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小书评

sophia-zhang
2015-11-22 看过
《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小书评
这本书郭亮老师写的趣味性很浓,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于主题的真切好奇与关照。例如开篇不久说道,“如果说有史以来,地球表面的大陆、海洋结构没有发生过巨大变更的话,那么地图本身的变化就极为有趣……世界轮廓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为人所知、理解、描绘和展示。”(郭亮:《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商务印书馆,2015年2月第一版,第9页)。让读者对于地图的流变与发展充满期待。
对于地图的绘制,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中国古代的地图并无多少信心,并且认为地图乃是科学与数学之事。而在此书中,老师从艺术与科学以及政治社会等多方面来回顾了欧洲与中国的制图史,让我们看见欧洲的地图并非总是看上去那样充满科学的准确性,例如对于欧洲,“艺术技巧在17世纪前始终是地图绘制的关键因素”(本书139页);中国的地图也并非总是那样的缺乏科学性,尤其是绘于1136年《禹迹图》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地图中是让人震惊的:《禹迹图》是最古老也是最早用网格符号表现比例的地图(本书11页),图中长江与黄河的线条如现在的地图一般准确。但这样的地图现在看起来前无古人(东汉至9世纪末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地图遗留下来),后无来者,“究竟《禹迹图》的作者是谁?以何种方式绘制地图?这些都是历史之谜”(本书11页)。
郭亮老师在书中强调了地图并非仅只是科学的产物,地图在不同时期扮演过不同的角色。欧洲最早的T-O地图带有基督教的浓厚色彩,是基督教的表现手法;在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新的地图象征了帝国的疆界,富有厚重的政治意义;在大航海的冒险时代,不同的地图绘有不同的航海路线,不同的补给港口,不同的对未知大陆的描绘,这些航海图在此时便是一种商业机密;地图中的装饰图案常常富有异域风情,使地图成了民族学、人类学的集散地……凡此种种,读来才知地图曾经的在科学之外的广阔意涵。
同样的,在中国,地图也并非只是一种想当然的对领土的描绘。它的绘制手法,内容与意义同样广泛并吸引人。例如书中有句引文:“好”的地图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利、责任和感情(本书37页)。就像老师在书中写到的对于海岛与海防线的描绘一般,实际海岛与海防线大小与形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对于朝廷的政治与商业功用,例如对于台湾岛的绘制,这片曾经被认为是不毛之地的土地显然没有在过多的古代舆图中占据了准确的位置。相反,作为农业国家,陆地上的水域则是舆图的重中之重,例如西汉初期绘制的马王堆地形图中被精确描画出的水系线条(本书207页)。此外,同现在一样,地图对政府的最大作用涉及政治、军事以及赋税,地图是执政者的媒介之一(本书37页)。然而地图在古代,其象征意义更加突出,而作为知识的载体却止步不前(本书38页)。技术对中国地图的推动似乎还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并且对于中国古代的地图,对文字描述的重视往往超过图像表现。
郭亮老师在书中也简单追溯了山水画的起源,认为山水画源起于魏晋时佛道教的盛行,与归隐山林或南下的文人的生活经历相关,读来兴味盎然!“善于绘画的文人和宗教信徒,便使这些作品画成兼具地图与写生艺术的山水画”(本书153页)。然而这些画并非单纯的绘画,而是“写生亦兼具地图性质”,“在”古代中国有很多绘画与地图制作互相结合的例子,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图’字意义的不明确性:中文的图字,即指图画,也指地图。”(本书153页)。
同样的,在欧洲的17世纪之前,图画与地图也并无明显的区分。例如维米尔的《代尔夫特的风景》,被认为是荷兰城市的地貌图(topography?),以及扬.凡.艾克和勃鲁盖尔式的”世界风景”绘画,被认为与地形图的绘制并无多大差别。并且对于维米尔来说,地图也是绘画中的重要元素,值得他不遗余力的去准确再现。
出现在维米尔九幅绘画中的地图,不仅反映了在17世纪荷兰人的生活中地图的暗示作用:暗示富有与暗示良好的教养(本书162页),也是其绘画中一个精确的“定量信息”——有力的支持了维米尔使用暗盒作画的猜想(本书167页)。
然而在欧洲17世纪之后,现代科学体系的确立开始了,科学在地图中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凸显,艺术的趣味减低直至消失。关于地图最早的一本科学著作是欧洲古代,生活在埃及的希腊人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书中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地图的投影方法,这是西方制图与中国制图最大的不同之处(本书44页)。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科学测量和工具可用来保证地图绘制的准确性。然而在中国,(技术与地图)二者之间似乎总是若即若离,技术对中国地图的推动似乎缺乏内在连贯性和系统性,以至于西汉初期绘制的马王堆地形图中精确描绘出了水系,1136年的《禹迹图》中出现了网格与精确的水系,这些突然出现又并没有良好传承下来的科技与制图惯例成了历史悬案。
另外书中谈到了欧洲地图一直以来的“全球视野”观,这一点也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从最早的基督教T-O地图开始就是这样。我最近在看《古代哲学史》,里面谈到“这种‘世界一家’的观点是从斯多葛派开始的;但是在实践方面它要开始的更早些,它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古代部分)》,何兆武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253页)而后来的基督教,则是接受了斯多葛派的许多东西(“世界一家”的全球观念也应包含其中吧)。
总之,“地图是一个庞杂的有机体,会反映出制图时期的政治、文化、军事、科学发展和社会变迁。了解地图发展的最便捷途径,就是首先看一看它们的构成(科学)基础、系统运行模式,这样就可以明了不同时期地图面貌之由来。”(本书280页)。
书中谈到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外交,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在宗教传播、礼仪之争中显然不具有过多的调整空间,然而艺术与科学却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于是他们便通过艺术与科学(地图就是很重要的媒介)更加深入结交中国的官员,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也是老师选取以地图来作为本书重点的原因之一吧?那么当时是否只有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是否只有耶稣会士深入中国内部最为成功呢?
阅读老师写的这本书是一种满足求知欲的旅程,何况这本书印制的如此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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