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从前有一个班级，班里有位甲同学，一直学习优异，门门考试都拿第一。同学佩服，老师喜欢，所有的奖状也差不多都给他一个人拿了。过了几年，班里转学来了一位乙同学，乙同学天性开朗，有独到的学习方法，外加努力和运气，时常考过甲同学也不偶然。老师的表扬和奖状多给了乙同学，当然，给甲同学依然少不了鼓励。但是，甲同学却觉得老师偏心。自从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甲同学变得固执己见，成绩难有提高，没达预期，最后考入师范。毕业当上一名老师。甲同学变成甲老师，可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他觉得要当一个好老师，不能因为孩子的成绩变化而改变态度。可巧，班上也有A同学和B同学成绩不分上下。形成了争相第一的良好势头。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当年很傻气。站在老师的视角，一个班里总会有一个第一名，至于谁是第一名，对老师来说都心平气和，因为都是自己班上的学生。老师只希望所有的学生都提高成绩。从学生心态变成老师心态，或许就是甲老师从教以来最大的收获。

    下面要说到正文，有一个美国人德里克老师，要帮我们思考一下“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中国”的问题。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受清华大学“梁启超纪念讲座”邀请，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层面的变化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这些想法收入了《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

    相比“革命时代”的中国，与“开放时代”一同到来的还有进一步的“迷失”：“1978年后，对革命历史的拒斥引发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越发清晰起来，从而对中国人思考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德里克所有思考的大背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事实上标志着之前一个“革命时代”高潮的结束。在革命时代，革命家们认为英、美同学在自己沉睡之机偷跑到前头，而阻碍这个国家保持“第一”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被传统束缚，过去的学习方法太过落后。于是他们希望通过“革去旧命，建立新命”的方式来赶超英、美。当然，这个激进的学习方式，结果不太理想。虽然自己过去的学习方式没能保住领先，但全盘破除旧法，没有提出新的方法，未能解决成绩不佳的问题。

    于是，当革命的高潮褪去后，“儒学的死亡与复活”就成了德里克关注的重点，“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反讽意味的一件事情：孔子被从博物馆中请了出来，而革命却要被放进博物馆了”。这一历史契机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起飞密不可分，那些与华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亚国家，似乎没有抛弃以儒家为代表的过去，同样实现经济的腾飞，对主流趋势的追赶。

    表面上，这个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开头的故事，翻到第后一页时被发现，“不用自宫也可成功”。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更巧合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与儒家传统以及“国学热”的出现，在节奏上似乎又有一些吻合。加上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鼓吹，这不由让人们感到怀疑，儒家和现代性之间是否真能具有一种“相关性”？更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后革命时代”向传统妥协的方式，是否根本上质疑了之前一个时代的时间方式和动机？———越回归儒家方式，就越“现代”？

    同时，这个关于学习进步的问题，被塑造成一个貌似全新的体验：究竟存在一种现代化，还是多种？中国传统是否能孕育另一条现代之路？德里克老师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这个问题有着古老的源头，来自公羊学的“华夷之辨”。将本身的世界与自身之外的世界，视作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比如所谓“中西对立”———这些偏执于这两个体系孰高孰低的观念，在今天则具体表现在当代学人对于“天下观”的满心追忆。

    德里克还发现，以最大热情参与到这场大辩论中的当代思想家，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家们，后者热衷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本着以社会科学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这个口号。他们在“革命时代”继承人们延续这个口号，则是为了尽快把本学科从“帝国主义使女”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而今的“中国化”倡导者们却似乎在无意识中，被“新儒家们”拉入了合谋的战壕。

    对此，德里克清醒地指出，“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呼声虽然在1930、1940年代看来是合理的，但是在当下却更像一种自我防御和倒退。当前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施行霸权的对象，而是国际舞台上的一名重要参与者”。因此，“将社会科学中国化或许可以舒缓民族主义的焦虑。但是，除非中国被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只有伴随着它的全球化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不应当只把‘西方’作为参照物，而是要参照全球各个社会”。

    最后，作者坦率承认，“即使中国自1970年代以来已经摒弃了革命历史，这些遗产仍然具有生命力”。因为这毕竟代表了一种对普世理想的追求。而“当下讨论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至于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个本土版本的意义，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从书中跳到题外，我们或许可以用甲同学变成甲老师的视角转变，来回答德里克的问题。诚如其所言，所谓“中西对立”并不成立，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打个比方来说，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和一个老师的关系，这个班级中有传统中国、传统印度、传统伊朗、以及传统英国、美国，而所有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现代性”老师，这个班级的学习目标，是毕业后成为现代中国、现代英国、美国。这个老师表面上和英、美同学的关系密切一些，只不过因为后者在现代性的道路上脚步更快，并不表示他们没有传统的一面，也不表示这个老师就是英、美本身。

    【更具体的例子，则体现在“中西医学”的辩论上，中国传统医学是与世界各地传统医术并列的一班同学。向现代医学的迈进，并不是向某个具体的“同学”低头，而是改变自己旧有的学习习惯，向现代医学这位共有的老师学习。这既不是件有伤尊严的事情，也不是“数典忘祖”，而是见贤思齐，因为现代医学并不是某个国家的私物，乃是全人类共享的知识。——发表版本无此段】

    从这个角度，再看如同“华夷之辨”的“中西对立”，则将传统中国与混同为“西方”的现代性截然对立起来，无论是纠结于自身传统中的“天下”，还是像某位著名作家那样身穿想象的儒服，化身祭祀的礼生。都只是强化了中国与世界的对立，仿佛题头那位甲同学，将老师与其他同学视作一伙，而将自己孤立于“一个封闭的系统”。

    说到这里，道理已经颇为明朗了。德里克向我们宣告了“对立”史观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选择权还在我们手里。是时候将“学生”的视角，转变为“老师”的视角，或许能帮助我们拥抱更大的世界，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国度。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25日 版次：GB13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10/25/content_46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