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另一端,时代的另一极

俞耕耘
2015-11-17 看过
(刊于《晶报》深港书评·专题2015年10月18日 第A10版、A11版)

文/俞耕耘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连续三年赔率领先,终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至少说明,这个名字虽不为国人熟悉,却自有得奖的道理。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纪实作家,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在当了几年记者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写出了她第一部作品《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该书因批评苏联的户籍制度,而被查禁。至今她已出版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另译为《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皮娃娃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另译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我还是想你,妈妈》等。
   “她复调式的写作堪称纪念我们时代苦难与勇气的一座丰碑”,
却并未沦于人类灾难的机械展示。她以虚构的另一端——“纪实”书写,创作慑人心魄的口述作品,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重大历史事件,却并未绝望。这都源于她的立场:超越具体时代政治,以弱者的边缘姿态,用个体生命的最高价值为无名者正名,为沉默者发声。
 战争一直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为深沉的书写主题。长久以来,战争只存在于新闻话语、政府当局、史料词条的冰冷叙述中。它们的书写权威而单一、高大而空洞、抽象且僵硬,阿列克谢耶维奇却以采访口述的形式还原了一种来自个体的多元声音。作家最强的光芒也许正是她以“我”取代了“我们”,以女性、儿童的立场审视,用批判的抵抗姿态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主义。
   《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是我国译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一部作品。作者亲自走访两百多个村庄,采访数百名二战中的苏联妇女、士兵和后勤人员,通过访谈展现了战争对女人命运的改变。然而,由于作家完全采取一种“独自行进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历史叙述,与苏联的官方宣传形成了强烈抵牾:全书没有对苏军参加二战正面歌颂,相反控诉了战争对于苏联女性的摧残抹杀以及民族所承受的战争重创,被当局批判为宣扬“战争恐怖主义”。这本书也奠定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以纪实文学,用真实访谈口述表现战争严酷与人性坚韧。最新的中译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复原了大量被删内容,将以忠实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还是想你,妈妈》则叙述了卫国战争时期数百万苏联儿童的死亡,他们在战时只是不满十几岁的孩子。作家再次选取了弱者(孩子)——最公正,也最不幸的口述者,它无疑比女性视角所记录的战争更加惊人。
反思战争成为作家书写的精神之旅,任何创伤都指向了一种人类学视野,一种超越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的战争观。她从个体生存延续的意义上指出:“任何一场战争,不管谁指挥的,为何而战,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残杀。”拿战争考验人无异于医学上的活体实验。她检视了战争责任,探讨了受害与残害总是同一共在的悲剧。因为我们贴得太近了,无从逃避,在战争中只有永无止境的复仇,人不如兽,在伤害与受害中轮回。
在谈论阿列克谢耶维奇时,我们往往只注意她记者出身,纪实写作,却很少有人关注她表面“极度客观”背后的艺术性、结构性和创造性。事实上,她在以复调小说的手法写非虚构文学,采访并不代表她没有潜在的介入。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在文本自然呈现中灌注、渗透、导向了读者的情感。全书选取的对象、摘录的对话完全形成了一套结构主义的声音史、话语史。她曾说“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聆听世界的”。当我们说作家获奖赢在宏大的政治主题与苦难书写时,或许并不全面。事实上,作家总是以私人化的个体视域消解政治的宏大叙事。“宏大”的印象其实得益于复调的全景式与多声部。她的作品更像是架满摄像机位、录音设施的系统。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切镜头的导播。作为记者,她深谙图像或许比语言有力,场景也许比叙述震撼的道理。从而,写法上的推拉挪移,切换调度使得作品尽显情感空间的叙事张力。
作家通过作品阐释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创作观:这是从人走向人的人本主义、从文献走向形象细节的情感温度、从日常实况走向精神体验的历程。基于这种历史观,她的作品体现出强大的道德力量、政治批判与人性关怀。非虚构的创作手法无疑放大了这三个闪光向度,深得诺奖赏识也就并非偶然。
或许,她的真正价值在于反思了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传统:抽象真理高于人的生命。阿列克谢耶维奇通过不同人物的情绪弥漫、主题再现和立场变奏,除了对苦难进行铭记,更是为了重新审视生命、事物价值和关于人类自身生存的神话。
《锌皮娃娃兵》这部关于阿富汗战争的纪实文学向我们展现了非虚构的力量:极度的真实甚至比虚构更为荒诞,它看上去天然就是一则残忍的政治寓言。它成为一部非权力、非男性中心主义的战争口述史,是作家战争书写的典范。
当娃娃兵的母亲在墓地里讲述儿子们的事,当俄罗斯小姑娘送给没有双臂的阿富汗小男孩绒布小熊时,作家原本零度的叙事却传递出:也许只有女性与孩子超越了战争仇恨、呈现出人性珍贵。她抗议用男性的视角看待战争,“战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质。对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军官们不会理会伤残士兵,在他们用目光观望袒胸露背的漂亮妇女时,“只有女人才能说出来,让人伤心的话”。作家以敏锐的女性视角,挖掘战争中妻子、母亲的伤痛记忆,无疑弥足珍贵。
在作家笔下,这是一场偷偷摸摸的战争,甚至它似乎从未发生,只留下了阴影创伤。它莫名其妙,只有虚假的理由(国际主义义务、南部国境安全)、表象(支援阿富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妇女儿童人道救援)。没有人提及俘虏、阵亡,因为战争在宣传中并不存在,它只被简化为娃娃兵的自然死亡。
她冷峻地剖析了战争对人性心理的吞噬和扭曲。从惧怕到习惯死亡,从被杀到杀人,从同情不忍到麻木不仁,从痛苦感伤到快乐庆幸。所谓的军令使娃娃兵认识到,先杀人就能活人的丛林法则,无论面对孩子还是其他平民。死亡成为必不可少的日常风景,娃娃兵从天使沦落为撒旦,他们看到的不是生命,只是一个个军衔首级表象的阿富汗币。谈论金钱远比关注死亡重要实际。当战争的不幸与狂怒只能以杀人复仇的方式释放时,人间只有地狱。作者以一隅窥见了人类战争中暴行的心理契因:战争教会士兵杀人是你发泄的唯一方式、敌人是你不幸的所有根源。人在其中没有意识,军方就是大脑,命令即是思考。
事实上,娃娃兵承受的不仅是生死伤残的身体幻灭,更大的不幸煎熬来自于持久的身份错乱和道德审判。到底是属于阿富汗,还是祖国?究竟是英雄还是罪犯?“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真实:不真诚利用了真诚,真诚与罪恶联系在了一起。战争本是荒诞的表演,人为地将娃娃兵人格撕裂。你很难想像如何一面破坏、杀戮,一面建设、馈赠礼物,正如你无法理解“会杀人的圣诞老人”什么模样。
苏联对战争的美化虚饰代表了一种来自高度集权政治模式下的权力话语,而作家在书中则有意嘲弄消解了这个威严宏大的声音。娃娃兵口述中的自我否定从本质上撕下了当局的一切话语基石:“这种情谊(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是不存在的”、“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把这些东西搞到手,就算大功告成,战争在士兵看来只是换取福利的代价。只有等历史过去,曾经的娃娃兵才会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孤独感。他们是一批政治的“弃儿”,历史选择了他们,最终遗弃了他们,“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
如果说《锌皮娃娃兵》记叙了国家间的现实战争,体现了人与人的残忍伤害,那么《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另一中译本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则揭示了更为深沉的人类启示和哲学思考。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智慧在于,她的创作以静制动,以不变形式穷尽题材的万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与《锌皮娃娃兵》有着极其相似的手法、主题和内蕴。她再次以熟悉的战争模式审视核灾难:它是“最可怕的战争,你无处可躲”。作者采访的灾难亲历者,既有救援人员的妻子、撤离者、安置者、医生、农民,官员、科学家等不同人群,又有妻子、丈夫、母亲、祖母等各种家庭角色。他们汇聚了不同的声音、情绪和精神状态,从而再次彰显了对话的多重复调。
核灾难反映出人与自然、科技、国家机器等抽象不可见性的紧张关系,它在更高程度上隐喻着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如果我们从古希腊追寻各种文学作品,悲剧不外乎命运、性格与社会,然而作家却悲壮书写了“科技悲剧”这一类型,其凄恻惨厉读来令人震颤。
全书因一种情感体验的历史观而成为杰作。复调手法表现为对传统权力中心独白的反抗,以多元的弱者倾诉去消解;对官僚主义无生命的强大抽象性用个体的苦难描述去拆毁。书中描绘的政府当局隐瞒维稳、胡作乱为、粗暴简单和可怜赔偿都让人联想到加缪《鼠疫》中对于极权、灾难的隐喻。
切尔诺贝利的历史并非是不断污染、死亡的简单纪录,它更是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思索。如果说昆德拉惯于描摹政治的遗忘症,那么阿列克谢耶维奇则探讨了为何遗忘。记忆在历史叙述面前往往被认为脆弱短暂、算不上知识,只是情绪的杂糅堆砌。每个受访者的苦难记忆都是极度私人化、体验化的。核灾难超越战争的残酷在于它告诉人们记忆是无用的,因为真正的恐惧已不是过去,它存于持续的未知恐惧,属于未来。
受访者的文化层次各异,叙述面向各有不同,而作家却善于以沉思的智识洞察各种精神体验、生存困境和痛苦焦虑。核灾难使原本平凡渺小的切尔诺贝利人变为了特殊生物,“瞧,这个人,来自切尔诺贝利”。这种仿佛来自耶稣和尼采的暗号,使人深感异化的痛苦。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土地、更是所有生活和作为人的可怜属性。在书中,撤离者被迫重演了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原型故事,辐射怎么能使他们负罪?每个人都在背叛与放逐中挣扎,“即使有辐射,这里依然是我的家”。“其他地方不需要我们”。当撤离者别无可去时,你会发现辐射在现实中创造了文学中的零余人。
土地当然更不能幸免,作家通过一种反讽,比附了一种鲁滨逊式的荒岛生活,对于国家机器作了辛辣批判。“我们只需要政府不要管我们”,警察的粗暴正如战时的德军,人们“晚上向上帝祷告,白天向警察乞求”。这与《锌皮娃娃兵》中的历史遗弃,何其相似。当切尔诺贝利成为被遗弃的幽冥之域,人也成为游荡的幽灵,人与土地被自我禁锢于一种不可见性之中。
而全书开篇新婚妻子对于消防员丈夫的断肠之爱,让人体会到在纪实面前,每个读者“防痛储备力”都那么脆弱。作家的残酷叙事抛出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怎么可能用爱“杀人”?当死亡以爱人的形象出现时,你选择逃避死亡,还是为爱坚守?这些痛苦的两难悖论折磨着这对新人。妻子瞒着怀孕去照看已被强烈辐射的丈夫,辐射残忍地消耗着爱情,去除着人性。但妻子突破了禁忌,亲吻、呵护给予丈夫温暖的临终关怀。你无法想象,这本身就是一则关于爱与罚的完美小说,让人心碎不已。
科技主义只是一种人类肤浅的乐观主义,它可以迅速将一个充满人性情感的英俊丈夫摧毁为“污染的原子反应器”。“那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心爱的人了”。他不是人了,这正是卡夫卡《变形记》里绝望的“物化”寓言。科技是无情的,抽象的官僚主义是冰冷的。英雄的下葬偷偷摸摸,正如杀人犯被草草了事。女儿刚出生即被“科学”检验,烧为骨灰。
阿列克谢耶维奇给我们的震撼,也许正源于口述者对于作家书写的压力。你有资格书写我们的苦难吗?你为谁而写?你写了有什么用?这一系列的反诘让作家深感困厄。因为苦难、恐惧、伤痛、不幸只会成为负担。人们努力回避、遗忘这并不光彩的历史,从不愿铭记。精神创伤是彻骨的,它让人一无所有、丧失价值、没有未来、一概不信。而我们敬佩作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揭开伤痛记忆的勇气,那种舍我其谁,发声书写的天赋使命。她反复坦诚记忆的脆弱、语言在灾难前的无力。也许正是这种对生命伤痛的谦卑,使得作品傲岸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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