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对历史的态度,决定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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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3 看过
承进/文
原载《经济观察报》(原标题:宫崎市定与京都学派的中国研究)

宫崎市定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是公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更是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专治东洋史,实际上中国史占了绝大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岩波书店出本了宫崎市定的全集,凡25卷,其中涉及专门的中国史的有18卷之多,研究从上古到近代,可惜绝大部分内容我国都没有翻译,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宫崎的一切研究都是日本“京都学派”观点的反映,尤其是“中国通史”的论述,深受“京都学派”中国历史分期法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谈谈这方面。

“京都学派”最著名的学问为内藤湖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以文化论为基础,将古代中国分为“上古”(上古至东汉中期)、中世(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宋至清),中间有两个过渡期(东汉中叶至西晋、唐末至五代)。宫崎市定平生所学,就是完善与巩固此理论。内藤湖南理论的依据是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政治运作方式的转变,二是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消长。宫崎的贡献是用更精密的研究以证明此两条的可靠,且在内藤理论有所不足的经济史方面加以补充。因此,尽管在授业方面,京都的另一位大师桑原骘藏对宫崎的指导更多,但宫崎真正继承的是内藤湖南衣钵。

不过,尽管内藤的理论赫赫有名,但即使在日本国内,质疑他的人也很多,如“东京学派”,二者之间的争论保持至今。而后者最为质疑的是内藤关于“中世”贵族制的说法,他们认为,所谓“贵族制”仍是皇帝掌控下的官僚制,秦汉以来并无轩轾,而内藤学说力主“皇帝受制于贵族”,是不对的。然而,双方的争论多集中在“上古”与“中世”,对于内藤近世的分期,也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分歧就不大了。而内藤对唐宋分期的理论也很自信,他从政治(贵族变独裁)、经济(有限的实物经济变为全面的货币化)、文学艺术(骈文变古文、彩绘画变黑白的山水画、贵族舞蹈变为平民杂剧)等方面来论证唐宋的变局,可谓面面俱到。宫崎对其理论的发展则是在“近世”中增加了“最近世”,即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新历史时期的开始,他的依据是比较西方的近世,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可套用中国的宋代,但文艺复兴后仍有如法国波旁王朝这样的君主专制,直至工业革命的出现,才出现“最近世”,而中国的元明清具备路易十四时期的特征,直至民国的建立,中国的工业革命才开始。至于唐宋的变局,宫崎所做的只是亦步亦趋地补充资料而已。

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制”的产生,我所学有限,不敢置喙;关于唐宋的分期,这是史家的定论,也无异议。但对于宋以后的中国“近世”,我则有不同看法。元代是第一个全面征服汉人的异族王朝,且拒不汉化,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不亚于唐宋之间的变革,后来的明、清,皆是继承元代的政治遗产,与唐宋少有关系。总之,唐、宋之间固然有变革,但宋、元之间的变革也同样不容忽视。内藤的历史分期法是建立在文化史与中西比较的基石上的,是一种宏观的大视野,那我也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方法。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由个人或家族的专制发展到民主与宪政;经济上,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国家垄断的商业,发展到依靠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关系上,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发展到独立自由的公民个体。从以上三方面看,宋代比起古代,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进步,如果唐宋变革理论是不可动摇的,那么“社会自由”也可以成为它的论据。不错,宋代的皇权是集中了,但又有哪个朝代的士大夫有如此的政治地位?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连宫崎都认为具备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元、明之后除了技术上的提高,经济体制是不是倒退呢?再有人的自由方面,从元代的“四等民”的划分到清朝的满汉分治,又哪一点继承宋朝的风气呢?

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皆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彼此促进的,汉人王朝若没有少数民族的定期融合,常常陷入腐败与堕落。也许宋代以前可以这样讲。但不容忽视的是,汉人在古代东亚的文明程度与创造力始终是最高的,例如,汉人的中原即使沦陷,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仍能创造出发达的文明,远远高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比如南宋与金,无论女真人如何努力汉化,但同时期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皆远不如南宋,如此可以推下去,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蒙古人,又打通了东西方的藩篱,但创造出的社会财富,是不是超过了宋代呢?他们所继承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辽、金制度还是宋制呢?因此,我认为京都学派分期法的“近世”理论有所缺陷,元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远远超过宋朝,而影响最大的是以征服者自居的统治之术,导致以知识分子为首的中国人自此变得驯服,使宋代好不容易摆脱门第羁绊而赋予士人的平等与自由的气息,由此被消灭了。这种气息无疑是古代式的,但却是中国真正摆脱“中世”专制社会的可贵资源。

作为日本学者,他们研究中国的好处是旁观者清,可以跳出自我美化的民族情结,站在整个东亚的角度上去审视中国历史,因此他们的客观性不容忽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对历史的感受是隔膜的。日本近代汉学的兴起,正是其“脱亚入欧”口号最响之时,而当时中国的状况,即便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这样崇拜中国文化的学者,也难免使之心怀轻视。何况日本从未被异族征服的历史,使之忽略一个习惯在奴役下保全自己的古老民族的心理变化,而日本在近代的进步,又会左右他们看待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眼光。宫崎是“晚生”,他的研究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他对中国的研究总体上是客观的。但其所宗的是“京都学派”的正统,不可能不受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其消极之处,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少数民族的缺点,我想,当年日本欲进入大陆以支配中国,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自然不会过于强调“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破坏;二是忽视对中国古代王朝在专制方面的研究,仅仅以“腐败”而概括,没有触及到“专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或许他们看来,习惯“被统治”是中国人的天性。因此。他们的研究尽管很缜密,但不能触及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他们的批判尽管很犀利(如桑原骘藏),但总流于表面,不能深入源头。

在阅读宫崎市定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以宫崎渊博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相抗的几乎没有,日本汉学的整体水平实在是令人佩服!他们有着很好的传承,从明治后开创现代史学以来,他们的第一代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就是第一流的大师,当年陈寅恪曾有诗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胡适与陈垣也感叹“今日汉学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东京”,可见当时日本学者的水平是在中国之上的。

这个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中国还没发生“文革”,许多硕学鸿儒还在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滚瓜烂熟,怎么会不如日本人呢?与宫崎市定同时代的日本史学家石田干之助,擅长介绍世界汉学动态,他曾说“东洋人的东洋研究逊西洋人一筹,不用说,西人之知识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断也未必常中肯,然而在治学方法上,东洋人所不及处甚多”,而西人方法精良,成果显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成果,就不能展开有意义的新研究的地步”。石田这段话,很精辟地点明了东西治学的差异与差距,而日本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中国,就在于更早地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方法。

日本近代的第一代史学家,多有留学欧洲的背景,深受当时流行的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辩。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史学”开始流行时,他们又很快地跟进,宫崎市定在经济史研究的突破,无疑有此痕迹。从方法上看,老一辈的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理论方面,无疑是落后与东邻的,而1949年以后的“与世隔绝”,学术就更谈不上交流了。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不同是中国的典籍他们要熟悉得多。这是因为日本的儒学传统深厚异常,朱子学、阳明学历来不逊于中国,即便是明治时期,儒家的官学私塾到处皆是,许多汉学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一样精通四书五经,只不过,他们没有科举考试而已。

在中西兼并吸收的同时,日本汉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许可以说是自己法宝。一是文献的搜集,绝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力之勤,令人咋舌;二是承袭中国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必须精于文字的训诂;三是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如东亚各族或中国的少数民族,尽量掌握其语言文字。老一代的日本汉学家,治学无一不符合以上三项,如京都派的羽田亨,精通十几门外语与古文字,不亚于陈寅恪,可见天下的聪明,并非为中国一家所尽占。这三大法宝又催生出两大强项:尤其精于北方和西域民族史,尤其精于中西的交通史,直至今日,日本汉学的人才虽不及老辈,但仍可以看出这两项的深厚积淀。至于宫崎市定,他的小学功力或不及第一代学者,但从其著作中,仍可以看出他具备相当的常识;而他自认为没有语言天赋,所学过的阿拉伯语虽不成气候,却仍具备运用英、法、中等外语的能力。

由此,我不由想起了我国史学大师的陈寅恪。若论天赋与根基,无疑是在宫崎之上,但中日学者的差距又在第二条体现出来了,就是中国学者没有日本稳定的学术环境,不能尽展其才。宫崎的学术高峰期是在二战后,而那时我国正经历连宫崎都没有预料的“大变局”,多少有才华的学者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被迫改弦更张,削足适履,去迎合当时的窠臼。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又怎能指望他们能够向宫崎一样天马行空地论述?天才又具风骨的陈寅恪,也只能“著书唯剩颂红妆”地发泄心情,他有多少学问就此而埋没在时代悲剧中呢?

真正的落后来源于不自由,就像“宋元变革”给我的启示一样。直至今天,宫崎市定的著作仍没有全面被中国大陆翻译,未必是因为它过时,而是他将中国放在世界史上加以检验而形成的观点,会让被“民族伟大”所教条的中国人感到不爽;而他参加过日军侵华的经历也会给人口实(实际上他只在上海派遣军呆了一年,没打过任何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的前言中,中国学者对宫崎的史学极尽批判谩骂,即使那个年代为保身必须如此,但搞历史的,为何不给自己的历史留点余地呢?而在海峡对岸,台湾学者倒是翻译了宫崎的《中国通史》,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民国部分全部被改写,变成了“蒋公的颂歌”。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其实决定了自己的研究水平,不如宫崎市定也就不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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