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隐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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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5 看过
正如桑塔格写道:“我写该书的目的是减轻不必要的痛苦”,也如尼采在《曙光》中所言:“想一想疾病吧,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的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认为,这样的痛苦很是厉害!它大得很呐。”疾病本身仅仅是一种生理的病变,但从有了疾病开始,每一种不同的病症都背负着不同的隐喻。
“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以他物之名言此物。”一些隐喻是借用了类似特性的联想,它们可以使鼓舞人心的,抚平创伤的,却也可以是使病者更陷入深渊的。语言即是一种疾病。当我们面对他人疾病的时候,是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姿态去接纳它,怎样去阐释它;而当我们面对自身的疾病时,我们该怎样去了解疾病本身,怎样去调节内心,正视这自身的病变呢?
这本书在某些方面给我了答案。十九世纪浪漫派给予了结核病以精神的升华之隐喻,因其病理特征是符合这一群体审美要求的——面色潮红,精力充沛,而又忧郁多愁善感。结核病不再是一个人人唾之远之的传染病,而在某些特定群体中转变了角色,成为一种不可说傲人但也算“迷人特质”的一种疾病。
叔本华的“意志显示自身为有机体”,代表了疾病也是一种意志体现的隐喻。癌症往往被认定为意志的薄弱,或是自身诸器官反叛失控的体现,它不再单纯是生理的病变,而是心理功能的不正常。背负这这层隐喻,癌症患者总是莫名地被划分到一个人格不健全,心理状态不健康的群体。由于真正导致癌症的病因并没有被查证,这样的隐喻伤害还仅仅是对癌症患者的众多伤害的一部分。而结核病显得要自由更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多,它显示为一种自控——与癌症的失控相对。患者因患结核病的契机,而是本来就特别的个人特质加力升华和控制,显现更张扬的情欲,使人变得更加“有趣”。
由于导致癌症病因的不确定,众多观者总是予以癌症患者病因的推测。——如个人意志的消沉、或是因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癌症的蔑视。“那种把癌症当做是因表达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的观点,把罪归咎于癌症患者,它聊表同情之心,却也同时传达出轻蔑之心。”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癌症的病因以及治疗手段都将被不断的了解和开心,关于癌症的隐喻也会逐渐地消减。
疾病同样也是现代生活与政治隐喻的一面。在现代生活中,疾病征兆的出现往往暗示着生活环境与习惯已经处于一种不再适宜居住或保持的临界点,于是之于结核病流行的早期,有人呼吁走出城市,回到自然中,疾病方可痊愈。这也是对病因不了解产生的谬误,却另一方面暗示这借疾病这一症状,人们反思着现代生活对人类自身的伤害。而在政治隐喻方面,一个不可挽回或是重大的疾病往往被比喻成癌症:如希特勒在二战中就将犹太人比作癌症—一个不得不切除消灭的毒瘤。这样借用癌症地隐喻来鼓舞战争,的确具有令人疯狂的效应。但对于癌症本身来说,却加重了此疾病的代表意义上的严重性,使得癌症患者又一次背负了一层枷锁。
对于一些传播性的疾病,如梅毒和艾滋病,具有的隐喻是于癌症截然不同的。它们都是不安全性生活的附属物,这些病患从一诊断出病症时,就背负著“放荡者”的名义。艾滋病更令人疏远的是,它还是一种性试验的产物,一种不被世俗认可的两性关系的尝试。于是,这一种病还具有社会批判的意味。
疾病本身并不是灾难,重要是如何去受难,如何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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