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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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3 看过
关于民主的思考
最近,因为给大一的学生上党课要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于是认真思考了民主制度。首先要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是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上上下下的共识,但是一个难东西,虽然它很好。
在现在这个时代,民主确实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捡起来的政治工具。民主的三大好处:(赵鼎新《民主的限制》)第一,在现代化的技术条件下,让精英和精英互相制约;第二,就是让整个国家变得稳定,民主是什么?就是把权和威分开,威属于国家这个共同体,或者是一个君主,你看英国君主就是这样的,威属于女王,女王永远是不犯错的,可是国家的权力呢,都掌握在那些民选的政客手里,你要是不满,你就让那个现在民选上去的政治家下台就可以了,没有人会反对一个国家,所以就让那个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变得比较平稳,那国家国泰民安嘛,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动荡,当然就好了;第三呢,就是给大家办一场大马戏,你也可以理解成为嘉年华,公民可以非常激烈的去讨论一件事,你看美国民主就是这样,他们能够讨论堕胎的合法性,持枪的合法性,这些问题每到四年一度的大选之年就在电视台上、网络上非常热闹的讨论起来,人民有了一个共同的戏剧可以看,虽然选谁不选谁其实结果都差不多,但是他毕竟让大家的那些矛盾能够经过充分的讨论形成意见市场,最后来缓解民间的矛盾。
民主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能用机械论的观点来判断一件事是黑是白是对是错,这没有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真实世界,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演化论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因为即使一个东西是好东西,你也得知其所以然,知道他的来路和发生学原理,这样这个好东西才能和我们有关。
今天一开始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记者问英国首相卡梅伦:“你怎么不像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去搞点儿民意活动向老百姓表示点儿善意?比如说到老百姓家抱抱孩子什么的。”
卡梅伦说:“我可不敢,英国老百姓多厉害啊,每次去下议院接受质询回来,我都是一脸口水。如果我胆敢跑到老百姓家去抱孩子,我都知道第二天报纸上会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标题一定是‘英国首相昨天用无耻的眼泪骗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肯定更过分,他们会写‘昨天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
你看,英国不愧有着400多年民主传统的国家,英国政治家不敢像中国台湾的有些政治家那样,玩弄民意,操弄民意,因为他们的老百姓经过了训练。
我们现在常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话没错,但我今天更想说的是,民主是个难东西,虽然它很好。
广袤的、分散的老百姓的民意,在广场上狂欢之后,还能聚集起一种意见,而且这种意见还要经过政治家的手变成公众政策,还需要一个长期的驯化过程,对,没错,我用了“驯化”这个词,民意需要驯化!
不信的话,我们来做一道选择题好了,假设你的面前现在摆了三个政治家,我告诉你他们的基本情况。
第一个人有点儿迷信,决策的时候经常要请教一些算命先生,而且这个人有婚外情,自己还是个老酒鬼,抽烟也没什么节制。
第二个人上大学的时候吸过鸦片,被他的老板开出过两次,自己是个老烟鬼,还是个酒鬼。
而第三个人是个战斗英雄,平生不近女色,也不蓄私产。
就这么三个人,你说你选谁?我告诉你谜底:第一个人是罗斯福,第二个人是丘吉尔,而第三个人是希特勒。
没错,我们现在都说希特勒独裁专制,但是他的独裁专制可不是枪杆子里出的政权,不是靠暴力,他上台可是老百姓用选票,一票一票把他投上去的。
当然这个投票结果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希特勒当时的政绩,除了经济上的成就,他还做到了连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都没有完成的事情,那就是彻底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他先后合并了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接着撕毁《凡尔赛和约》,进军莱茵区等等,所有这些都一次一次的满足了德意志民族的愿望。只不过他们不知道,仅仅六年后,也就是1939年,就是这个人,把他们彻底带入了一个民族的噩梦。
民意做决定,是不是一个稳当的方法?这是政治学上一个非常难的话题。美国有两个经济学者,一个叫布坎南,一个叫塔洛克,他们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
这个理论其实讲起来也很简单。举个例子,一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组织投票,决定把小区的房子刷成什么颜色,红色或者白色或者绿色。好!那你觉得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投票吗?其实不会。因为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红色,但是他知道红色是不可能赢的,因为喜欢红色的人太少,但是他极端讨厌绿色,那怎么办?他最理性的方式就是把票投给白色,因为至少不是绿色,他可以接受白色。所以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是白色赢,那你觉得它真的代表了民意吗?
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制度的一种破拆。所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而投出来的结果,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其实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民意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民意往往是非常简单的。
就像法国人勒庞写的那本书《乌合之众》所说,广场上欢呼的那些老百姓,是一群非常简单的动物,他们只能接受一个非常简单的情绪,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
在微博上也是如此,比如民意调查大家喜不喜欢任志强,有敌人非常喜欢,有的人则对他破口大骂,通常公众的民意只能表现为这样两种非常极端的判断。
我们在做公共政策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问老百姓,我们立法保护水资源好不好啊?一听要保护水资源,老百姓说好啊,当然好啊!但是你知道,一旦立法保护水资源,这后面要付出多少成本,老百姓是不会算的。比如说,水电站我们就不要建了。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多用煤啊。你要保护水资源,那你的管道等等相关的维护费用就会提高啊。这些费用成本和代价,老百姓在投票的那一刹那他们是不会去计算的。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的两个结论:第一,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第二,只要在民主制度下,政府一定会找到玩弄民意的空间。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是个难东西,要驯化民意,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制度设计过程,所以民主建设我们需要耐心。
当然,随着民意、民主的进步、成熟,民众的选择会越来越成熟和自我完善。
西方人也许是有幸的,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几次民意的教训,比如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投票判了死刑,比如公元33年在耶路撒冷耶稣被一帮暴民判了死刑。西方人知道民意是需要驯化的。对于正在建设民主的我们来说,是否也该思考这个问题呢?
不负责任的民意: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法国“开心辞典”的故事吧。前几年法国有一档类似《谁能成为百万富翁》的电视节目,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一溜问题下来,你如果答对每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百万欧元,答错任何一道你就完蛋。
有一个选手叫亨利,这家伙非常聪明,一路过关斩将,杀到最后一道题,眼看就快够着一百万欧元的大奖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星球是围绕地球转的?”
亨利这么聪明一个人,突然在现场就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按照大赛的规则,这时候他有三个选择:第一打电话问朋友,第二请现场观众投票,第三去除一个错误答案。我们这个亨利先生选择了请现场观众投票。当时这个问题有几个选项:第一太阳,第二月亮,第三金星,第四火星。
现场投票的结果是56%的法国观众投给了太阳,2%的人投给了火星。最后这个亨利先生当然就选了太阳,结果跟这一百万欧元擦肩而过。。
大家也许会说法国人的水平太差了,居然不知道月亮围绕地球转?调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法国民族追求公平正义。一个笨蛋,笨到了连什么星球围绕地球转都不知道,凭什么要给他一百万欧元?所以现场观众基本上是以恶作剧起哄的心态,把票投给了太阳。
这也是民意。社会心理学调查发现,如果美国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会认为,帮别人挣钱是件好事,所以都会给他正确的答案。而俄罗斯人则相反,他们都会捣乱,给你一个错误的答案。法国人民则要求公正,不会让一个笨蛋挣到钱。
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对待民意也要有一份警惕,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周边人的意见暗藏着一种恶意。
民意有时候不仅不理智,还不负责任,甚至暗藏恶意。
前几年中国有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孩子叫李启明,在河北大学撞了一个人之后,非常嚣张的喊出:“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就这么流行起来,在一次俄罗斯人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中,还曾打出“我爸是李刚,普京算个屁”的口号。
但事后经过记者的反复调查发现,这个孩子没有用那样的态度说过这句话,至少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说过那段话。但是民意就这样发生了,一个人就这样背负了不白之冤,而且永远没有纠正的机会。
这样的民意我们何处去告它,何处去投诉它呢?
所以,在此我们必须要从民主的起源说起。它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叶,那前半页在干嘛?整个古希腊都在跟波斯打架,这就是著名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的时候,整个古希腊的地盘上就出现了两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和20世纪的历史一对比,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这斯巴达有点像苏联,他的陆军实力天下无敌,但是经济水平差点意思,因为他是一个农耕为主的国家。而雅典呢?就有点像美国了,他的经济实力非常好。但是要说军事实力呢?至少在陆军上,跟斯巴达差的很远,虽然海军不错。而且双方跟美苏一样,都搞出了一个小兄弟集团,美国不是搞了个北约吗?苏联不是拼了个华约吗?当年的雅典搞出了个提洛同盟,而斯巴达呢,搞出了一个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两个集团必有一战。
虽然这两段历史刚开始的历史格局是类似的,但是各自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后,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你看,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他也有一场冷战,他也是两大集团之间的对峙,最后谁赢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赢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输了,到了1992年的时候,冷战结束,美国人就开始得意洋洋的总结历史教训,说我们赢就赢在我们拥有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个结论好像当时看是对的,包括当时一个著名的政治学者,现在也很有名,叫福山,他就写了一本书来呼应这个结论,叫《历史的终结》,这书啥意思呢?并不是说人类历史到这里就到此为止,而是说人类政治制度经过一万年的演化,现在看来他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应该进入垃圾堆,只有自由民主制度经过历史和战火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再也没有政治制度可以比自由民主更完美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政治制度再也不能往前了。
又过了几十年了,我们再回头去看福山这个结论,觉得他太自大了,比如说互联网出现以后,人类的政治制度一定会继续往前演进,现在的西方政治学界已经提出了所谓的后民主问题。
现在民主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了,即使像北朝鲜那样的国家,他的国名叫什么?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也认可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回望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这个阶段,我们忽然会发现,好像民主也没那么好,对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和我们刚刚看到的冷战,截然相反,谁赢了?是以寡头专制政治制度著名的斯巴达及其小兄弟集团赢了,而搞民主制度的雅典和他的小集团输了,民主他既然这么好,他怎么会输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的根本意义所在。
公元前509年的古希腊的雅典城邦,雅典这个时候搞民主是由一个人发起的,叫克利斯提尼,这个人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其他记载都不存在,就记载了他搞了什么样的民主改革,而且搞完改革之后,这个人到哪去了,是怎么死的,一概不知,好像就是上帝派下来的,就专门来设计这一套民主制度的这么一个人。到了公元前509年,他就搞了一次叫民主改革,说既然僭主制大家都不喜欢,那这样吧,我们听大家的,请注意,这个思想特别特殊,因为人类集群进行协作,里面自然是有菁英,有傻帽,对吧?那应该听谁的呢?当然是应该听精英的,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这好像是一个天理应然的机构,但是为什么要听所有人的,甭管是精英还是傻帽,他都有一票投票权。那个克利斯提尼当时就搞了一些改革,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执政官大家选,但是选完之后,但是选完之后,这个人不能连任,你只能干一年,说白了,你想靠时间来累积自己的权威、树立自己的党羽,门儿都没有,一年之后你就下台;第二呢,搞出一个叫五百人大会,这五百人大会,其实就是一个常务委员会,他其实就是要组织全体雅典公民搞的公民大会,那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执政机关,可是公民大会你猜有多少人?有五六万人,一个星期,五六万人要在一起开一次会。那平时审判一些案件要怎么办呢?就是从全体的五六万人当中,再 选出五六千人,去组成一个法庭,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个案件的审判,来决定要不要把一个犯人给弄死,是这么一个很奇葩的现象。
那请问,如果全是这样一种乌合之众的状态,那政治家怎么办?那些精英的声音怎么释放出来?包括克利斯提尼他就是一个政治家,他总得给自己搞出一个职位吧?于是他弄出了一个十将军制,就是选出十个将军,他们表面上是军队的领导人,其实对政治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请注意,将军和执政官不一样,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十个将军,其实是雅典民主时代的执政官,或者说领导人的那个角色。但是这种领导人会不会时间一长,他累积了自己的权威,召集了自己的党羽,最后又变回到民主改革前的僭主制呢?为了防范这个,克利斯提尼就发明了一个非常天才的制度,叫陶片放逐法。雅典人每年要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每个人呢要在陶片上写上一个人的名字,最后一统计,如果最后发现,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在这些小片片上出现六千次以上,那对不起,二话不说,没有任何申辩机会,立即把你从雅典驱逐出去,这一放逐,时间就是五到十年不等。那请问,什么样的人名字会出现在这个小片片上呢?是那些功勋卓著,有威望有魅力讨大家喜欢的人。因为所有的雅典公民都知道,我们的民主制度来之不易,我们要保卫他,那最有可能搞专制统治就是这些有功勋的人,现在把你放逐出去,当年的党羽已经散去,认识你的人现在也不认识你了,黄花菜都凉了,你就再也不可能搞君主专制了。陶片放逐法虽然在情理上有点说不过去,但是他有效的制约了专制制度出现的苗头。
所以克利斯提尼给雅典设计的这套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非常巧妙的,首先在原则上,你得先承认主权在民,雅典城邦的大事小情,都是由全体公民共同决策来决定的,第二,精英你不是要发挥作用吗?给你留下了位置和发言的空间啊。第三,如果这些精英中某一个人胆敢妄想成为独裁者,对不起,用陶片放逐法来封死你的上升空间,这种彼此制衡的制度和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在结构上稍微粗糙了一些嘛!
所以一个设计非常精妙的民主制度,就在公元前509年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那请问他有没有起作用呢?换句话说,他有没有让雅典变得更加兴旺和富裕呢?这就要靠实践来检验了。这就要说道古雅典的真实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
那雅典这边的领导人就更为明智这个人叫伯里克利,这个人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就看到过,是古希腊最著名、最明智的一个政治家,他知道跟斯巴达必有一战,所以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三样准备。第一样呢,就是跟斯巴达签合约,说我们三十年,我们之间不打仗,就是要拖时间。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准备钱了,伯里克利把在提洛岛上存了一笔和斯巴达必有一战的战争储备金。第三件事情是伯里克利围绕着雅典建了一座长长的雅典卫城,你现在到雅典旅游还可以看到雅典卫城的遗址,说白了就是一个固若金汤的乌龟壳。在伯里克利看来,雅典的安全已经高枕无忧。
老大的悲剧就在于,有的时候你不想大家,但是小弟会给你惹事,你对小弟又负有保护的责任。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德国之间打仗,他是为了塞尔维亚;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向希特勒宣战,不是为了一个波兰吗?他们自己何尝想打架?一模一样的情况就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雅典,斯巴达和雅典的小弟果然就因为一些小事将战火烧到了两个老大的身上,他们终于不得不兵戎相见了。伯里克利心想,你们来打,我躲进卫城就是了。所以他又做了三件事,第一,把所有的雅典人民坚壁清野,全部迁进了卫城;第二件事情呢,就利用雅典的海军,四处去骚扰斯巴达的那些盟邦,我让你这个老大当的没有面子;那第三件事情呢,我就坐在这儿等,我坐在城楼观风景,因为我在提洛岛有钱,我不怕跟你耗。
所以斯巴达就重装步兵在雅典城下驻扎,但是拿这个伯里克利就没有办法。所以你看伯里克利这个人就很厉害,斯巴达的很多行为他早就算到了,而且早已做好准备。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伯罗奔尼撒战争怎么打的起来呢?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雅典简直就是胜券在握嘛。可是你不要忘了,雅典不是专制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这关键时刻就在伯里克利背后捅上了那么一刀子。
雅典既有钱,又有卫城的保护,他就可以启动一个战略,叫持久战。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这么对付日本鬼子的啊,我就耗你斯巴达嘛,一直耗到你油尽灯枯的程度,而我雅典不必折损一兵一卒,就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所以,伯里克利他作为雅典的领导人,如果他是一个君主的话,也就是说他握有全部的权力和威望,可以把这套战略执行到底的话,那最终的胜利肯定就属于雅典。但是,可惜啊,伯里克利不是我们中国人熟知意义上的那个君主,你是一个民主政体选出来的执政者,那整个民主制度就会给你营造出一个局势,什么局势,就是你有明摆着的政敌,伯里克利是古希腊最出色的演说家,那演说词写的真好啊,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他的演说词,那你的政敌他也有三寸不烂之舌,他也可以去动员自己的选票,而且他可以在同一个会场跟你当面锣对面鼓的对着看,你别看你伯里克利是一个老的政治家,你照样会出现政敌,果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叫克里昂,克里昂这个人,说白了,很多人看不起,祖上是暴发户,而且做的是皮革生意,就是一个臭皮匠,尤其这个人性格又特别粗鲁,讲话声音又特别大,经常对一些受尊重的人出言不逊,但是在很多方面找伯里克利的麻烦。两个人在很多方面政策很不一致,但是伯里克利口才又好,将事情论情论理,所以克里昂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斯巴达人的军队在城下日久之后,情势渐渐的就发生了变化。你看,至少有两方面的变化。第一,很多从城外迁到雅典卫城的那些农民,趴在墙头上一看,哎哟,我家的粮田都在被斯巴达的军人糟蹋,心里就心疼,那第二种情况呢,因为雅典城里的人口多,它就难免会爆发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甚至是大型的瘟疫。那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攻击伯里克利,把人都迁到城里来,所以爆发了大型瘟疫,而且你是一个胆小鬼,你不敢出战,你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就是他的政敌克里昂,原来是辩不过伯里克利,现在抓住了这两个小辫子,抓住一切机会攻击伯里克利。虽然伯里克利很有威望,雅典公民对他也足够信任,但是那又怎样呢?你总听过一句话吧,叫名花虽有主,有人松松土,时间一长,雅典公民对他的不满战略也在升温,因为这套战略是你定的啊,现在这个城外的局面又无出头之日,城里又不断的在死人,这个情况我们不赖你伯里克利我们赖谁呢?虽然我们在理智上觉得,虽然你现在做的也是对的,但是毕竟这个后果酿成了,我们只能把一腔怨气发在你头上。所以这个情绪一旦被克里昂把握住之后,他马上就干了一件事情,居然以贪污罪把伯里克利告上了法庭,虽然贪污这种事情子虚乌有,捕风捉影。但是当时雅典的法庭我们前面也交代过,那可是五六千人的法庭,那里面有什么程序正义可言,所以大家情绪的发泄,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判决结果,最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居然判了伯里克利一笔罚款。虽然罚款这种判罚并不是很重,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国家领导人来说,你不觉得不公平吗?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伯里克利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我的政治威望大势已去,所以后来忧愤交加,就死在了这场瘟疫当中。
那这个顶梁柱一死,克里昂作为政敌,是不是就应该党政,对啊,民主逻辑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前面一个政敌干掉了,那干掉他的人就应该接班,可是克里昂这样的人他哪有能力执政呢?尤其望着后面黑压压的一片斯巴达军队,他有胆量出去跟人家打仗吗?但是由于他不断的攻击伯里克利是胆小鬼,因此他在执政之后,就必须做出一些行为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的表示,可是又不敢打仗,后来就想,我要不就屠杀斯巴达的那些小兄弟盟邦,后来发现这个也惹不起。那怎么办呢?我杀自己人总可以吧?显得我很勇敢,所以后来雅典的一个小兄弟可能是要叛乱,克里昂居然鼓动整个公民大会,让这整个城邦全部被灭族,就是我要屠杀自己人,给所有想要叛乱我雅典的人立一个榜样,背叛我雅典就是这个下场。请问,这不是胡来吗?当然了,民主政体最后也没有放过克里昂,最后,雅典的公民说,你勇敢,你干脆带兵出城和斯巴达人作战算了,可是,他是一个皮匠,他哪会带兵打仗呢?果然,他被逼无奈出城作战,不仅自己战死,而且带出城的雅典士兵也是全军覆没。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个阶段,雅典吃了大亏。
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民主政体在他的幼弱时期,其实是有缺陷的,就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对这个国家负责。你看,君主制有万般不好,它有一样好处,就是国王对这个国家是真负责任,因为这个国家是他的私有财产嘛!可是民主政治里的那些政客,他做的所有事情,讲的所有话,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上台,所以他就可以喊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激进口号,做出各种不负责的承诺,只要我上台就可以,而他自己又被这个逻辑绑定。所以到最后选出来的,往往恰恰是大坏蛋。所以德国人民当时把希特勒选出来,那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那几乎是幼弱民主的必然结果,所以台湾的李敖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是民主,就是两筐烂苹果,逼得我非要选一筐,你说我多为难。对呀,没有人真正对这个国家负责任,这是坏民主的典型特征。听到这,你也许会不同意,民主政治难道不会出现那种负责任的政治家吗?他们靠自己伟大的理想,正确的战略,带领人民向前走。确实我们得承认,这样的人会存在,他们的初衷也许很不坏,但那有什么用呢?因为民主是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内在机制如果出了问题,任何人,任何主张一旦进入,马上就会被扭曲,甚至走到一种荒谬的结局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阶段,在雅典政坛上果然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老一代政治家伯里克利、克里昂都死了,那下一代政治家马上就会冒头出来,而且一出来就是一对,他们互为政敌,这一个人叫尼基阿斯,另外一个人叫亚西比德,这两个人名你都不必记了。你只需要知道,尼基阿斯是和平派,我们不要打仗,为了雅典的福祉。亚西比德是一个战斗派,我们就是要跟斯巴达死磕,也是为了雅典的福祉。那他们究竟谁对谁错呢?这个真不好说,没准他们的初衷都很好,他们的战略如果执行到底的话,都是雅典城邦的福气,但问题是不行,谁也不能真正做主,你们得成对出现在五百人大会和公民大会上,互相辩论,说服大伙。说的好听叫说服,说的不好听就是煽动。你想五六万人的公民大会,你要想让大家信服你的观点,有的时候就是得使用一些小技巧小手段,这不就是目的的扭曲吗?你看,尼基阿斯是和平派,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就是造神,他自己非常有钱,所以就在雅典四处捐赠神庙,造神像,他干了一件最大手笔的事情,就是从雅典到提洛岛建了一座浮桥,那是一个多大的工程,花多少钱?然后天天在雅典组织一些公民旅游观光,过浮桥到提洛岛上观看我造的阿波罗神像,他搞这一套来说服大家来接受他的主张。那他的对立面亚西比德呢?人家也很有钱,也可以花大把的银子作秀,只不过赞助方向就不一样了。你不是造神像呼吁和平吗?那我就赞助运动会来呼吁战争。我们都知道,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身就是当时希腊的古典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亚西比德出手阔绰的很,一次出手居然就赞助了7辆马车,那时候养马养车都很贵的,但是没关系,我为了政治博弈,我舍得。最后在那次运动会上,居然这7辆马车包揽了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这潜台词也很明显啊,就是我们雅典人在体育场上是好样的,在战场上我们一样是孔武有力,和斯巴达人有一战之力。在雅典的政坛上,当时就同时上演了这样两场好戏,可把雅典人民都看傻了眼了,这也好,那也好。最后大家一商量,居然做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首先打仗,因为亚西比德的声音喊的比较高,而且看来我们确实能打仗,但是谁带兵打仗呢?让尼基阿斯带兵打仗,为什么呢?你不是造神庙吗?这神肯定保护你啊!你想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结论啊,居然让一个和平派去带兵打仗,这尼基阿斯心下叫苦啊,我不想打仗啊,于是他就想了一个鬼主意,这又是一个行为被扭曲的典型例证,他居然在公民大会上提议,征兵,倾全国之力去打这一仗。他本来想用这样一个高价码把头脑发热的公民吓退了算了,结果这个提议居然通过了,所以当时雅典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居然倾全国之力去远征西西里岛,去打斯巴达的一个小兄弟,你想,那么远,而且国内已经很空虚,居然就靠这么一个不情不愿的将领,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同时上了战场,那最后能有什么好结果呢?那当然这场战争的过程非常复杂了,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尼基阿斯这个人的表现,他是一个和平派嘛,可是他知道,如果他不打这一仗的话,回去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他没准会被判死刑的,于是他在不想打也明知道打不过的情况下,居然就发动了一场大决战,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全军覆没了,尼基阿斯也死在这场战斗中,有七千个雅典士兵最后被斯巴达卖为奴隶,这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从此一蹶不振。
尼基阿斯这个人的命运,其实典型的诠释了我刚刚的那句话,就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哪怕他抱有良好的初衷和完整的战略,但是没有用啊,这个场域会让他不断扭曲,他是一根和平派,对吧?但是他不得不靠那些造神庙,那些歪门邪道来推销自己的主张,等他被逼上战场的时候,他不得不加码来试图吓阻对方,结果反而弄巧成拙;在战场上,他又不情不愿,不能把战斗执行到底,但是到最后时候,他反而扮演了一个赌徒的角色,把所有的本钱都押到了赌台上,最后全部输掉,所以这不是扭曲,什么是扭曲呢?当然,尼基阿斯还算是一个正经的政治家,但是雅典这么一闹之后,所有的正经政治家都完蛋了,最后民主政体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闹剧,甚至是暴政。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你知道亚西比德最后的下场吗?亚西比德居然在战场上叛逃到斯巴达那儿了。你说这个人不是主战派吗?最后怎么成了投降派呢?是因为亚西比德带兵出仗的时候,雅典公民发现城内一个神像的小鸡鸡不见了,这在雅典公民看来可是天大的事,这在雅典公民看来可是天大的事,他们想来想去,觉得这个事只能是亚西比德干的,所以居然把一个带兵在远方打仗的将领要召回来,而且明告诉他,召回来就要判他死刑,那你说亚西比德能回来吗?肯定就叛逃了,所以就投入了斯巴达阵营那一边,后来他是带着斯巴达军队反过来打雅典,暴民的政治判断力就是这么差。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半段,雅典的海军当时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一次打完海战之后,风浪滔天,雅典海军的将军们就没来得及给阵亡士兵收尸,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收,但是战场上的事情谁能说的好呢?但是这件事情回到雅典的公民大会上,那可就不得了了,那帮暴民冲昏头脑,居然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把海军剩下的唯一的能打仗的八个将领,要全部处死。当然这委员会里面也有明白人,大家说不能这么干吧,国家正在打仗,用人之际,但是公民大会居然威胁,你们要是不把他们处死,你们一块处死,到最后呢,这委员会里面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谁呀,就是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自己也没有逃得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他自己也被公民大会用投票的方法给处死掉了。你想一个城邦,居然在战争期间,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军队,将领和功臣,用那样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政治家,他不灭亡谁灭亡?所以到了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军队攻陷了雅典,勒令雅典人拆除了自己的城防,偌大的雅典帝国就此衰亡。
我们今天讲这么多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故事,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看起来那么完美,那么正确的民主制度,在他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混账呢?
那最早的这个思想源头,就是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苏格拉底,他就经常在雅典的街头拦住年轻人,说我们怎么能让那些暴民统治我们呢?他们是一群很愚蠢的人,后来他就是因为老说这种话被判了死刑,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柏拉图,柏拉图写过西方历史上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叫《理想国》,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什么,是哲学王,就是那些又聪明,又精英,又负责任的人,来当国王,来统治国家,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那民主是什么呢?跟暴君制是一起的,是最坏的政治制度,如果是暴君,他也很可恶,但至少我们可以推翻他,但如果遍地是暴民,我们能拿他怎么办呢?
但是如果我们回望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这个阶段,我们忽然会发现,好像民主也没那么好,对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和我们刚刚看到的冷战,截然相反,谁赢了?是以寡头专制政治制度著名的斯巴达及其小兄弟集团赢了,而搞民主制度的雅典和他的小集团输了,民主他既然这么好,他怎么会输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的根本意义所在。
美国总统制其实是一个君主制的翻版,只不过他不能世袭而已嘛!今天我们经常把民主和共和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 ,啥叫共和啊,共和指的仍然是贵族,精英,甚至是寡头们的统治,只不过这个职位不能世袭而已,而民主呢?指的是一人一票,老百姓做主,对于当时的国父们、精英们说,怎么能让那么愚蠢的人做主呢?美国人搞民主,就是切香肠一样,一点点的放出来的,真正的黄金民主,也不到100年的时间,英国人也是,一点点的改变,今天下议院多几个名额,明天上议院做点改变,是一点点来的?
那请问民主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首先在横向上,把民主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变得极小极小,比如说,在今天的美国,你能说在广场上大家一投票,把巴菲特他们家的钱给分了吗?你能说在广场上一声喊把搞小三的克林顿给处死吗?当然不行,现在的宪法是以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和财产自由为基本前提的,真正民主能决定的事情有多少呢?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纵向上,虽然一人一票,但是你的意志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哪怕是一个州一个县的政治意志,他都要通过代议制,你先得选出一个代表你发言的精英,他不是普通的暴民或者说普通的愚昧的民众,这种转化非常重要,比如美国总统的选举,四年让你选一次,选完你可就还不下来了,人家只要不是大奸大恶你是换不下来的,所以这也隔绝了底层暴民的情绪的 向上的传达。
所以说白了,民主是什么?民主已经经过这种横向和纵向上的切割,已经变成只有一丢丢的带有象征意义上的权力了。民主的小时候,我们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是一个极其狂暴和野蛮的东西,但是西方人经过上千年的思考,通过上百年的实践,逐渐把这个非常野性的东西驯化了,所以我们都以为民主是驯化那些精英,驯化那些君主们,错,民主本身就在被驯化。我们之前说过,民意是一个需要驯化的东西。现在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人们不是由负责任的公民构成,如果人民的力量没有经过法制的平衡和束缚,那么人民很可能还会变成洪水猛兽。法律其实一直是在民意和公正之间的夹缝当中生存。你不要以为民意就是公正,民意变成公正是需要经过很好的制度设计的。
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大致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的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顶的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家佩奇和萨皮罗花了一整本书(《理性的公众》)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有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能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臭皮匠本质上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的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赋予观念的多样性。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的多。民主的真谛在于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这才是民主的要义。
今天关于民主的话题,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民主是好东西,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是民意是需要驯化的,民意变成公正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其次,希望大家作为一个大学生,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以一种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具备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以极端的态度对待,我们要学会用一种演化论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知道他的来路和发生学原理,这样这个好东西才能与我们相关,并为我们所用。
我们当代大学生甚至是整个社会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横向去看我们当今的社会,我认为大家思维模式上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也是两个极端:一种是把凡事抬杠顶牛当成独立思考。无论你说什么,他都急急忙忙叫一句:不对!应该是这样……可你听半晌,到底应该是哪样,他却是连话都讲不明白。另外一种则是人云亦云,听A说一下,点点头,嗯,很有道理,再听B论辩一下,嗯,貌似也无可厚非。这种人不善于去思考,而只愿意接受现成的结论,极易被洗脑,因此也极易被政治家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企业家商家所利用而不知。纵观社会中各种现象,微博、微信中的各种热点话题,比如民意调查大家是否推崇中医,有的人非常喜欢,有的人则嗤之以鼻,通常公众的民意只能表现为这两种非常极端的判断。比如说面对日趋激烈的价格战,有的人不经过思考就极力反对,认为价格战导致企业入不敷出和职工下岗。但是深入思考一下呢?企业入不敷出和职工下岗,不是价格战造成的,而是当初企业投产的决策造成的,或是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的,是当初不该引进那么多的电视机生产线,不该买那么多飞机,不该盖那么多电影院。早在当初拍板和动工的时候,亏损就已经形成了,只是亏损暴露的时间滞后了而已。我们知道,生产线一旦安装妥当,飞机一旦买回来,电影院一旦盖好,就全都成了“沉没成本”,就追悔莫及了。到这个地步,企业便只能要求维持工人的工资,而不能要求连“沉没成本”也收回了。所以“低于成本销售”的现象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这种价格战,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彩电、机票、电影票还不降价,那么顾客就更少,企业的收入就更低!如果投资过剩,要收回“沉没成本”就没有指望,那是泼出去的水。但幸好还可以打价格战,企业还能增加一点收入,多养活一些工人。不要责怪价格战。价格战不仅不是职工下岗的原因,反而是减少失业的合理措施。
我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该是社会的精英,而不应该是普通的暴民或者愚昧的民众,面对一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是简单的以机械论的观点去判断是黑是白是对是错,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要用一种演化论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并知其所以然,知道他的来路和发生学原理,这个事物或者思维模式才能为我们所用,而遇事只是简单粗暴的无端谩骂或捍卫这有失我们大学生的水准。建议大家学点经济学,挣钱不会更容易,但要骗你肯定更难了。
一个不善于提问的人是不会成为优秀的批判性思维者,答案不能推动思维的发展,真正能推动思维发展的是问题。不过大部分同学提出的问题都不是能刺激大脑思考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他的大脑充满惰性的问题。他们提问只是需要一个“一针见血”的答案,而不是好的思考过程。
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大致需要五个步骤:第一步:抛弃结论和成见,只要事实。第二步,定义问题。去掉情绪化,让问题具体而明确。第三步,假设性思考。第四步,反向推证。找到反面的材料证据,做正反两方面的资料比对。第五步,小组讨论。
经过这种训练的孩子,思维会特别缜密。他们与人交流时,知道规则,会认真倾听,一旦发现自己思虑不足,就会立即把你的指正补充进去;绝不会死抬杠不认输,更不会认为是你跟他过不去,从此视为仇人,因为他们是很认真的提升自己。经过这种训练的孩子,脑子会很清醒,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现成的结论,抗洗脑能力强,想要欺骗他们很难。
独立思考不是不犯错误,但不会让你泥陷于错误这种,让你反复在一个泥坑里跌倒。
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生活的特别轻松自在,这只是因为他们总能适时避过陷阱,找到最适宜于自己的人生。
我见过最狡猾、也最简单的骗子医疗广告:“通知:新到一批治疗老年腰腿痛的特效药。”刊登在某正经报纸上,据说效果很好。其实,仅仅是里面“通知”两个字就够了。它足够唤起一代人对于权威号令的无意识屈从。独立思考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我认为这个对大家来说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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