在中国过度发展的孤立政策,到后来因为小刀会事件,而华洋杂居的格局。但并非所有洋人都居于上层社会,亦有做苦工者。另方面,来自国内尤其是江浙与闽粤的移民怀抱着双重身份的想像,既以自己是上海人为荣,但也时刻不忘自己的籍贯身份。故「故乡情结」既成为外地人在上海团结与落脚的重要工具,如同乡会、会馆与乡帮等,另一方面也成为政府驱赶外地人回乡的有力武器(「动员返乡」)。如果从垂直社会关係考察,社会精英(地主、商人、知识份子文化精英)、小市民(如工人与职员)以及贫民(无业者、流浪者、临时工等)是上海社会阶层基本结构。其中,「小市民」概念得到了详细论述:即他们应是街坊与市井之辈,以居住社区为自己社会基础的中下阶层。

本部第二章「人力车世界」承接上一章论述。人力车(黄包车)是19世纪末上海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又分为公共人力车和包车两种,分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牌、「小照会」以及华界牌照三种。其中,外国公司佔据了人力车的大半市场,而中国公司多以同乡和帮派等方式垄断小部份市场。人力车伕则成为了贫民的同义词,他们多来自农村(尤其苏北地区)。这些人力车伕单身居多,有家事者,妻子多是纺织女工。这是当时上海贫穷阶层家庭的典型形式。在业馀时间,人力车伕仍会回乡务农或谋求它业以维持生活。但这种艰辛生活仍比他们的农村生活好了不少,一些成功的人力车伕最终还卖下了人力车,实现了独立生活(从「野鸡车」到车行)。而且,他们也有意识使自己子女接受教育,以摆脱艰难生存境况(如上海人力车伕互助会)。在工作中,轮班制和跑短途是主要形式,这也是使年长者依然能具从业体力的重要原因。在日常生活中,赌博、吸鸦片、打扑克牌和麻将牌以及听评弹是主要的娱乐休閒方式。但人力车伕也有漫天要价与敲诈勒索等现象,并构成了上海负面文化中的主体。最终,作者认为人力车伕在从农民转向小市民与小商人的过程中,必须融于都市生活与商业文化,这也使他们成为上海文化的具体承载者和展现者。

第二部「立锥之地」第三章「逃离棚户区」叙述入城农民与居住空间的问题。在上海,平房与棚户是最低等的住处,逊于里弄住宅和西式洋房。里弄住宅是上海人最主要的居住形式,而棚户区则居住了约五分之一的上海人。在空间分佈上,平房与棚户遍佈上海近郊,佔据了上海城市之边缘。药水弄是上海最大的棚户区,住户最多时有四千户一万六千人。蕃瓜弄与肇嘉浜则是二战时期的棚户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棚户被逐步改造,但药水弄迟至20世纪70年代仍旧那样。就住户身份而言,棚户区往往住的是刚刚入城的农民,以及失业者、人力车伕、乞丐、童工、纺织工人和码头工等底层群体。他们的理想多是进入工厂当职工,因为这样便可摆脱棚户区而住入平房等状况稍好的住处。

第四章「小市民之家」转入讨论小市民们的里弄住宅──研究者熟视无睹的重要生活空间。这从空间格局与环境及其变迁过程的描述、居住者与利益相关者以及里弄的非居住用途。首先,里弄是现代房地产在中国出现的重要标志,既适应了上海老百姓的需求,也改变了老百姓日常生活方式。例如,里弄的命名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某种居住空间下的身份认同感,即居住社区概念得以形成。里弄随着时代也在格局上不断变化:从多开间到单开间,从宽裕到愈发拥挤紧凑,从设施简陋到不断现代化。这些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变革的表徵。其次,与里弄具有利益相关的是房东,他们(包含二房东与掮客等)在里弄租赁过程中,发展出转租业这个庞大的行业体系。最后,里弄住宅犹如大杂烩一样容纳了各色人等,职业、身份、地位与故乡的悬殊差别早就了里弄的特色文化。例如,不少文学青年的灵感便是在里弄生活中习得的。另一方面,里弄除了住宅功能外,也兼具工厂、学堂、商店与银行等商业属性(即「里弄XX」),其中既有小商小铺也有大店商号。更有趣的是,里弄由于其複杂性格,也成为革命党人、妓女、鸦片吸食者、算命佬等特殊人群活动的重要空间,甚至具有宗教信仰中心与政府机构等机构。

第三部「上海屋簷下」第五章「石库门后」叙述了石库门内及其社区内,上海小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故事从清晨的「倒马桶」讲起,这是家家户户每日必做的事情,也使收粪工这一行业延续到了现代化的大上海。此后,便是人们置办早餐,开始了与商贩经年累月持续不断地交道,如购买食品(小吃、宵夜等)、上门服务(理髮、缝穷婆、租书、修理修补、鸦片交易等)。最后回到邻里关係的考察,保甲制度、临时市民组织与邻里关係的自然反应是三个主要问题,其中最后一个是居民们真正的日常生活政治。简单说,政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但实际上石库门的小市民们并不容易感受到政治的存在。作者主要描述了傍晚閒聊、里弄的恋爱与暧昧、因琐事而起的吵架和口角三个例子。

第六章「石库门外」叙述的是弄堂之外的街道,这并不是南京路与外滩,而是属于小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与消费空间。首先,里弄住宅中面向街沿的住宅往往会将客厅辟为大小有别的商铺,以赫德路为例,包括了米店、老虎灶、大饼店、煤球店、烟纸店、大众餐厅和裁缝店等。小菜场(即露天市场)是又一重要的石库门以外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些菜场多是自然生长与聚集而成,并非是刻意建设出来的。至民国时期,菜市场较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前的商贩,成为人们主要的买菜形式。再者,事实上小市民在自己的街区便可完成日常生活的购物需求,而没有必要前往南京路等地。因而逛马路也成为小市民喜欢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诸如静安寺、徐家彙、提篮桥、北站、老西门和曹家渡等地都具备类似功能。而下午和夜晚是小市民喜欢的出行时间。最后,街区的商业活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来自同行公会、政府和地方恶势力的干预。在同行公会上,不同层次的商贩在情绪上差别很大。例如,对小商贩而言,它们觉得同行公会只会保护大商店,对自己而言意义不大。对政府而言,它们的权力极难真正渗入到上海最底层商业。但政府有意收编同行公会以实现对底层商业的控制。换言之,同行公会也成为政府不直接出面便能解决行业纠纷的重要缓冲媒介。或许,地方恶势力的骚扰与敲诈才是小商贩们最头疼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也间接表明了政府在涉入底层商业中的乏力。

结语指出,近代上海是城市化、西化与现代化三者盘根错节下的複杂产物。第一,但对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言,西化的影响似乎极其有限,而传统仍然强有力地生存着。更何况,上海的小市民们具有老练的适应能力,不断将中西与传统或现代调合以为己用,这便是实用主义当道的基本思路,很难说包含了多少政治性的构想。首先,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是并存的。例如,新曆的推广并不意味着阴曆或节庆的消亡。新曆节庆与阴曆节庆都可以展现于里弄或各种公共空间。再如,轿子与独轮车一直存在于上海市民生活之间,直到黄包车的出现,才使轿子从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转为婚嫁仪式的用车。更有趣的是,独轮车因为容易穿街走巷,即便在私家车出现后,它仍旧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简言之,上海的弄堂彷如城市里的乡村,而弄堂里的居民则似城市裡的村民一样(本书,282)。第二,上海人对西化或西洋人的态度,不是如崇洋媚外或反帝运动那样简单,上海人对西洋人的态度实际上冷静得多,他们必须努力协调华洋之间的矛盾,平衡这两难结构,才能使各方彼此通融与和谐相处。我们之所以产生了对上海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的印象,也许与我们过去太少讨论小市民及其商业文化有关。第三,对共产主义者而言,上海与西化始终是同义且必须得到彻底革命的。但他们都严重低估了上海小市民的複杂性,其所为「解放」也远未在小市民中缠身彻底影响。例如,虽然居委会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对新政权的反感,但小商小贩仍保持着一定生命力继续营业。即使是三大改造使商店「改头换面」,但对居民来说,这似乎是换汤不换药的事情,旧有的铺位、营业时间、顾客甚至僱主都如旧,难言有多大差别。真正对顾客造成影响的是1955年以后粮油定量供应制度。之所以小商店能经久不衰,很大原因在于它们的特指,如商住合一的结构使商店可以长时间经营,而政府也无需为之提供任何国家福利。即使是在1968年政府以「不再发新证照」的方式,希望商店随着时间逝去而自生自灭的理想,最终也不能如愿。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这些小商店又重新活络。这些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传统重新复振,就像是永远都无法打断的连续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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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灯外 霓虹灯外 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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