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自跋集》

松如
2015-10-30 看过
(虽然更应该发在《自跋集》的页面,不过还是放在这本新书名下,当做有关宫崎先生的小小的补充资料吧。

译本问题还有很多,请大家多多指教,鞠躬。)

1991年10月至1994年2月,岩波书店刊行《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四卷,并别卷一册。年逾九十的宫崎为每卷撰写了明白晓畅的跋文。1995年5月24日,宫崎去世。一周年忌日,岩波书店又将二十五篇跋文并自定年谱、以及砺波护的解说文结集出版。腰封宣传语曰:“从与《论语》《史记》的邂逅到诸位先贤的学问、与外国学者的交流、学界的论争,所涉话题丰富。年过九旬的著者对历史的霸气与热情丝毫不减。”内容的确畅快精彩,不论是对自身学问的回顾、总结与阐释,还是各种自由奔放的吐槽。若再加一句宣传语,可以是:“一册在手,迅速了解宫崎学问及性格”。

宫崎全集的最大特点,在于完成了其“通史”及“世界史”的构架,处处可见其发现问题的能力及卓越的通史眼光。前十七卷为中国史,其中第一、二卷为概论通史,第三至十七卷可对应其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的时代区分说。这是对内藤时代区分说的继承与再阐发,并适用于他的世界历史分期说:第一为古代都市国家的形成、解体,到古代帝国成立的时期;第二位古代帝国灭亡后,分裂倾向很强且无秩序的中世时期;第三是伴随文艺复兴,各国民众产生民族自觉、形成新文化的时期;第四是伴随产业革命的成功,世界再度面向统合之机,地域区分趋向消灭的时期。

第十八至二十卷,有关西亚史、东西交通史,可反映桑原骘藏学说的影响,以及留学法国、游历西亚对其学问的刺激。世人常将宫崎视为内藤史学的继承者,但宫崎却表示,内藤的确是天才,但兴趣太广泛,未能更专精于学术,终生不减对政治的关心,是为遗憾,自己的研究方法更接近桑原。他十五岁读初三时,学校东洋史教科书便是桑原的《中等东洋史》。本科刚毕业,桑原命他翻译乔治·雅各布的《东洋在西洋之影响》(Der Einfluss des Morgenlands auf das Abendland ,日译「西洋に於ける東洋の影響」),并未学过德语的宫崎依靠辞典逐字查阅,很痛苦地翻完。后来回忆,此书对其研究影响至大。他的工作、研究处处受到桑原的关照,感情上自然也更接近。然而,内藤对他的影响可能远大于他自己的陈述,本科时对宋史的关注、终其一生对时代区分论的论证阐发,皆可证明。不过内藤的汉学素养及对中国的感情(《内藤湖南全集》所附月报中有一段“湖南的喜恶”,极有趣:讨厌的,悟性差的蠢人、迎合大众的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的愚直道学家、细腻的日本画、岐阜提灯、侘、寂、茶汤民艺、美国的机械文明、追逐时尚者、社交舞、登山、运动、恋爱至上主义者。喜欢的,凡中国的东西皆喜欢),与宫崎确非同道。宫崎对中国的态度冷静疏离,对中国文化也无特别感情,与老一辈浸淫汉学的研究者很不一样。对中国史有兴趣,是因感到其独特的魅力,而欲探明独特之所在。“而中国近代化的同时,也失去了其独特性,埋没于世界历史。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各国民都失去了独自发展历史的可能”。中国近代化之后,当然还有独特性,只是人们往往对太近的东西本能地感到无趣,因为置身时局,更难判断,更难选择立场。

第二十卷为日本古代史,但所关心者,仍是日本与世界的联系、世界史上的日本、东洋史上的日本。他对日本古代史学界意见很大,认为自己中学以来所学习的日本史教科书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正邪的知识,认为他们受意识形态影响太深,研究视野狭窄,壁垒分明,以致此卷文章多见讽刺、不满之辞。事实上,如今不少东洋史学者也有这样的态度,甚至这也是他们最初选择东洋史的理由之一。第二十二卷为中日交流,其中,宫崎本科毕业前夕的纪行文《从上海到广东》很有意思,这是他参加文部省学生视察团,第一次到中国旅行。第一站在上海,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跟老师一起拜访了康有为,“这是我直面留名史书的大人物的最初体验”。在中国为期三十七日的旅行,虽走马观花,行程匆促,却是他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的风土文物,对其世界观产生巨大影响。第二十三、四卷为随笔,别卷为政治论集。

宫崎少年时热衷作和歌,立志当政治家,至少是政治记者,“因我出身贫乏之家,故有逆反心理,很向往繁华热闹的社会”。但后来受京大地理学出身的浅若晁建议,才考进东洋史专业。而当年的爱好与志趣,多少仍投射到日后的学问中,比如他习惯于历史分析中对比当下,也喜欢预测时局。

他在《中国史》(即201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大陆译本)第四篇《最近世史》中,畅谈民国以来的政治历史,今日读来,可凭后见之明对照其洞烛先见,耐人寻味。当然,也不乏奇巧的结论,比如将江青的失败归结于“提倡的新艺术运动将古典越改越坏,凭自己的小聪明将传统的古典故事改造得迎合新时代,所以京剧等等也变得完全无趣了。这是剥夺大众娱乐的结果”。可惜这精彩的一篇,在早年台译本中被大幅删改,面目全非,而2015年大陆译本为免纠纷,索性全从阙略。

回顾宫崎一生,深感其精力充沛,眼光敏锐。思考、著述不辍,从二十四岁到去世前不久,七十年来一直在写各种论文、随笔、普及读物。进入大学前就规划之后的研究题目,中有塞外民族思想与中国的对比,是他日后长久关注的所在。外语方面也有特长,高中时去天主教堂跟随神父学习法语,本科时学习俄语,留法时又学习阿拉伯语。重视外语,至今仍为东洋史研究室的风气。又感慨其人生际遇,虽出身普通,却自小志向明确,且善于听取前辈师友意见,善变通,少固执。虽两度投身军旅,却幸与战场擦身而过,二战结束,也得全身而返。当时死于战场或苏联收容所的研究者不在少数,如小川琢治的幼子滋树,又如内藤湖南弟子、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松浦嘉三郎(1896-1945)。

据砺波护回忆,宫崎对全集的设计,只有一点坚持,要求在书脊以简单明了的几个字概括介绍全卷内容,方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之前《桑原骘藏全集》《内藤湖南全集》都没有的。想到他从前感慨旧书市陈列的图书像卡片一样紧密排放,必须抽出打开才能看到内容,“谁都没有翻过即被旧书店主人带回去的可怜的书,也很多吧”。(《古本屋盛衰记》,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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