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规训与革命的寓言

江海一蓑翁
2015-11-28 看过
在多年以来浸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当代中国思想流派分化的研究之后,汪晖先生的最新一本著作——《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重新回到自己鲁迅作品文本阐释的学术起点。这本书虽然篇幅短小,但可谓是微言大义。在关于《阿Q正传》的解读文章和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的情况下,汪晖的新著仍然能做到言人所未言,非常值得关注。

关于《阿Q正传》的既往解读文献,往往把关注焦点放在探讨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样两个方面,革命寓言派和人性批判派往往各执一词,相争不下。而在汪晖的这本书里,他创造性地认为:“所谓革命的语言,就是关于国民性改造的寓言”,从而把《阿Q正传》一直以来两个旗鼓相当的意义指向合二为一。在汪晖看来,阿Q这个人物本身,就是鲁迅根据自己的现实观察和主题指向综合创造出来的一个寓言式人物。阿Q用来自我满足的精神胜利法,以及他性格中的各种缺点,并不是直接指向对所谓“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因为这个人物的诸多性格行为,内嵌于传统帝制社会的等级秩序中,他所有的自我,都是历史和现实秩序规训的产物。辛亥革命,本来提供了一个打破等级秩序的绝佳机会,也给等级秩序的规训产物——国民性的改造提供了契机;然而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它并未能够触动基层社会秩序。正基于此,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在鲁迅的文本里,就跟对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合二为一。上述两种解读流派之间的分歧,通过汪晖对于鲁迅作品的文本细读,得以实现统一。

正如汪晖所说,在鲁迅先生看来,一直存在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历史开端的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对于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的承诺;另一个则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它的形态毋宁是重复。”而在《阿Q正传》中,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正是出于对这场革命所承诺的秩序变迁的忠诚。正如鲁迅写完《阿Q正传》后在一篇创作心得的文章里提到的那样:由于革命的爆发,传统等级的名目虽然已经消失,但等级制度及其隔膜,却像鬼一样渗透到人的灵魂之中。正如马克斯•韦伯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必备条件一样,鲁迅先生同样认为:传统秩序和伦理在普通国民内心深处的阴魂不散,是制约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用“正传”来给阿Q的故事命名,正是希望通过把普通国民的事迹纳入正史的谱系,来给他理想中的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带来的现代秩序和观念正名。

鲁迅把故事的主角定位为一个农民,也颇为值得玩味。或许在他看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辛亥革命正是没有解决普通农民的贫困、卑贱和被压迫的地位问题,没有进行农村的现代化改造,才被视为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这一点,跟日后中共大力依靠农民,发动土地革命形成了明显的呼应与映照。基于这样的视角,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的多年以后,成为中共主导的左翼文学的领袖人物,也绝非出自偶然。

汪晖这本书的核心段落,是围绕鲁迅文本中所记述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展开详细的分析与阐释。这六个瞬间展现了阿Q强烈的生存的本能与渴望,然而这些本能与渴望却最终把阿Q带向了死亡的结局。基于这样的脉络,汪晖认为,鲁迅是从国民一种最为世俗的需求角度,展开对革命可能性的探讨。汪晖把这种最本能的需求,用“生命主义”来概括。在他看来,生命主义的核心是将生命的价值置于一切之上,而生存本能也作为维系生命存在但又不断被压抑的能量而获得肯定。而当现存秩序和价值威胁个体生命之时,这种生存的本能就可能转化为对于一切传统、权威和秩序的颠覆。因此对于一种革命的伦理来说,生命主义是前提性的,是基本的。阿Q多次参加革命的动机,正是源自其生存本能;而阿Q最终的死亡,也跟革命在现实层面的失败,划上了等号。

从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中对于《野草》的精彩阐释,到如今《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里对于《阿Q正传》的经典新论,汪晖先生回归鲁迅作品研究的探索和尝试值得赞赏,而他在这本新书里对于革命、规训与国民性的种种论断,也跟其这些年里对于革命、阶级和意识形态演化的诸多思考,形成了交相呼应。细读《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与《反抗绝望》里的论述差异,也可以给理解汪晖先生数十年思想演化的轨迹,提供一个侧面的参考。

                                     2015.10.25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首发于2015年11月25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见报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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