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论中国古代城市

知闲
2015-11-27 看过
  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的几篇重要论文,一方面读起来很爽,另一方面又很让人恼火。这似乎是美国六七十年代很大一批论著的共性。这批论著之一是亨廷顿著名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方面,它的文字够经典,读起来很享受。另一方面,你又禁不住会怀疑,这个人真的有做什么研究?他是在胡扯、写文学作品还是科学论著?如果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最好的时光——也许不是——那么这段时间的许多作品或许也昭示了其长处与弱点:以简单犀利见长,以深度不够思虑不全为病。

  施坚雅的研究依赖于两种理论:中心地理论和齐普夫定律。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适用于中国最重要的那些城市。按照“中心地”理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应当处于地理的中心,然而北京和上海,或施坚雅谈到的其他最重要的那些城市,几乎无一能略微符合这种要求。按照齐普夫定律,中国最大城市的人口应当为第二大城市的两倍,而这显然无法成立。
  为了挽救她的研究,施坚雅不得不将中国分成几个独立的地区来讨论(242页)。这种划分方法与其说是来自经验研究,不如说是来自理论预设:中心地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独立的农业区;而齐普夫定律成立的前提,则是独立的工商业区。按照中心地理论,最大城市应当是农业区的最中心,而按照齐普夫定律,最大城市应当是一个先发城市(通常是具备便利的贸易条件的城市)。施坚雅没有认真讨论这两种理论的重要分歧,不过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她对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分区为好。
  施坚雅将中国古代的城市体系分为8个大区,依据是大宗物品的陆运太昂贵,因而过于稀少。因此,水运是大宗贸易的主要渠道。相比之下,可以由水运联通的区域内部的贸易可以大为发展。而区域间的贸易则寥寥无几。根据这种考虑,中国的古代城市可以分成8个独立的大区(长江上游、华北地区、长江中游等等,245页)。只有在这些区域内,城市才可能得到高度的发展,而城市体系也才可能得以形成。因此,在例如云贵地区,由于缺乏此一水运渠道,城市就并未得到广泛发展,而由贸易所塑造的城市体系也并未形成。
  施坚雅的研究让人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力量。她在四川平原的实地调查发现,中国传统的农村没有专门的经济区域,但是又需要贸易,因此二三十个村落的中心会形成一个市集,是为最初级的中心地。这些初级的市集本身并不生产大多数商品,亦即它们要依赖更大的生产中心。如此等等,城市体系逐级形成。最大或最顶级的城市,理应是最大的贸易重要和最重要的生产中心。
  施坚雅的这一分析思路至今仍然很有力量。如我们看到的,在双十一,北上广是最大的发货地,这意味着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同时,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厂商也分别分布在北上广,这意味着他们是最重要的生产中心。
  但是再一次的,这种理论对现实的拟合并不总是能成功。首先,在施坚雅的贸易体系中,没有哪个真实存在的城市会构成某个地区的“中心”。一个市集,的确构成二十多个村庄的中心,或贸易中心。但是这个市集可以向其他许多贸易和生产中心购买货物,因此在贸易体系中却并不存在这样的中心,除非出现了某些特殊情况。
  回到实际案例的分析,我们很难理解华中或长江中游地区为什么会被认为存在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或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地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武汉会成为长沙的上级城市。
  施坚雅清晰敏锐、然而矛盾和漏洞重重的伟大分析,兼备了力量和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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