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一个现代的发明

人们对过往的那种“迷人的乱世”常常抱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但如果真能穿越回过去，绝大多数人只怕很快就宁愿逃回现代社会。别的不说，在那些年代，暴力和死亡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就算你喜欢惊险刺激，毕竟也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体会吧。 的确，现代社会与过往时代相比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暴力的衰落，虽然媒体报道中充斥着各种暴力冲突的坏消息，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这不仅是说集体暴力的减少（至少在朝鲜战争以后，大国之间几乎未再爆发武装冲突），还伴随着社会生活中包括谋杀、虐待、家暴、强奸、抢劫、斗殴等各种暴力活动的下降。虽然每个国族都宣称自己热爱和平，但“和平”却并非那么理所当然，亨利•梅因爵士在一个半世纪前就说过：“战争看起来同人类一样古老，而和平是一个现代发明。”显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自己的祖先变得更善良了。这个现象需要一个解释。 斯蒂芬•平克给出的回答是：这是一系列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他所说的“平靖过程”、文明的进程、人道主义革命、二战后的长期和平、武装冲突越来越节制的“新和平”、以及战后的“权利革命”。除了这些历史进程中推动的变化之外，他着重分析了导致暴力的五种心理系统（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意识形态），认为这些都已在当代得到控制或反思，因为“暴力行为的下降，与对暴力的容忍和颂扬的减少并行一致，人们态度的变化通常起着先导作用”。只有在现代的法治社会条件下，人们才成功地树立起了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暴力永远没有正当性可言，它在任何状况下都是错的。在某种程度上，平克是对的：这的确有赖于这种信念的深入人心，战胜自发冲动的暴力念头，或通过理性辩论来证明任何将暴力美化、合理化的观念都是错的。只是他走得有点远，带着某种必胜主义（triumphalism）的论调：他把暴力衰落的历史看作是一场人性自身内部善恶决战的结果，最后，在这一心灵史乐观的线性进化顶点，“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引导我们走向合作与和平。 不难看出，在他的理解中，人们之所以放弃暴力，说到底是因为种种因素最终影响到了人的心理，使他们从内心深处觉得暴力可耻、残忍、荒谬、不可取、得不偿失或无利可图。他看来假定了人性（至少主要）是善良的，因而只要自身的认识发生变化，就会通过理性计算和自我思考走向更可取的生活形态。因此，他十分关注那种绵延数世纪的社会、文化与心理的变迁（并以详细的图表来证明存在一个线性下降的趋势），但对国家政治并无好感，然而在我看来，这可能正是他遗漏的关键因素。 他所提到的那些因素无疑都是对的，但至少在近现代时期，社会生活中的暴力之所以大幅度衰退，那与其说是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被激发了出来，倒不如说是“人性中的邪恶天使”受到了抑制——虽说谈不上相信“人性本恶”，但我宁可对其中恶的一面保持警惕。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因素是：社会中个体暴力的减少，正是因为暴力被国家所垄断了。 在早熟的中国政治中，商鞅变法时就立法禁民私斗，以达到“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目的。近代以来的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这一过程：一方面国家建立起一支坚决的警察力量，全面禁止个人决斗等社会风气并打击抢劫、谋杀、斗殴等破坏性社会暴力活动，另一方面又正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在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国家间的集体暴力又推向新的高峰。与斯蒂芬•平克所描绘的那种线性进化的乐观主义不同，在我看来其中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趋势。 霍布斯曾有个著名的假设：如果没有国家，那么每个人将陷入与他人的暴力斗争之中，因此他在《利维坦》中提出国家是限制犯罪和暴力的必要之恶。现代的自由立宪国家正是建立在对暴力的艰难驯服、并合法垄断的基础之上的。对此，阿伦特在《论暴力》中承认“霍布斯是对的，他说过：‘没有剑的契约不过是一句空话。’”相比起霍布斯的悲观，康德则更注重个人的自由，在他看来，国家的限制虽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确保人民的最大自由。两人的观点难分对错，实际上是政治学上一个永恒而难解的问题：边界究竟在哪里？因为从保守主义的观点来看，“解放”在予人自由的同时带来混乱与暴力（福山的《大断裂》某种程度上就在证明这一点）；但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任何对人自发行为的限制都越界了。 国家力量和法律的外在约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暴力本身往往是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战乱时期之所以暴力泛滥，通常正是由于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执法力量和社会秩序都荡然无存，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人人各自为战，朝不保夕。说到底，国家间战争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也在于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理论上，国家本身就是最高权利主体，没有其它实体能凌驾于其主权之上，这也是二战后为何要建立联合国这一组织的目的。但联合国本身却并没有“执法力量”，最多只能通过决议案来进行政治劝诫，试想想，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警察，每个人都觉得可以任凭自己想法行事，而杀人犯法后最后被不痛不痒地劝告几句，那是什么景象？——国际政治一贯以来正是如此。 这样说来，就有点悖论的味道：暴力的减少，竟有赖于某种以暴力威慑的更高力量存在。所谓“严刑峻法”不一定总是对的（至少许多国家已废除死刑），但它的确会增加犯罪成本，使铤而走险的暴力看起来无利可图；即便就战争这种典型的集体暴力而言，一如《暴力的衰落》一书所分析的，在如今也已显得不再是可取的政治手段，因为它的代价太大，以至于“那些想要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现在被视为罪人、狂人或疯子，而不是理想主义者、英雄或救世主”。 说实话，我们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国家立法严厉禁止和打击，仅靠社会舆论嘲讽，像决斗这样的风俗能迅速走向衰败。社会变迁往往是相当缓慢的，但一旦形成后则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约翰•加迪斯曾注意到，由于二战的残酷斗争和斯大林的统治，苏联人民“是在一种现代史上少有的残忍的文化中长大的。本身受到残忍对待的他们，许多人都不会觉得残忍对待他人有什么不对。”在许多文化中，暴力甚至是一种男性气概的表现，涉及到荣誉，像二战后也门南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部落社会中，成年男子相互射击几乎是一项全民性体育运动（见《帝国斜阳》）。暴力本身也存在某种“破窗效应”，这意味着要减少暴力，必须改造、整顿整个社会秩序，或维持住某个和平局面，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或许首先意味着建立国家秩序。 如今，暴力最为严重的社会，往往正是那些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它们共享某些特征：国家无法依靠警察力量来控制社会自发的暴力行为；暴力作为荣誉或获利的工具，仍有较高的回报，有时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缺乏法律与公正；社会年龄结构相当年轻，人均可预期寿命不长，而年轻人比例较高的社会往往更趋于暴力，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则和平得多，这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说，“暴力的减少”与其说是一个世界性趋势，倒不如说是在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发生的地方性现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理论家们最经常抨击的话题之一，就是美国社会生活中作为消遣、娱乐和幻想的暴力泛滥成灾——暴力并未消失，它更多从实质性的伤害，变成了某种资本主义文化意象。 当下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所谓“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NGO）都是社会力量的体现，并进一步激发着社会活力，但毫无疑问，像黑社会、基地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则挑战、瓦解甚至接管了一部分国家权力，如果在国家权力崩溃的环境中则更是如此，它们不仅打破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还会进一步加剧暴力泛滥的无政府状态。这些社会往往被称为“失败国家”，但它们其实只是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与其说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引导着和平进程，不如说它是现代国家所开启的和平进程的结果。 刊2015-11-8《三联生活周刊》 ---------------------------------------------------------------------------------- 勘误： p.27：圣劳伦斯应该被喜剧演员尊为保护神，他躺在烤架上对施刑者说：“这边已经熟了，转个身，来尝一口吧。”按，圣劳伦斯只是说“换一边烤” p.247：在纳粹和某些思潮背后，其共同的特性就是反启蒙运动的乌托邦主义：某些思潮=共|产|主义？ p.296：1953年之后，大国之间交战的次数为零（或者可以说是自1945年之后大国交战次数为零，因为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才被视为大国）：两处年份似弄反了 p.557：种族灭绝（genocide）、种族文化灭绝（ethnocide）：ethnocide=族群灭绝 p.831：如果将战时种族屠杀的死亡家在战斗死亡上，那么战争死亡数字更高，战争死亡为110500万，屠杀为4000万。如果将集中营死亡与和平时期的种族屠杀归为一类，那么种族屠杀的死亡更高，为8100万，战争死亡为6400万（两个数字都不包括饥荒造成的死亡）：按，第一个数字应为105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